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這個人,很容易令人誤解

金庸這個人,很容易令人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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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來「金庸(查良鏞)」二字引起無數爭議,尤其觸及他的政治生涯,傷透了不少人的心,到底我們應如何金庸這個人?作者嘗試重點回顧他80年代的社跡,辨清脈絡與真相。

金庸曾笑香港人似「楊過」

金庸武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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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種說法,可以透徹解釋查良鏞(金庸)畢生引起的政治爭論:他最深層的信仰價值,不是愛國主義,卻是效益與現實主義;歷史回顧較難評斷的,往往是這類人。這甚至能夠充分說明為何他與鄧小平如此惺惺相惜,分別在於他嘗過香港繁榮與自由的好處,但鄧小平體驗過的是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

了解這一點,對於金庸在香港回歸前後似是「判若兩人」的糾結,便會迎刃而解。說到底,除了基本的人道立場之外,他的心思永遠隨時局揣摩盤算,自信掌握了最確切的形勢,意圖在權力與權力之間抓住平衡點,成為能人所不能的橋樑,略帶一點謀略家的狡黠,難怪當年小小年紀便選了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

總之,金庸不認為塵世間有一套永恆不變的絕對價值,包括民主普選、言論自由等問題,常常是擺在實際處境去看待它的價值:

只要局勢是在向好的方向推移,那就是好的。事實是,的確是在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世局永遠在動盪和變幻,真正穩固確定的東西是沒有的。

⋯⋯未來的事,包括世界、中國、香港,每一個人,可能好,可能壞,大家不用擔憂,快快樂樂、勤勤懇懇的過今天的日子罷。「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許許多多年以前,千千萬萬人就曾為明天而憂慮,又怎樣?

近來「金庸」二字不知傷了多少人的和氣,議論紛紛,眾人對他毀譽不一,從讚美他是「偉大小說家、評論家」,到辱罵他是「賣港走狗、人渣」均有。筆者向來十分厭惡憑空議論,至少在下評價之前,付出「基本」誠意了解,再作推論。

本文的要旨,是希望大家也付出一點耐性,從金庸過往的社評原文,更確切掌握他言行背後的想法,才嘗試為他的對錯得失,下自己心中的判斷。

金庸撰寫社評有種深刻的價值觀,經常強調「相對性」,他口中所謂好、壞,總會跟另一些事情比較,說那番話之前,他是以大躍進、文革來比較,認為相比毛澤東幹下那些慘絕人寰的往事,鄧小平復出行改革開放新局,即使80年代初香港人面對不安的「97問題」,香港的前景並沒有坊間所說那麼壞。他幾乎斷定英國不會坐等中國直接接收香港,亦不認為英國人離開後,就立即倒退回激盪的社會主義道路,香港繁榮毀於一旦。

80年代社評談「利益」多於「愛國」

金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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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中英談判關鍵的幾年,不斷以社評安撫人心,懇切希望香港人不要受情緒和謠言影響,瞬間移民四散,看清楚真實變化:

香港人一向以態度現實著稱,但九七問題關涉到每個人的身家性命,在念及和論及時顯得頗為情緒化,由於前途茫茫,不免怨天尤人,對於北京當局、倫敦當局、香港政府、香港的知名人士等等謾罵者有之,譏諷者有之,又或是自傷自憐,不知所措,有些像楊過失落小龍女後自創一十七招黯然銷魂掌,「心驚肉跳」、「呆若木雞」、「拖泥帶水」、「無中生有」⋯⋯那本是人情之常,以楊過之賢,尚且難免,何況吾輩?但時至今日。我們已可比較冷靜的正視現實⋯⋯

結果1997年金庸接受陳潤芝訪問時,提及他比中英雙方洽談之前,早在社評「預言」了香港回歸的實際進程,準確度令人驚訝,他便再一次流露掌握中國國情的自信。

其實,金庸在片段中的分析,只是一再重複他在80年代寫的一系列評論:

事實上,青島的租借也要到一九九七年期滿,湛江的租借要到一九九八年期滿,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政府便收回了。德國打了敗仗,固無抗辯之力,法國是中國的同盟國,也沒有提出甚麼異議,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從一九四九年到今日,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時有權收回香港。

這兩個政府所以沒有收回,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因為不收回香港,對中國政府利大於弊。中國政府之不收回,是出於利益上的考慮,與「民族大義」、「是否賣國」、「做不做第二個李鴻章」等等無關。中國政府在毛澤東、周恩來時代不收回香港,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時代迄今未曾收回香港,都是由於不想收,而不是不能收。中國所以不收回香港,由於香港的保持繁榮對中國有利,而香港要保持繁榮,必須保持穩定。(1983年10月12日)

他甚至說過,香港的繁榮在於制度本身,制度大於一切,與哪一個種族管治無關,這城市已經有了自成一系的制度,亦不完全像英國,是故,香港繁榮在於港式法治與自由造就了這隻「生金蛋的怪鵝」。當有人說金庸是個徹頭徹尾的「大中華愛國主義者」時,卻又遺忘了他三番四次以純利益、純制度的立場看待中港問題。

「雙查方案」的心思

巴黎友豐書店創辦人潘立輝與金庸結識,兩人一直保持聯繫,潘立輝手邊還留著一張兩人在書店前的合照。(翻攝自潘立輝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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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金庸之所以跟《大公報》筆戰,是因為曾經痛心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悲劇發生,又遭禁言,1959年成立《明報》之後,更無法容忍中國仍有「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等論述,持續剝奪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要搞國家鬥爭;憤而與之筆戰,無懼性命威脅。多年後,他出於與鄧小平的私交與政治判斷,深信鄧小平不像毛澤東,斷定鄧必然令中國走向現代化,人民生活的福祉將變得愈來愈好,跟歐美的生活水平拉近,他就在這個一片向好的信念驅使之下,提出保守的「雙查方案」,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鞏固了功能組別,再決定香港人是否普選第四屆特首。

金庸的顧慮相當明顯,就是認為擬訂《基本法》屬香港危急存亡之秋,他對英國的「道義責任」欠缺信心,對中國更加沒有信心,而時間站在中國一方,過程一旦出現任何決裂,極可能製造普遍恐慌,又回到人們立即放棄香港的境地。在加入起草委員會之前,金庸數年間屢屢表達這種不安感:香港成了中國與英國的磨心,處理不好,便脆弱得隨時衰亡。是故,他一直與中英雙方重要代表見面,渴求掌握他們的態度,簡單來說,他只有一個立場:

安然過渡了97再算,長遠事情且看香港人將來如何應對,當下是中國翻臉,香港玩完。

曾經,金庸70年代到訪台灣後有感而發,分享「身為弱者」策略的重要性:

我很喜歡下圍棋,但因事情太忙,沒有時間下苦功,所以棋力極低。從前教我圍棋的老師不斷諄諄叮囑,下圍棋的最大秘訣,是補好自己的一切漏洞,必須先求己之不可勝,然後求敵之可勝。

這個秘訣,主要是「弱者的秘訣」。

如果棋力高於對方,那麼有些漏洞不補也不要緊,因為對方沒有攻我漏洞的力量。但在弱者非力求堅厚穩實不可。

在金庸眼中,香港自保不會比台灣強,假如台灣須用弱者秘訣,香港更甚。

再回望楊潤芝與他的對談,金庸說得相當直白,被問及「雙查方案」弄得有學生焚燒《明報》洩憤,遭民主派斥其極端保守有礙民主。他則回應,所謂保不保守是相對的,如果日後事態發展是香港人很快爭取到民主普選,那「我就錯了,是保守」,但如果香港受中國影響遲遲未有民主,那回頭看可能稱得上開放。

金庸深信他足夠了解中國,中國是個強硬的政權,願意妥協不過是因為「有利益」,當利益沒有了,他們甚麼都可以撕毀,中港關係的本質不過如此:

我們並不是對民主政治本身的價值懷疑,也不是否定低收入階層的政治智慧,而是在分析局勢時經常不重視理論而實際。

現實是: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並無真正的自主權,當對中國能作出重大而積極的貢獻時,中國可以容忍我們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

如果這種特殊化(港人治港)對中國大陸無益,甚至有害,香港的特殊化不可能長期維持。

即使由於國際協議等等約束,短期內容忍,在「適當時機」時必定會予以撤銷⋯⋯只有(中國)在心甘情願的情況下,才會讓香港人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任何政策、條約、諾言、保證、甚至大憲法、小憲法,都是可以修訂或改變的。利害關係的考慮卻永遠有效。

可見,金庸這麼多年來,說的每每不是「香港人要愛國、祖國是最好最偉大的」,卻是說「我們要看清利益和現實」,只要認清這點,屬於香港人的生活才能延續下去,未至於臨時被摧毀。誰摧毀?自然是指中國。我們姑且可以追問,金庸是一心勸香港人「奉迎權勢」還是「險中求存」?相信時間會有答案。

到了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慘劇大大打擊了他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信心,中港前景又再陷入一片迷霧,當時,無論他政治立場如何現實,似放不下「基本人道立場」,不久即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一職,似決意淡出他的「江湖」。這一點筆者認為尚可商榷,文末再論。

如何理解1999年金庸的「敏感演說」?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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