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這個人,很容易令人誤解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來「金庸(查良鏞)」二字引起無數爭議,尤其觸及他的政治生涯,傷透了不少人的心,到底我們應如何金庸這個人?作者嘗試重點回顧他80年代的社跡,辨清脈絡與真象。
金庸曾笑香港人似「楊過」

只有一種說法,可以透徹解釋查良鏞(金庸)畢生引起的政治爭論:他最深層的信仰價值,不是愛國主義,卻是效益與現實主義;歷史回顧較難評斷的,往往是這類人。這甚至能夠充分說明為何他與鄧小平如此惺惺相惜,分別在於他嘗過香港繁榮與自由的好處,但鄧小平體驗過的是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
了解這一點,對於金庸在香港回歸前後似是「判若兩人」的糾結,便會迎刃而解。說到底,除了基本的人道立場之外,他的心思永遠隨時局揣摩盤算,自信掌握了最確切的形勢,意圖在權力與權力之間抓住平衡點,成為能人所不能的橋樑,略帶一點謀略家的狡黠,難怪當年小小年紀便選了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
總之,金庸不認為塵世間有一套永恆不變的絕對價值,包括民主普選、言論自由等問題,常常是擺在實際處境去看待它的價值:
只要局勢是在向好的方向推移,那就是好的。事實是,的確是在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世局永遠在動盪和變幻,真正穩固確定的東西是沒有的。
⋯⋯未來的事,包括世界、中國、香港,每一個人,可能好,可能壞,大家不用擔憂,快快樂樂、勤勤懇懇的過今天的日子罷。「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許許多多年以前,千千萬萬人就曾為明天而憂慮,又怎樣?
近來「金庸」二字不知傷了多少人的和氣,議論紛紛,眾人對他毀譽不一,從讚美他是「偉大小說家、評論家」,到辱罵他是「賣港走狗、人渣」均有。筆者向來十分厭惡憑空議論,至少在下評價之前,付出「基本」誠意了解,再作推論。
本文的要旨,是希望大家也付出一點耐性,從金庸過往的社評原文,更確切掌握他言行背後的想法,才嘗試為他的對錯得失,下自己心中的判斷。
金庸撰寫社評有種深刻的價值觀,經常強調「相對性」,他口中所謂好、壞,總會跟另一些事情比較,說那番話之前,他是以大躍進、文革來比較,認為相比毛澤東幹下那些慘絕人寰的往事,鄧小平復出行改革開放新局,即使80年代初香港人面對不安的「97問題」,香港的前景並沒有坊間所說那麼壞。他幾乎斷定英國不會坐等中國直接接收香港,亦不認為英國人離開後,就立即倒退回激盪的社會主義道路,香港繁榮毀於一旦。
80年代社評談「利益」多於「愛國」

正是在中英談判關鍵的幾年,不斷以社評安撫人心,懇切希望香港人不要受情緒和謠言影響,瞬間移民四散,看清楚真實變化:
香港人一向以態度現實著稱,但九七問題關涉到每個人的身家性命,在念及和論及時顯得頗為情緒化,由於前途茫茫,不免怨天尤人,對於北京當局、倫敦當局、香港政府、香港的知名人士等等謾罵者有之,譏諷者有之,又或是自傷自憐,不知所措,有些像楊過失落小龍女後自創一十七招黯然銷魂掌,「心驚肉跳」、「呆若木雞」、「拖泥帶水」、「無中生有」⋯⋯那本是人情之常,以楊過之賢,尚且難免,何況吾輩?但時至今日。我們已可比較冷靜的正視現實⋯⋯
結果1997年金庸接受陳潤芝訪問時,提及他比中英雙方洽談之前,早在社評「預言」了香港回歸的實際進程,準確度令人驚訝,他便再一次流露掌握中國國情的自信。
其實,金庸在片段中的分析,只是一再重複他在80年代寫的一系列評論:
事實上,青島的租借也要到一九九七年期滿,湛江的租借要到一九九八年期滿,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政府便收回了。德國打了敗仗,固無抗辯之力,法國是中國的同盟國,也沒有提出甚麼異議,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從一九四九年到今日,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時有權收回香港。
這兩個政府所以沒有收回,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因為不收回香港,對中國政府利大於弊。中國政府之不收回,是出於利益上的考慮,與「民族大義」、「是否賣國」、「做不做第二個李鴻章」等等無關。中國政府在毛澤東、周恩來時代不收回香港,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時代迄今未曾收回香港,都是由於不想收,而不是不能收。中國所以不收回香港,由於香港的保持繁榮對中國有利,而香港要保持繁榮,必須保持穩定。(1983年10月12日)
他甚至說過,香港的繁榮在於制度本身,制度大於一切,與哪一個種族管治無關,這城市已經有了自成一系的制度,亦不完全像英國,是故,香港繁榮在於港式法治與自由造就了這隻「生金蛋的怪鵝」。當有人說金庸是個徹頭徹尾的「大中華愛國主義者」時,卻又遺忘了他三番四次以純利益、純制度的立場看待中港問題。
「雙查方案」的心思

回想金庸之所以跟《大公報》筆戰,是因為曾經痛心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悲劇發生,又遭禁言,1959年成立《明報》之後,更無法容忍中國仍有「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等論述,持續剝奪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要搞國家鬥爭;憤而與之筆戰,無懼性命威脅。多年後,他出於與鄧小平的私交與政治判斷,深信鄧小平不像毛澤東,斷定鄧必然令中國走向現代化,人民生活的福祉將變得愈來愈好,跟歐美的生活水平拉近,他就在這個一片向好的信念驅使之下,提出保守的「雙查方案」,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鞏固了功能組別,再決定香港人是否普選第四屆特首。
金庸的顧慮相當明顯,就是認為擬訂《基本法》屬香港危急存亡之秋,他對英國的「道義責任」欠缺信心,對中國更加沒有信心,而時間站在中國一方,過程一旦出現任何決裂,極可能製造普遍恐慌,又回到人們立即放棄香港的境地。在加入起草委員會之前,金庸數年間屢屢表達這種不安感:香港成了中國與英國的磨心,處理不好,便脆弱得隨時衰亡。是故,他一直與中英雙方重要代表見面,渴求掌握他們的態度,簡單來說,他只有一個立場:
安然過渡了97再算,長遠事情且看香港人將來如何應對,當下是中國反面,香港玩完。
曾經,金庸70年代到訪台灣後有感而發,分享「身為弱者」策略的重要性:
我很喜歡下圍棋,但因事情太忙,沒有時間下苦功,所以棋力極低。從前教我圍棋的老師不斷諄諄叮囑,下圍棋的最大秘訣,是補好自己的一切漏洞,必須先求己之不可勝,然後求敵之可勝。
這個秘訣,主要是「弱者的秘訣」。
如果棋力高於對方,那麼有些漏洞不補也不要緊,因為對方沒有攻我漏洞的力量。但在弱者非力求堅厚穩實不可。
在金庸眼中,香港自保不會比台灣強,假如台灣須用弱者秘訣,香港更甚。
再回望楊潤芝與他的對談,金庸說得相當直白,被問及「雙查方案」弄得有學生焚燒《明報》洩憤,遭民主派斥其極端保守有礙民主。他則回應,所謂保不保守是相對的,如果日後事態發展是香港人很快爭取到民主普選,那「我就錯了,是保守」,但如果香港受中國影響遲遲未有民主,那回頭看可能稱得上開放。
金庸深信他足夠了解中國,中國是個強硬的政權,願意妥協不過是因為「有利益」,當利益沒有了,他們甚麼都可以撕毀,中港關係的本質不過如此:
我們並不是對民主政治本身的價值懷疑,也不是否定低收入階層的政治智慧,而是在分析局勢時經常不重視理論而實際。
現實是: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並無真正的自主權,當對中國能作出重大而積極的貢獻時,中國可以容忍我們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
如果這種特殊化(港人治港)對中國大陸無益,甚至有害,香港的特殊化不可能長期維持。
即使由於國際協議等等約束,短期內容忍,在「適當時機」時必定會予以撤銷⋯⋯只有(中國)在心甘情願的情況下,才會讓香港人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任何政策、條約、諾言、保證、甚至大憲法、小憲法,都是可以修訂或改變的。利害關係的考慮卻永遠有效。
可見,金庸這麼多年來,說的每每不是「香港人要愛國、祖國是最好最偉大的」,卻是說「我們要看清利益和現實」,只要認清這點,屬於香港人的生活才能延續下去,未至於臨時被摧毀。誰摧毀?自然是指中國。我們姑且可以追問,金庸是一心勸香港人「奉迎權勢」還是「險中求存」?相信時間會有答案。
到了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慘劇大大打擊了他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信心,中港前景又再陷入一片迷霧,當時,無論他政治立場如何現實,似放不下「基本人道立場」,不久即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一職,似決意淡出他的「江湖」。這一點筆者認為尚可商榷,文末再論。
如何理解1999年金庸的「敏感演說」?

民團緊盯菸防法公告前準備工作,籲完善健康風險評估與申報機制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菸害防制法修正案雖三讀通過,然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民團表示將含淚監督,呼籲政府重視健康風險評估以及申報機制等配套措施,以維護國人健康。
逾十數年未修的菸害防制法,歷經5次立院朝野協商,總算在本月12日通過三讀,達成加熱菸載具嚴管、禁絕加味菸、圖文警示提升至50%、校園全面禁菸等重大變革,確立台灣朝禁止電子煙、嚴管加熱菸方向前進。為呼籲政府重視健康風險評估等各項配套措施之落實,確實維護國民健康,全國家長會長聯盟、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及董氏基金會等台灣拒菸聯盟團體也緊急在農曆年前召開記者會提醒政府,新法中,包括「類菸品」、「指定菸品」、「健康風險評估」等用字模糊不清,等於讓主管機關留有很大「空白授權」空間。法令正式公告前,務必審慎進行把關。
健康風險評估:一套評估安全容許濃度的健康科學
健康風險評估屬於一門攸關人體健康的系統性風險管理,目的在於決定如何管制醫藥品、食品、化粧品、農藥、生活及職場環境中存在之化學物質最大殘留濃度(Maximum Residue Level, MRL),亦即安全容許濃度,以建立危害人體健康之風險及效益分析(risk and benefit analysis)。健康風險評估的建立原因,通常是體系中出現了過去不曾經歷或不曾被發現的新有害物質,台灣過去較知名的健康風險評估建立經驗,包括塑化劑食品事件、含萊克多巴胺之美牛與美豬開放事件、日本福島食品等事件等。
訴諸科學證據,健康風險評估乃為國人把關的重要關鍵
健康風險評估之所以重要,在於講究科學證據,為爭議政策提供最核心的決策基礎。較著名的健康風險評估應用,是在2011年台灣發生的塑化劑食品安全事件,起因為部分食品上游原料供應商在常見的合法食品添加物「起雲劑」中,使用廉價的工業用塑化劑(非食用添加物)以撙節成本。最終,衛福部提出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數據,由國內各領域專家於2011年6月21日達成初步共識,比照歐盟標準,依據科學證據針對5種常用塑化劑,定出每人、每日、每公斤體重容忍值〈TDI〉,例如DEHP容忍值為50微克、DBP容忍值為10微克等。
2020年8月28日,總統蔡英文宣布開放萊克多巴胺(瘦肉精)豬肉及30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即表明政策決定絕對不會以國民健康作為交換,而是以在科學證據累積充分的情況下,政府已經做好完整的國人風險評估及配套措施,確保食品安全及豬農生計不受影響的前提下所做出的決定。
美豬健康風險評估,涵蓋不同層面之敏感族群
含萊克多巴胺之美國豬肉進口爭議長達15年,主要爭議則在於國人飲食習慣與他國不同,畢竟豬肉在華人飲食料理中是相當廣泛使用的食材。以2019年為例,美國單人每年平均吃下近24公斤豬肉;台灣則為39公斤。此外,國人比外國人嗜吃內臟,尤其坐月子中的婦女等,專家因此呼籲應該針對國人飲食習慣,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等高風險族群,進行健康風險評估。食藥署最終委託成大醫學院環境醫學研究所/環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完成「108食用肉品暴露萊克多巴胺之健康風險評估報告」,特別針對不同年齡層民眾、敏感族群進行分析,包括小孩、幼兒、青少年、成年人、老人以及育齡與正在坐月子的婦女,進行針對豬萊克多巴胺的殘留容許量標準,方才消除各界疑慮。
必須重視在地證據 台灣人基因易感性也必須納入評估
除客觀環境因素,跨人種的易感性基因差異也是健康風險評估的重要環節,畢竟人種基因可能導致受化學成分影響程度產生差異。近期著名例子,在於國健署所提出近五成台灣人患有酒精不耐症(Alcohol Intolerance)基因缺陷。酒精不耐症是一種先天的基因缺陷,導致人體內缺乏乙醛去氫酶(Aldehyde Dehydrogenase, ALDH2),無法正常代謝酒精轉化成的乙醛。前國健署署長王英偉在任時即指出,台灣人酒精代謝基因缺陷機率高居世界第一,飲酒將大幅提高罹患癌症的機率,重度飲酒者得到食道癌的風險甚至可高達50倍,因此呼籲台灣人飲酒習慣不應比照外國標準。
2018年政府針對新型庫賈氏症提出的「美國進口牛肉相關產品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即考慮人種易感性基因型分佈的差異,並根據國家攝食資料庫公告之細項食物攝食量計算國人食用美國牛肉的潛在健康風險。而過去由國家衛生研究院、中研院領導之台灣肺癌遺傳流行病學研究團隊,也陸續找出數種肺癌的易感基因(predisposing gene),包括第10號染色體的 VTI1A、第6號染色體的ROS1-DCBLD1和HLA class II、第5號染色體的TERT、第3號染色體的TP63等都是易感的基因位點,都可能因為空污、菸害、職場環境提高罹癌機率。
加熱菸內含多種新化學物質,政府應召集跨領域專家協助審查
根據董氏基金會提供資料顯示,2020年沙烏地阿拉伯的學術機構研究發現,加熱菸產生的氣霧 (aerosol) 中,共含62種化學物質;其中丁二酮(diacetyl)、乙酰基丙酰基(2,3-pentanedione)、鄰苯二甲酸二辛酯(diethylhexyl phthalate )等。董氏基金會因此曾提出質疑,加熱菸還有多少化學物質未被揭露?如何擴散?需要更多證據予以驗證。
以歐盟為例,要求菸商必須於申請新興菸品產品上市前,提出詳盡的檢驗報告,方才能予以核准。訴諸科學證據需要體系的建立,畢竟連國健署署長吳昭軍都在菸防法協商現場都承認,確實國健署連其他國家怎麼進行健康風險評估都不清楚。
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祕書長郭斐然呼籲,因應加熱菸之特殊性質,必須建立指定菸品之健康影響評估,此外也應同步修正「菸品資料申報辦法」,增加應申報項目。郭斐然指出,依據國際的經驗及資料,加熱菸菸草柱的添加物一直成謎,尤其是添加物的相關毒性資料是否完備,政府是否已掌握這些資料並要求菸商要如實申報,同時政府是否具有查核的能力?專家也指出,新興菸品必須在研究上需要更多時間累積數據,除了參考國外研究外,台灣自己應該要對新興菸品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一旦有了風險評估,才能衡量這些菸品的危害加以把關。
林奕華呼籲:盼國健署勿忘為國民健康把關的初心
儘管國健署草案由原先電子煙、加熱菸雙禁改為後來一禁一開的版本,對雙禁陣營造成巨大打擊,但是林奕華委員依然想提醒各界:反制菸害對國民健康所造成的影響,才是這次修法的主要目標,也呼籲國健署、各黨立委,即便在修法完成後,也毋忘修法初衷,繼續為國民健康把關。她更進一步表示,無論結果如何,菸害防制還是要以教育為本,才能達到從源頭阻絕菸品對年輕世代的傷害,這也是她會持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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