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這個人，很容易令人誤解

金庸曾笑香港人似「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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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種說法，可以透徹解釋查良鏞（金庸）畢生引起的政治爭論：他最深層的信仰價值，不是愛國主義，卻是效益與現實主義；歷史回顧較難評斷的，往往是這類人。這甚至能夠充分說明為何他與鄧小平如此惺惺相惜，分別在於他嘗過香港繁榮與自由的好處，但鄧小平體驗過的是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

了解這一點，對於金庸在香港回歸前後似是「判若兩人」的糾結，便會迎刃而解。說到底，除了基本的人道立場之外，他的心思永遠隨時局揣摩盤算，自信掌握了最確切的形勢，意圖在權力與權力之間抓住平衡點，成為能人所不能的橋樑，略帶一點謀略家的狡黠，難怪當年小小年紀便選了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

總之，金庸不認為塵世間有一套永恆不變的絕對價值，包括民主普選、言論自由等問題，常常是擺在實際處境去看待它的價值：

只要局勢是在向好的方向推移，那就是好的。事實是，的確是在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世局永遠在動盪和變幻，真正穩固確定的東西是沒有的。

⋯⋯未來的事，包括世界、中國、香港，每一個人，可能好，可能壞，大家不用擔憂，快快樂樂、勤勤懇懇的過今天的日子罷。「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許許多多年以前，千千萬萬人就曾為明天而憂慮，又怎樣？

近來「金庸」二字不知傷了多少人的和氣，議論紛紛，眾人對他毀譽不一，從讚美他是「偉大小說家、評論家」，到辱罵他是「賣港走狗、人渣」均有。筆者向來十分厭惡憑空議論，至少在下評價之前，付出「基本」誠意了解，再作推論。

本文的要旨，是希望大家也付出一點耐性，從金庸過往的社評原文，更確切掌握他言行背後的想法，才嘗試為他的對錯得失，下自己心中的判斷。

金庸撰寫社評有種深刻的價值觀，經常強調「相對性」，他口中所謂好、壞，總會跟另一些事情比較，說那番話之前，他是以大躍進、文革來比較，認為相比毛澤東幹下那些慘絕人寰的往事，鄧小平復出行改革開放新局，即使80年代初香港人面對不安的「97問題」，香港的前景並沒有坊間所說那麼壞。他幾乎斷定英國不會坐等中國直接接收香港，亦不認為英國人離開後，就立即倒退回激盪的社會主義道路，香港繁榮毀於一旦。

80年代社評談「利益」多於「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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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中英談判關鍵的幾年，不斷以社評安撫人心，懇切希望香港人不要受情緒和謠言影響，瞬間移民四散，看清楚真實變化：

香港人一向以態度現實著稱，但九七問題關涉到每個人的身家性命，在念及和論及時顯得頗為情緒化，由於前途茫茫，不免怨天尤人，對於北京當局、倫敦當局、香港政府、香港的知名人士等等謾罵者有之，譏諷者有之，又或是自傷自憐，不知所措，有些像楊過失落小龍女後自創一十七招黯然銷魂掌，「心驚肉跳」、「呆若木雞」、「拖泥帶水」、「無中生有」⋯⋯那本是人情之常，以楊過之賢，尚且難免，何況吾輩？但時至今日。我們已可比較冷靜的正視現實⋯⋯

結果1997年金庸接受陳潤芝訪問時，提及他比中英雙方洽談之前，早在社評「預言」了香港回歸的實際進程，準確度令人驚訝，他便再一次流露掌握中國國情的自信。

其實，金庸在片段中的分析，只是一再重複他在80年代寫的一系列評論：

事實上，青島的租借也要到一九九七年期滿，湛江的租借要到一九九八年期滿，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政府便收回了。德國打了敗仗，固無抗辯之力，法國是中國的同盟國，也沒有提出甚麼異議，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從一九四九年到今日，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時有權收回香港。

這兩個政府所以沒有收回，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因為不收回香港，對中國政府利大於弊。中國政府之不收回，是出於利益上的考慮，與「民族大義」、「是否賣國」、「做不做第二個李鴻章」等等無關。中國政府在毛澤東、周恩來時代不收回香港，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時代迄今未曾收回香港，都是由於不想收，而不是不能收。中國所以不收回香港，由於香港的保持繁榮對中國有利，而香港要保持繁榮，必須保持穩定。（1983年10月12日）

他甚至說過，香港的繁榮在於制度本身，制度大於一切，與哪一個種族管治無關，這城市已經有了自成一系的制度，亦不完全像英國，是故，香港繁榮在於港式法治與自由造就了這隻「生金蛋的怪鵝」。當有人說金庸是個徹頭徹尾的「大中華愛國主義者」時，卻又遺忘了他三番四次以純利益、純制度的立場看待中港問題。

「雙查方案」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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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金庸之所以跟《大公報》筆戰，是因為曾經痛心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悲劇發生，又遭禁言，1959年成立《明報》之後，更無法容忍中國仍有「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等論述，持續剝奪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要搞國家鬥爭；憤而與之筆戰，無懼性命威脅。多年後，他出於與鄧小平的私交與政治判斷，深信鄧小平不像毛澤東，斷定鄧必然令中國走向現代化，人民生活的福祉將變得愈來愈好，跟歐美的生活水平拉近，他就在這個一片向好的信念驅使之下，提出保守的「雙查方案」，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鞏固了功能組別，再決定香港人是否普選第四屆特首。

金庸的顧慮相當明顯，就是認為擬訂《基本法》屬香港危急存亡之秋，他對英國的「道義責任」欠缺信心，對中國更加沒有信心，而時間站在中國一方，過程一旦出現任何決裂，極可能製造普遍恐慌，又回到人們立即放棄香港的境地。在加入起草委員會之前，金庸數年間屢屢表達這種不安感：香港成了中國與英國的磨心，處理不好，便脆弱得隨時衰亡。是故，他一直與中英雙方重要代表見面，渴求掌握他們的態度，簡單來說，他只有一個立場：

安然過渡了97再算，長遠事情且看香港人將來如何應對，當下是中國反面，香港玩完。

曾經，金庸70年代到訪台灣後有感而發，分享「身為弱者」策略的重要性：

我很喜歡下圍棋，但因事情太忙，沒有時間下苦功，所以棋力極低。從前教我圍棋的老師不斷諄諄叮囑，下圍棋的最大秘訣，是補好自己的一切漏洞，必須先求己之不可勝，然後求敵之可勝。

這個秘訣，主要是「弱者的秘訣」。

如果棋力高於對方，那麼有些漏洞不補也不要緊，因為對方沒有攻我漏洞的力量。但在弱者非力求堅厚穩實不可。

在金庸眼中，香港自保不會比台灣強，假如台灣須用弱者秘訣，香港更甚。

再回望楊潤芝與他的對談，金庸說得相當直白，被問及「雙查方案」弄得有學生焚燒《明報》洩憤，遭民主派斥其極端保守有礙民主。他則回應，所謂保不保守是相對的，如果日後事態發展是香港人很快爭取到民主普選，那「我就錯了，是保守」，但如果香港受中國影響遲遲未有民主，那回頭看可能稱得上開放。

金庸深信他足夠了解中國，中國是個強硬的政權，願意妥協不過是因為「有利益」，當利益沒有了，他們甚麼都可以撕毀，中港關係的本質不過如此：

我們並不是對民主政治本身的價值懷疑，也不是否定低收入階層的政治智慧，而是在分析局勢時經常不重視理論而實際。

現實是：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並無真正的自主權，當對中國能作出重大而積極的貢獻時，中國可以容忍我們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

如果這種特殊化（港人治港）對中國大陸無益，甚至有害，香港的特殊化不可能長期維持。

即使由於國際協議等等約束，短期內容忍，在「適當時機」時必定會予以撤銷⋯⋯只有（中國）在心甘情願的情況下，才會讓香港人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任何政策、條約、諾言、保證、甚至大憲法、小憲法，都是可以修訂或改變的。利害關係的考慮卻永遠有效。

可見，金庸這麼多年來，說的每每不是「香港人要愛國、祖國是最好最偉大的」，卻是說「我們要看清利益和現實」，只要認清這點，屬於香港人的生活才能延續下去，未至於臨時被摧毀。誰摧毀？自然是指中國。我們姑且可以追問，金庸是一心勸香港人「奉迎權勢」還是「險中求存」？相信時間會有答案。

到了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慘劇大大打擊了他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信心，中港前景又再陷入一片迷霧，當時，無論他政治立場如何現實，似放不下「基本人道立場」，不久即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一職，似決意淡出他的「江湖」。這一點筆者認為尚可商榷，文末再論。

如何理解1999年金庸的「敏感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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