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這個人，很容易令人誤解

金庸曾笑香港人似「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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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種說法，可以透徹解釋查良鏞（金庸）畢生引起的政治爭論：他最深層的信仰價值，不是愛國主義，卻是效益與現實主義；歷史回顧較難評斷的，往往是這類人。這甚至能夠充分說明為何他與鄧小平如此惺惺相惜，分別在於他嘗過香港繁榮與自由的好處，但鄧小平體驗過的是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

了解這一點，對於金庸在香港回歸前後似是「判若兩人」的糾結，便會迎刃而解。說到底，除了基本的人道立場之外，他的心思永遠隨時局揣摩盤算，自信掌握了最確切的形勢，意圖在權力與權力之間抓住平衡點，成為能人所不能的橋樑，略帶一點謀略家的狡黠，難怪當年小小年紀便選了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

總之，金庸不認為塵世間有一套永恆不變的絕對價值，包括民主普選、言論自由等問題，常常是擺在實際處境去看待它的價值：

只要局勢是在向好的方向推移，那就是好的。事實是，的確是在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世局永遠在動盪和變幻，真正穩固確定的東西是沒有的。

⋯⋯未來的事，包括世界、中國、香港，每一個人，可能好，可能壞，大家不用擔憂，快快樂樂、勤勤懇懇的過今天的日子罷。「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許許多多年以前，千千萬萬人就曾為明天而憂慮，又怎樣？

近來「金庸」二字不知傷了多少人的和氣，議論紛紛，眾人對他毀譽不一，從讚美他是「偉大小說家、評論家」，到辱罵他是「賣港走狗、人渣」均有。筆者向來十分厭惡憑空議論，至少在下評價之前，付出「基本」誠意了解，再作推論。

本文的要旨，是希望大家也付出一點耐性，從金庸過往的社評原文，更確切掌握他言行背後的想法，才嘗試為他的對錯得失，下自己心中的判斷。

金庸撰寫社評有種深刻的價值觀，經常強調「相對性」，他口中所謂好、壞，總會跟另一些事情比較，說那番話之前，他是以大躍進、文革來比較，認為相比毛澤東幹下那些慘絕人寰的往事，鄧小平復出行改革開放新局，即使80年代初香港人面對不安的「97問題」，香港的前景並沒有坊間所說那麼壞。他幾乎斷定英國不會坐等中國直接接收香港，亦不認為英國人離開後，就立即倒退回激盪的社會主義道路，香港繁榮毀於一旦。

80年代社評談「利益」多於「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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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中英談判關鍵的幾年，不斷以社評安撫人心，懇切希望香港人不要受情緒和謠言影響，瞬間移民四散，看清楚真實變化：

香港人一向以態度現實著稱，但九七問題關涉到每個人的身家性命，在念及和論及時顯得頗為情緒化，由於前途茫茫，不免怨天尤人，對於北京當局、倫敦當局、香港政府、香港的知名人士等等謾罵者有之，譏諷者有之，又或是自傷自憐，不知所措，有些像楊過失落小龍女後自創一十七招黯然銷魂掌，「心驚肉跳」、「呆若木雞」、「拖泥帶水」、「無中生有」⋯⋯那本是人情之常，以楊過之賢，尚且難免，何況吾輩？但時至今日。我們已可比較冷靜的正視現實⋯⋯

結果1997年金庸接受陳潤芝訪問時，提及他比中英雙方洽談之前，早在社評「預言」了香港回歸的實際進程，準確度令人驚訝，他便再一次流露掌握中國國情的自信。

其實，金庸在片段中的分析，只是一再重複他在80年代寫的一系列評論：

事實上，青島的租借也要到一九九七年期滿，湛江的租借要到一九九八年期滿，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政府便收回了。德國打了敗仗，固無抗辯之力，法國是中國的同盟國，也沒有提出甚麼異議，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從一九四九年到今日，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時有權收回香港。

這兩個政府所以沒有收回，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因為不收回香港，對中國政府利大於弊。中國政府之不收回，是出於利益上的考慮，與「民族大義」、「是否賣國」、「做不做第二個李鴻章」等等無關。中國政府在毛澤東、周恩來時代不收回香港，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時代迄今未曾收回香港，都是由於不想收，而不是不能收。中國所以不收回香港，由於香港的保持繁榮對中國有利，而香港要保持繁榮，必須保持穩定。（1983年10月12日）

他甚至說過，香港的繁榮在於制度本身，制度大於一切，與哪一個種族管治無關，這城市已經有了自成一系的制度，亦不完全像英國，是故，香港繁榮在於港式法治與自由造就了這隻「生金蛋的怪鵝」。當有人說金庸是個徹頭徹尾的「大中華愛國主義者」時，卻又遺忘了他三番四次以純利益、純制度的立場看待中港問題。

「雙查方案」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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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金庸之所以跟《大公報》筆戰，是因為曾經痛心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悲劇發生，又遭禁言，1959年成立《明報》之後，更無法容忍中國仍有「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等論述，持續剝奪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要搞國家鬥爭；憤而與之筆戰，無懼性命威脅。多年後，他出於與鄧小平的私交與政治判斷，深信鄧小平不像毛澤東，斷定鄧必然令中國走向現代化，人民生活的福祉將變得愈來愈好，跟歐美的生活水平拉近，他就在這個一片向好的信念驅使之下，提出保守的「雙查方案」，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鞏固了功能組別，再決定香港人是否普選第四屆特首。

金庸的顧慮相當明顯，就是認為擬訂《基本法》屬香港危急存亡之秋，他對英國的「道義責任」欠缺信心，對中國更加沒有信心，而時間站在中國一方，過程一旦出現任何決裂，極可能製造普遍恐慌，又回到人們立即放棄香港的境地。在加入起草委員會之前，金庸數年間屢屢表達這種不安感：香港成了中國與英國的磨心，處理不好，便脆弱得隨時衰亡。是故，他一直與中英雙方重要代表見面，渴求掌握他們的態度，簡單來說，他只有一個立場：

安然過渡了97再算，長遠事情且看香港人將來如何應對，當下是中國反面，香港玩完。

曾經，金庸70年代到訪台灣後有感而發，分享「身為弱者」策略的重要性：

我很喜歡下圍棋，但因事情太忙，沒有時間下苦功，所以棋力極低。從前教我圍棋的老師不斷諄諄叮囑，下圍棋的最大秘訣，是補好自己的一切漏洞，必須先求己之不可勝，然後求敵之可勝。

這個秘訣，主要是「弱者的秘訣」。

如果棋力高於對方，那麼有些漏洞不補也不要緊，因為對方沒有攻我漏洞的力量。但在弱者非力求堅厚穩實不可。

在金庸眼中，香港自保不會比台灣強，假如台灣須用弱者秘訣，香港更甚。

再回望楊潤芝與他的對談，金庸說得相當直白，被問及「雙查方案」弄得有學生焚燒《明報》洩憤，遭民主派斥其極端保守有礙民主。他則回應，所謂保不保守是相對的，如果日後事態發展是香港人很快爭取到民主普選，那「我就錯了，是保守」，但如果香港受中國影響遲遲未有民主，那回頭看可能稱得上開放。

金庸深信他足夠了解中國，中國是個強硬的政權，願意妥協不過是因為「有利益」，當利益沒有了，他們甚麼都可以撕毀，中港關係的本質不過如此：

我們並不是對民主政治本身的價值懷疑，也不是否定低收入階層的政治智慧，而是在分析局勢時經常不重視理論而實際。

現實是：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並無真正的自主權，當對中國能作出重大而積極的貢獻時，中國可以容忍我們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

如果這種特殊化（港人治港）對中國大陸無益，甚至有害，香港的特殊化不可能長期維持。

即使由於國際協議等等約束，短期內容忍，在「適當時機」時必定會予以撤銷⋯⋯只有（中國）在心甘情願的情況下，才會讓香港人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任何政策、條約、諾言、保證、甚至大憲法、小憲法，都是可以修訂或改變的。利害關係的考慮卻永遠有效。

可見，金庸這麼多年來，說的每每不是「香港人要愛國、祖國是最好最偉大的」，卻是說「我們要看清利益和現實」，只要認清這點，屬於香港人的生活才能延續下去，未至於臨時被摧毀。誰摧毀？自然是指中國。我們姑且可以追問，金庸是一心勸香港人「奉迎權勢」還是「險中求存」？相信時間會有答案。

到了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慘劇大大打擊了他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信心，中港前景又再陷入一片迷霧，當時，無論他政治立場如何現實，似放不下「基本人道立場」，不久即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一職，似決意淡出他的「江湖」。這一點筆者認為尚可商榷，文末再論。

如何理解1999年金庸的「敏感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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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10年之後，1999年金庸以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身分，在一次研討會中發表《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當中有段話惹怒不少有識之士，我們又應如何理解？

這幾句話最多人引述：

在我們社會主義的中國從事新聞工作，那又怎樣？「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的利益效勞」這是第一要義，所以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因為黨在領導國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決策。

可是，較少人完整引述他及後所言：

然而，這中間也有個尺度與分寸的問題。如果再遇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類明顯違反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大事，新聞工作者有義務搜集人民的真實意見，向上級領導反映。在從前，有可能被打成「反右」、「反黨」、「反革命」，那時候，要作取捨是極困難的。

我現在可以說的是，現在這種情形大概不會再發生了。否則的話，我們國家又會陷入一次大不幸之中。我只能說，一個人真心誠意的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忠於組織，自己問心無愧。後果如何，不是我能說的。作為一個一生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我信奉「忠於事實，公正評論」的信條。

⋯⋯將來我們社會更進步、更開放，法治更加制度化，我們新聞工作者應當負起更大的任務，協助政府改善工作，揭露各種不合法、不公正的情況，在社會上提倡良好的風氣，抨擊腐化和不道德。

筆者將整個講話重看一遍後，看法稍為有別於那些激憤反應，基本上金庸最惹火的那段話，是刻意「講空話、講廢話」，空話、廢話之後的才是真話。

金庸在耍文人咬文嚼字的小聰明，他標題玩了個技巧，開宗明義是「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把香港、中國先後分開來談。

先說香港人生活在政府不能干預新聞的社會，只有公司老闆可以，隨即說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要服從黨，不過要有分寸。金庸再一次流露現實主義價值觀，包裝背後要跟中國人說的另一些話。說實話，當時江澤民治下，「中國」新聞工作者有可能不服從黨嗎？說的通通是「空話」，金庸自己說過，連美國也管不了中國，管中國的都被打走，到底中國新聞工作如何，他更加管不了。

問題是「Everything before 'BUT' is Bullshit」，金庸作為現實主義者，或多或少有種虛偽與狡黠，他說「然而」之後才是真心話，說要迎接中國愈來愈進步、開放的社會，一切會制度化，要學習基於事實、敢於揭露腐敗真相，甚至揶揄美國野心（西方）自毀新聞原則、香港也不見做得特別公正，這講話根本是一種對未來存有希望的激勵宣言，既帶有國家民族之情，亦迎合了雙重現實政治：要抵抗外國勢力，就要學懂真正自強，甚至比西方做得更公正。而1999年，正是改革開放仍在半途中，貪腐問題漸漸令人憂心的時期。

金庸曾經守得最穩的，是「基本人道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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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者有時是一種負面標籤，說人毫無理想可言，用盡手段只為了個人權慾；然而，在非常情況之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卻又似是亂世中的智者，如歷史上的林肯、邱吉爾，朝往宏大目標的路途上，手段靈活多變，不迂腐拘泥，不囿於教條，凡事講求整體效益與結果。真真假假，仍待更長的時間沉澱。

無論你如何看待理解金庸的政治觀，可能最不能接受的是他提出雙查方案、浙江演說，但相比這些，有一點我們應該更難接受的，是金庸後來覺知六四事件還是由鄧小平「拍板」，他流著淚表示難以想像鄧政治強硬到殺這麼多人，卻未有詳加析論當權者的責任，還留下了一句話：「沒甚麼特別，很傷心就是了。」

你可以說，傷痛的淚水勝過萬般言語，不過作為如此重要的知識人，這是比他當年不滿「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殘忍得多的人禍（至少動機方面如是），評價的方式變得如此溫婉，叫人心碎。看來，這遠超於許多人以為他回歸前後的言行不一，甚至批評他像投機外交官而欠政治家風範，沒有不可以，他抱持現實主義，按不同事件制訂應對策略，承受這些後果或是預期之內，別人是否同情與理解，未必能一一顧及；然而，他如此繞過多年來毫不動搖的「基本人道立場」﹐不作嚴厲批評、謂傷心不欲多言。怎一語傷心了得？如果金庸真的要完全跟政權撇清關係，他多年後不會身在浙江演說，對六四再無補充。

也許，他與鄧小平的交情，更甚於道德理性。

不管如何，政治往事說到這裏，相信任何有識之士，還懂得區分事理與層面，斷不會把這些不滿和政治控訴，凌駕金庸畢生對武俠小說的莫大貢獻。

核稿編輯：彭振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