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這個人,很容易令人誤解

金庸這個人,很容易令人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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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來「金庸(查良鏞)」二字引起無數爭議,尤其觸及他的政治生涯,傷透了不少人的心,到底我們應如何金庸這個人?作者嘗試重點回顧他80年代的社跡,辨清脈絡與真象。

金庸曾笑香港人似「楊過」

金庸武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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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種說法,可以透徹解釋查良鏞(金庸)畢生引起的政治爭論:他最深層的信仰價值,不是愛國主義,卻是效益與現實主義;歷史回顧較難評斷的,往往是這類人。這甚至能夠充分說明為何他與鄧小平如此惺惺相惜,分別在於他嘗過香港繁榮與自由的好處,但鄧小平體驗過的是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

了解這一點,對於金庸在香港回歸前後似是「判若兩人」的糾結,便會迎刃而解。說到底,除了基本的人道立場之外,他的心思永遠隨時局揣摩盤算,自信掌握了最確切的形勢,意圖在權力與權力之間抓住平衡點,成為能人所不能的橋樑,略帶一點謀略家的狡黠,難怪當年小小年紀便選了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

總之,金庸不認為塵世間有一套永恆不變的絕對價值,包括民主普選、言論自由等問題,常常是擺在實際處境去看待它的價值:

只要局勢是在向好的方向推移,那就是好的。事實是,的確是在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世局永遠在動盪和變幻,真正穩固確定的東西是沒有的。

⋯⋯未來的事,包括世界、中國、香港,每一個人,可能好,可能壞,大家不用擔憂,快快樂樂、勤勤懇懇的過今天的日子罷。「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許許多多年以前,千千萬萬人就曾為明天而憂慮,又怎樣?

近來「金庸」二字不知傷了多少人的和氣,議論紛紛,眾人對他毀譽不一,從讚美他是「偉大小說家、評論家」,到辱罵他是「賣港走狗、人渣」均有。筆者向來十分厭惡憑空議論,至少在下評價之前,付出「基本」誠意了解,再作推論。

本文的要旨,是希望大家也付出一點耐性,從金庸過往的社評原文,更確切掌握他言行背後的想法,才嘗試為他的對錯得失,下自己心中的判斷。

金庸撰寫社評有種深刻的價值觀,經常強調「相對性」,他口中所謂好、壞,總會跟另一些事情比較,說那番話之前,他是以大躍進、文革來比較,認為相比毛澤東幹下那些慘絕人寰的往事,鄧小平復出行改革開放新局,即使80年代初香港人面對不安的「97問題」,香港的前景並沒有坊間所說那麼壞。他幾乎斷定英國不會坐等中國直接接收香港,亦不認為英國人離開後,就立即倒退回激盪的社會主義道路,香港繁榮毀於一旦。

80年代社評談「利益」多於「愛國」

金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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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中英談判關鍵的幾年,不斷以社評安撫人心,懇切希望香港人不要受情緒和謠言影響,瞬間移民四散,看清楚真實變化:

香港人一向以態度現實著稱,但九七問題關涉到每個人的身家性命,在念及和論及時顯得頗為情緒化,由於前途茫茫,不免怨天尤人,對於北京當局、倫敦當局、香港政府、香港的知名人士等等謾罵者有之,譏諷者有之,又或是自傷自憐,不知所措,有些像楊過失落小龍女後自創一十七招黯然銷魂掌,「心驚肉跳」、「呆若木雞」、「拖泥帶水」、「無中生有」⋯⋯那本是人情之常,以楊過之賢,尚且難免,何況吾輩?但時至今日。我們已可比較冷靜的正視現實⋯⋯

結果1997年金庸接受陳潤芝訪問時,提及他比中英雙方洽談之前,早在社評「預言」了香港回歸的實際進程,準確度令人驚訝,他便再一次流露掌握中國國情的自信。

其實,金庸在片段中的分析,只是一再重複他在80年代寫的一系列評論:

事實上,青島的租借也要到一九九七年期滿,湛江的租借要到一九九八年期滿,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政府便收回了。德國打了敗仗,固無抗辯之力,法國是中國的同盟國,也沒有提出甚麼異議,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從一九四九年到今日,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時有權收回香港。

這兩個政府所以沒有收回,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因為不收回香港,對中國政府利大於弊。中國政府之不收回,是出於利益上的考慮,與「民族大義」、「是否賣國」、「做不做第二個李鴻章」等等無關。中國政府在毛澤東、周恩來時代不收回香港,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時代迄今未曾收回香港,都是由於不想收,而不是不能收。中國所以不收回香港,由於香港的保持繁榮對中國有利,而香港要保持繁榮,必須保持穩定。(1983年10月12日)

他甚至說過,香港的繁榮在於制度本身,制度大於一切,與哪一個種族管治無關,這城市已經有了自成一系的制度,亦不完全像英國,是故,香港繁榮在於港式法治與自由造就了這隻「生金蛋的怪鵝」。當有人說金庸是個徹頭徹尾的「大中華愛國主義者」時,卻又遺忘了他三番四次以純利益、純制度的立場看待中港問題。

「雙查方案」的心思

巴黎友豐書店創辦人潘立輝與金庸結識,兩人一直保持聯繫,潘立輝手邊還留著一張兩人在書店前的合照。(翻攝自潘立輝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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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金庸之所以跟《大公報》筆戰,是因為曾經痛心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悲劇發生,又遭禁言,1959年成立《明報》之後,更無法容忍中國仍有「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等論述,持續剝奪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要搞國家鬥爭;憤而與之筆戰,無懼性命威脅。多年後,他出於與鄧小平的私交與政治判斷,深信鄧小平不像毛澤東,斷定鄧必然令中國走向現代化,人民生活的福祉將變得愈來愈好,跟歐美的生活水平拉近,他就在這個一片向好的信念驅使之下,提出保守的「雙查方案」,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鞏固了功能組別,再決定香港人是否普選第四屆特首。

金庸的顧慮相當明顯,就是認為擬訂《基本法》屬香港危急存亡之秋,他對英國的「道義責任」欠缺信心,對中國更加沒有信心,而時間站在中國一方,過程一旦出現任何決裂,極可能製造普遍恐慌,又回到人們立即放棄香港的境地。在加入起草委員會之前,金庸數年間屢屢表達這種不安感:香港成了中國與英國的磨心,處理不好,便脆弱得隨時衰亡。是故,他一直與中英雙方重要代表見面,渴求掌握他們的態度,簡單來說,他只有一個立場:

安然過渡了97再算,長遠事情且看香港人將來如何應對,當下是中國反面,香港玩完。

曾經,金庸70年代到訪台灣後有感而發,分享「身為弱者」策略的重要性:

我很喜歡下圍棋,但因事情太忙,沒有時間下苦功,所以棋力極低。從前教我圍棋的老師不斷諄諄叮囑,下圍棋的最大秘訣,是補好自己的一切漏洞,必須先求己之不可勝,然後求敵之可勝。

這個秘訣,主要是「弱者的秘訣」。

如果棋力高於對方,那麼有些漏洞不補也不要緊,因為對方沒有攻我漏洞的力量。但在弱者非力求堅厚穩實不可。

在金庸眼中,香港自保不會比台灣強,假如台灣須用弱者秘訣,香港更甚。

再回望楊潤芝與他的對談,金庸說得相當直白,被問及「雙查方案」弄得有學生焚燒《明報》洩憤,遭民主派斥其極端保守有礙民主。他則回應,所謂保不保守是相對的,如果日後事態發展是香港人很快爭取到民主普選,那「我就錯了,是保守」,但如果香港受中國影響遲遲未有民主,那回頭看可能稱得上開放。

金庸深信他足夠了解中國,中國是個強硬的政權,願意妥協不過是因為「有利益」,當利益沒有了,他們甚麼都可以撕毀,中港關係的本質不過如此:

我們並不是對民主政治本身的價值懷疑,也不是否定低收入階層的政治智慧,而是在分析局勢時經常不重視理論而實際。

現實是: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並無真正的自主權,當對中國能作出重大而積極的貢獻時,中國可以容忍我們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

如果這種特殊化(港人治港)對中國大陸無益,甚至有害,香港的特殊化不可能長期維持。

即使由於國際協議等等約束,短期內容忍,在「適當時機」時必定會予以撤銷⋯⋯只有(中國)在心甘情願的情況下,才會讓香港人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任何政策、條約、諾言、保證、甚至大憲法、小憲法,都是可以修訂或改變的。利害關係的考慮卻永遠有效。

可見,金庸這麼多年來,說的每每不是「香港人要愛國、祖國是最好最偉大的」,卻是說「我們要看清利益和現實」,只要認清這點,屬於香港人的生活才能延續下去,未至於臨時被摧毀。誰摧毀?自然是指中國。我們姑且可以追問,金庸是一心勸香港人「奉迎權勢」還是「險中求存」?相信時間會有答案。

到了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慘劇大大打擊了他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信心,中港前景又再陷入一片迷霧,當時,無論他政治立場如何現實,似放不下「基本人道立場」,不久即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一職,似決意淡出他的「江湖」。這一點筆者認為尚可商榷,文末再論。

如何理解1999年金庸的「敏感演說」?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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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10年之後,1999年金庸以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身分,在一次研討會中發表《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當中有段話惹怒不少有識之士,我們又應如何理解?

這幾句話最多人引述:

在我們社會主義的中國從事新聞工作,那又怎樣?「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的利益效勞」這是第一要義,所以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因為黨在領導國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決策。

可是,較少人完整引述他及後所言:

然而,這中間也有個尺度與分寸的問題。如果再遇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類明顯違反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大事,新聞工作者有義務搜集人民的真實意見,向上級領導反映。在從前,有可能被打成「反右」、「反黨」、「反革命」,那時候,要作取捨是極困難的。

我現在可以說的是,現在這種情形大概不會再發生了。否則的話,我們國家又會陷入一次大不幸之中。我只能說,一個人真心誠意的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忠於組織,自己問心無愧。後果如何,不是我能說的。作為一個一生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我信奉「忠於事實,公正評論」的信條。

⋯⋯將來我們社會更進步、更開放,法治更加制度化,我們新聞工作者應當負起更大的任務,協助政府改善工作,揭露各種不合法、不公正的情況,在社會上提倡良好的風氣,抨擊腐化和不道德。

筆者將整個講話重看一遍後,看法稍為有別於那些激憤反應,基本上金庸最惹火的那段話,是刻意「講空話、講廢話」,空話、廢話之後的才是真話。

金庸在耍文人咬文嚼字的小聰明,他標題玩了個技巧,開宗明義是「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把香港、中國先後分開來談。

先說香港人生活在政府不能干預新聞的社會,只有公司老闆可以,隨即說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要服從黨,不過要有分寸。金庸再一次流露現實主義價值觀,包裝背後要跟中國人說的另一些話。說實話,當時江澤民治下,「中國」新聞工作者有可能不服從黨嗎?說的通通是「空話」,金庸自己說過,連美國也管不了中國,管中國的都被打走,到底中國新聞工作如何,他更加管不了。

問題是「Everything before 'BUT' is Bullshit」,金庸作為現實主義者,或多或少有種虛偽與狡黠,他說「然而」之後才是真心話,說要迎接中國愈來愈進步、開放的社會,一切會制度化,要學習基於事實、敢於揭露腐敗真相,甚至揶揄美國野心(西方)自毀新聞原則、香港也不見做得特別公正,這講話根本是一種對未來存有希望的激勵宣言,既帶有國家民族之情,亦迎合了雙重現實政治:要抵抗外國勢力,就要學懂真正自強,甚至比西方做得更公正。而1999年,正是改革開放仍在半途中,貪腐問題漸漸令人憂心的時期。

金庸曾經守得最穩的,是「基本人道立場」

武俠文學泰斗金庸去世後,中國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10月31日在非洲透過微博發文悼念。他寫道:「若無先生,不知是否還會有阿里」。馬雲與金庸有著近20年交情,他深受金庸影響。(取自馬雲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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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者有時是一種負面標籤,說人毫無理想可言,用盡手段只為了個人權慾;然而,在非常情況之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卻又似是亂世中的智者,如歷史上的林肯、邱吉爾,朝往宏大目標的路途上,手段靈活多變,不迂腐拘泥,不囿於教條,凡事講求整體效益與結果。真真假假,仍待更長的時間沉澱。

無論你如何看待理解金庸的政治觀,可能最不能接受的是他提出雙查方案、浙江演說,但相比這些,有一點我們應該更難接受的,是金庸後來覺知六四事件還是由鄧小平「拍板」,他流著淚表示難以想像鄧政治強硬到殺這麼多人,卻未有詳加析論當權者的責任,還留下了一句話:「沒甚麼特別,很傷心就是了。」

你可以說,傷痛的淚水勝過萬般言語,不過作為如此重要的知識人,這是比他當年不滿「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殘忍得多的人禍(至少動機方面如是),評價的方式變得如此溫婉,叫人心碎。看來,這遠超於許多人以為他回歸前後的言行不一,甚至批評他像投機外交官而欠政治家風範,沒有不可以,他抱持現實主義,按不同事件制訂應對策略,承受這些後果或是預期之內,別人是否同情與理解,未必能一一顧及;然而,他如此繞過多年來毫不動搖的「基本人道立場」﹐不作嚴厲批評、謂傷心不欲多言。怎一語傷心了得?如果金庸真的要完全跟政權撇清關係,他多年後不會身在浙江演說,對六四再無補充。

也許,他與鄧小平的交情,更甚於道德理性。

不管如何,政治往事說到這裏,相信任何有識之士,還懂得區分事理與層面,斷不會把這些不滿和政治控訴,凌駕金庸畢生對武俠小說的莫大貢獻。

核稿編輯:彭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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