《奴工島》:繳了16萬仲介費來台,為什麼會落到非法工作的境地?

《奴工島》:繳了16萬仲介費來台,為什麼會落到非法工作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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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是台灣政府為了管控移工的數量和分布,一個蘿蔔一個坑地把移工綁死在工作崗位上。政府需要這些廉價勞動力,卻不想管理,於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仲介就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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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姜雯

上帝遇到體制

如果要把世界劈開成兩半,一半永晝,一半永夜,黑白分明。只有晝夜的交界處是灰,是細如齒縫的吸人深淵,人們紛紛跌入,當我墜落前看這世界最後一眼時,我相信伊登會站在白晝如畫的世界那頭。他為我們禱告,我們不需要禱告。他為我們流淚,可這無法將我們救贖。他會跪在地上求神赦免,可我們仍不相信神。

然我還是心存感激和驕傲,因為他讓我看見白色國度裡,有可愛的人,牽著他心愛的妻子安妮。他們不是亞當和夏娃,他們快樂善良,在山的那邊,海的那邊,永晝的世界那邊,他們唱歌,他們勇敢,他們誠實,他們相愛。


伴隨著南投清晨的鳥鳴,伊登如常和安妮在早上通了電話,講了一些家裡和孩子的事,說了鼓勵的話,傾吐了對彼此的思念。為對方禱告以後,安妮去上班,伊登則繼續躺在床上聽鳥鳴,此起彼伏,一如他的心情。

已經兩個月沒領薪水了,原先工作的自行車廠倒閉了,老闆讓他們去附近的鍍鉻加工廠工作。之前一直被放無薪假的時候,老闆就讓他們去那裡工作過,總共9個印尼工人,大家都不喜歡。鍍鉻廠的工作危險、繁重,只能賺取少量溫飽,而且違法。

已經來台灣工作1年了,卻連債都沒還完,更別說原先打算好的計畫。伊登不想違法,也不喜歡違法,這不是公平正義的事,而且抓到可能會被遣返,可他並沒做錯什麼。他只是需要工作,需要錢。來台灣前,包括機票總共付了16萬台幣給仲介,10萬是自己的積蓄加上東拼西湊向親友借的,另外6萬被偽裝成「銀行借貸」,實質上就是仲介費。來台灣後,每個月還6000,總共要還10個月,仲介會直接從薪資裡扣除。

伊登的基本薪資是20008元,自行車廠沒什麼訂單,所以賺不到加班費,每個月還會被放3到7天的無薪假,連基本薪資都領不到。還要扣掉住宿費2500,仲介服務費1800,銀行借貸6000,勞健保、個人稅收等,每個月淨收入只有5-6千元。

伊登會固定匯2000回去給孩子,剩下的錢是他在台灣的全部生活費。後來工廠愈來愈不景氣,無薪假也愈來愈多,到最後,每個月能領到手的只有3000,有時甚至只有1500。

很久沒給女兒匯錢了,伊登覺得沮喪極了。打開手機看妻女的照片,他們可愛的小女兒,眼睛笑容和伊登、安妮一模一樣,他心裡又升起一些暈眩的幸福感。伊登是那種笑起來笑容佔據三分之一臉頰的人,安妮則是把甜甜的微笑一直掛在嘴邊,兩個人有著同樣漆黑而深邃的眼睛。這雙漂亮的眼睛鑲嵌在小女兒身上,彷若閃閃發光的黑寶石,再帶上一串天真迷人的笑容,真想立刻把她抱起來放到自己的膝上,和她一起彈琴唱歌。

還有這個世界上他深愛的妻子。伊登想起他第一次見到安妮時,他就無可救藥地愛上她了。他之前在臉書上就見過這個女孩,看著照片就覺得好可愛,沒想到還能在教堂遇見她,可能這就是神的安排吧,她是他註定的另一半。不過安妮的版本稍有不同,她說伊登在臉書上認識她才一週就打電話給她,問她要不要做他的女朋友,「要,你就說。不要,你也說。」

「超蠻橫的。」

「那時候他醜死了,又黑又瘦,結婚後才開始變胖。」

安妮嘴上嫌棄著,眼神裡卻是對丈夫滿滿的愛意。


婚後兩個月,安妮去外地求學。和大部分印尼人不同,他們是虔誠的基督徒,丈夫之前就在神學院讀完大學,但她只有高中畢業,她也想繼續念書進修。進修的學校規定一週只能回家一次,於是每次從家裡離開,她就帶著伊登沒洗的衣服,晚上睡覺時放在枕邊,聞著丈夫的味道緩解思念。

後來他們一起在印尼東爪哇省(Jawa Timur)家鄉的教堂侍奉上帝,伊登是牧師,在教會裡講道、彈琴,幫路邊的街友洗澡,給他們食物。生活並不富裕,但內心富足,早就決定把一生都奉獻給神了。其實伊登原先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軍人,因為印尼有些地方還常有戰亂,他希望保護自己的家園。但被神感召後,他決定成為一名牧師:士兵只能拯救人的身體,但上帝可以拯救人的靈魂。很多人需要上帝,只是他們不知道如何禱告,所以他要為他們禱告,他要教他們禱告。

日子簡單而充盈,但是隨著女兒的出生,他們開始面臨缺錢的問題。作為牧師,雖然吃住沒有問題,但也不會有多餘的錢,教會的錢是要給更有需要的人的。但他們的孩子長大後要念書,念書也要錢。而且伊登有個心願,他想再靠近神一點,再增加多一點知識和見聞,再多了解些神造的世界和人——他想和妻子一起念神學碩士。沒有錢,沒關係,還有一雙手。於是兩人決定來台灣,出國工作既可以賺錢,也是學習的好機會。

安妮之前就來台灣工作過,原本不想再來了,當時第一份工作在彰化照顧阿公阿嬤,還被叫去種水稻、蔥、高麗菜等農作物,3年都沒休息過。田裡有好多大蚊子和小黑蚊,工作時要把全身包住,只剩兩顆眼睛,安妮想起那場景,還會用手在臉前做趕蚊子狀。

當時「三年出國一日」的法令還沒廢除,她回去之後,繳了仲介費再次來台。第二份工作說是在板橋照顧阿嬤,其實卻是在新北投照顧兩個孩子。早上送孩子上學後,她就在家裡打掃衛生,然後再接孩子回來。3年約滿要回家前,雇主的小女兒還捂著臉啜泣說:「阿姨別走。」

想到這女孩,安妮還是覺得安慰的,但在台灣工作也實在是很累。可既然丈夫要來,她便也決定跟著一起來,因為兩人都離不開彼此。伊登說:「我需要我的妻子,我妻子也需要我。」人在異鄉是會孤獨的,孤獨的人便需要尋求慰藉,需要人來愛。人在此時是脆弱的,會不當心犯錯,他們不要承擔失去彼此的風險,也不要承受思念之苦。

在印尼的時候,仲介說好讓安妮和伊登一起去南投工作的,沒想到一到台灣,安妮卻被帶去花蓮,在好幾個家庭間輾轉,沒有穩定的工作地點。往往都是在一個家工作一個月,然後又被帶去另一個家,仲介每次的說詞都是「他們喜歡前一個人,那我有什麼辦法。」很明顯安妮是被仲介利用,帶去做許可外工作了。

伊登最恨不公不義的事情,更何況這事發生在他心愛的妻子身上,他不管不顧地跑去找仲介理論:「我妻子必須去南投。」可能是他說話邏輯好又擲地有聲,也可能是因為他英文好,不像很多其他剛來台灣的印尼廠工,不懂英文,中文也說不好,無法為自己發聲,仲介自知理虧,最後在彰化幫安妮找了份固定的工作。

還好,彰化和南投不遠,雖然安妮每個月只能休息一天,但是伊登會在那天從南投去彰化找安妮。彰化有一間都是印尼人的教會,兩人會去那裡服務。人在異鄉還能侍奉上帝,又可以見到彼此,即便薪資少,伊登還是快樂滿足的。他天生就是樂觀的人,心懷信仰。

有時候伊登和安妮還會趁著這唯一能見面的一天,去四處走走。工廠生活單調而乏味,舉目四望只有冰冷而油膩的物料和散落在地上的零件,頭頂是明晃晃的白熾燈,到處充斥著冰冷的金屬味。一起做事的印尼人蹲在地上抽菸,吐納出來的煙霧在照明燈下縈繞,有一點像傍晚家裡做飯時的景象。這讓伊登想起安妮在廚房忙碌的樣子,一個小不點,手忙腳亂起來卻像在手舞足蹈,用湯匙舀湯嘗了味,然後招手喚伊登回來吃飯。那時伊登就從自家的地裡起身,離開他們的香蕉樹、咖啡、可可和丁香,西下的太陽照在土地上有一股清甜味,他對這神造的世界充滿愛戀。

但這神造的世界也充滿危機、欺騙和貪婪。這次連工廠都倒閉了,仲介公司也沒打算幫他另覓新工作,鍍鉻加工廠的工作不僅不合法,而且他知道他們的訂單也在逐漸減少中。他是繳了16萬仲介費,簽了合約合法來台灣工作的,台灣的仲介費也一個月沒少給過,為什麼現在要落到非法工作的境地?

想到這裡,伊登又開始沮喪起來,剛才心裡升起的那一點幸福暈眩感,轉而變成了讓人頭暈的迷茫感。一起工作的其他印尼人已經決定去鍍鉻加工廠了,他們同樣需要錢,而且不想惹麻煩,他們害怕被遣送回印尼。隨著鳥鳴聲逐漸減弱,伊登知道自己要做出選擇。

他再一次在心中向神禱告,撫摸胸口的十字架,起床收拾行李,傳訊息告訴安妮自己的決定,打了1955申訴,然後搭車北上。12月的太陽淋在身上,寒一點,暖一點,希望和失望都各占一點。


伊登很快就被安置在TIWA的庇護所,他的案子屬於工廠移工常有的狀況,被放無薪假、關廠欠薪、許可外工作,又或是另一種極端,超長工時、加班費不對、沒有休假。仲介對這些情況通常放任不管,雖然仲介服務費是向勞工收取的:第一年每個月1800,第二年每個月1700,第三年每個月1500,3年合計6萬台幣。

美名其曰「服務費」,但事實上並無服務,一旦發生事情,仲介永遠站在雇主那邊。

這是因為雇主掌握「外勞配額」。配額是移工就業市場的關鍵,是政府在保障本地人就業機會的前提下,開放申請「補充性勞力」的名額;雇主可以聘僱多少移工、聘僱多少年,都由「配額」決定。仲介必須有雇主委託,才有生意可做,所以仲介千方百計地幫雇主保住「外勞配額」,等同於保全自己的業務。工人本身並不重要,不過是買賣的東西,反正東南亞國家多的是大把廉價勞動力,配額在手,誰來都一樣。像伊登這種關廠工人,仲介更加懶得管,丟置一邊,任其自生自滅。

有時候為了爭取雇主,仲介還會與雇主合謀,只要雇主透過仲介公司引入移工,就會得到大約2-3萬的回扣。但羊毛出在羊身上,這回扣往往要從工人身上討回來。

移工永遠在食物鏈的最底端被層層剝削,工人花錢買工作成為一種人們習以為常的弔詭現象。除此之外,移工在母國繳交的仲介費,約有6成以上流向台灣仲介。仲介成為居中買空、賣空的最大利益獲得者。

台灣目前合法登記的移工總共約有70萬人,製造業和營造業就占據了約43萬人。也就是說,與伊登有著同樣遭遇的移工,在台灣不計其數,但知道申訴管道,或者敢於申訴的,卻僅是冰山一角。資源不對等、語言不相同,他們往往選擇忍耐,就像與伊登同個工廠的那些同伴。

全面私人化的仲介,搭配「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政策,把移工死死綁住,使得移工在勞動市場中失去自由,無法自由尋找雇主。

「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是台灣政府為了管控移工的數量和分布,一個蘿蔔一個坑地把移工綁死在工作崗位上。政府需要這些廉價勞動力,卻不想管理,於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仲介就遍地開花。仲介並非純粹服務,而是一種營利取向的人力買賣,搭配不合理的政策,讓台灣的移工制度,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奴隸買賣制度。

也有人不堪忍受艱辛的工作環境選擇逃跑,但逃跑的代價是喪失一切法律保護,即便生病也不敢就醫,要四處躲藏,擔驚受怕。因為一旦被發現,就會被遣送回國。台灣媒體通常叫他們「逃逸外勞」,仲介會稱之為「小飛俠」,菲律賓叫TNT(Tago ng Tago,躲躲藏藏)。

移工一旦逃跑,就如同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但事實上,移工逃跑並非重罪,不過是違反了與雇主的民事契約,觸犯行政法規而已;被抓後,最嚴重的法律效果也不過罰錢和驅逐出境。然而,有些逃逸外勞卻因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移工逃跑,就意味著雇主失去一個外勞配額,一個好用的廉價勞動力。為了防止逃跑,妥善「管理」這些移工,仲介和雇主往往會聯合防堵,例如設置「強迫儲蓄金」、扣留護照和居留證等私人證件、恐嚇遣返、沒收手機,或是減少移工和外界接觸,以免他們「學壞」。這些都使台灣的奴工制度在仲介和雇主的聯手之下更為穩固。

向勞工局申訴的移工,如果證據充足,又不適合在雇主、仲介提供的處所居住,便會被安置在庇護所。不過,在庇護期間不能工作,除了吃飯、睡覺、自娛自樂,只能等待。等待勞資爭議案解決,等待新的工作許可證,等待轉換工作,等待下一次被選中的希望。而在台灣工作未滿1年的移工,政府會給4個月的時間找工作;如果工作超過1年,就只有2個月,2個月內找不到工作的,那麼走好不送。這也是另一個移工不敢申訴的原因,因為申訴有風險。

庇護所平時看起來歡聲笑語,又有各種培力課程,工人們在長期的疲憊工作後,終於有了一個短暫的休息期。但事實上,大家都承受著無形的巨大壓力。

大家都是付了鉅額母國仲介費來台灣的,都簽了合法的合約,也都繳交了台灣的仲介費,但現在出了問題,仲介公司卻沒有要幫忙;明明不是自己的錯,卻面臨要被遣返回國的風險。那欠下的債務誰來償還?家鄉的妻兒、老母誰來贍養?有些人是孤注一擲來賺錢翻身的,現在只能搖搖頭自認倒楣嗎?

酒能解憂,菸能解愁,庇護所內不能喝酒,工人們就常常聚在門口抽菸。門口擺了兩張長凳,大家或坐著,或蹲著,發發呆,和同伴閒聊幾句,耳朵上總是掛著耳機,與家人或愛人聊天,比菸酒更能消愁解悶。大家的不安和寂寞,積累成菸灰缸裡的小山丘,凝結在一起,連風都吹不散。

但伊登不抽菸,也不愛喝酒,他喜歡彈吉他唱歌。他說他不擔憂,上帝會幫他找到出路。賺錢的確很重要,很多人都需要錢,但錢不是所有。錢買不了健康、愛情和快樂,人的內心深處要獲得真心實意的平靜和喜樂,所以在這樣的窘境中,他仍然覺得生活很美,感謝神。他說他的人生就像山丘,有時高聳,有時跌宕,發生過太多太多故事了,但都是美麗的故事,也是艱辛的故事,這讓他的內心更強壯。他只要誠心誠意向神禱告,上帝會幫他解決所有問題,每次都是這樣的,總是這樣的。

第一次見到他時,他也是在彈吉他唱歌,我誇讚他彈得好,他以極流利的英文回應我,印尼工人中英文這麼好的實屬少見。他告訴我,他來自印尼東爪哇省,已婚,育有一女,在印尼是教會的牧師。我好奇,牧師為什麼要來台灣打工?他說他有一個願望,希望繼續念神學院碩士,但他沒有錢,所以他要賺夠錢回去念書。

那時他的頭髮很長很捲,在頭頂綁成一個球,乾淨又特別。不過沒多久後,他就把頭髮剪短了,因為「老闆喜歡長得乖乖的工人」。我說他長得不像牧師,他反問我:「你期待牧師長什麼樣子?」我大笑,「至少要配個十字架吧?」他從胸口掏出一個小小的十字架項鍊。我又問:「牧師見到人就會努力傳道,你怎麼沒跟我傳道?」他說,我傳道,但我懂得分場合。

這個聰明的傢伙。自此我們百無禁忌地聊天,或是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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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台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寶瓶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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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雯

「我們心懷想望,體制卻殺人如麻。」

他們是免洗奴隸。
這些比底層還底層的人以靈魂搏鬥,
以血肉之軀與殘暴現世抗衡,
直到命懸一線,被用完即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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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湊齊高額仲介費,卻出事了才第一次見到仲介。懷著夢想離家,卻一再落入惡劣的工作環境,遭受不人道對待……赤手空拳來臺的東南亞移工,沒日沒夜做著多數島民嫌惡的工作,來不及禱告,下一場惡夢又迎面襲擊。

在臺灣,每40人就有一名移工。都說寶島最美的風景是人,被制度踩在腳下的移工只能無語。對他們來說,現實比惡夢殘忍,人性是遠超想像的魔幻。

本書作者姜雯深入田野蹲點,與移工訪談、書信往返,甚至探監,而後帶著一股悲憤,以極具文學性的筆法寫成這本觀察筆記。種種荒謬、不真實的情節,卻是移工無盡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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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寶瓶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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