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這個人,很容易令人誤解

金庸這個人,很容易令人誤解
Photo Credit: Bobby Yip /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來「金庸(查良鏞)」二字引起無數爭議,尤其觸及他的政治生涯,傷透了不少人的心,到底我們應如何金庸這個人?作者嘗試重點回顧他80年代的社跡,辨清脈絡與真相。

至於10年之後,1999年金庸以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身分,在一次研討會中發表《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當中有段話惹怒不少有識之士,我們又應如何理解?

這幾句話最多人引述:

在我們社會主義的中國從事新聞工作,那又怎樣?「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的利益效勞」這是第一要義,所以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因為黨在領導國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決策。

可是,較少人完整引述他及後所言:

然而,這中間也有個尺度與分寸的問題。如果再遇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類明顯違反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大事,新聞工作者有義務搜集人民的真實意見,向上級領導反映。在從前,有可能被打成「反右」、「反黨」、「反革命」,那時候,要作取捨是極困難的。

我現在可以說的是,現在這種情形大概不會再發生了。否則的話,我們國家又會陷入一次大不幸之中。我只能說,一個人真心誠意的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忠於組織,自己問心無愧。後果如何,不是我能說的。作為一個一生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我信奉「忠於事實,公正評論」的信條。

⋯⋯將來我們社會更進步、更開放,法治更加制度化,我們新聞工作者應當負起更大的任務,協助政府改善工作,揭露各種不合法、不公正的情況,在社會上提倡良好的風氣,抨擊腐化和不道德。

筆者將整個講話重看一遍後,看法稍為有別於那些激憤反應,基本上金庸最玩火的那段話,是刻意「講空話、講廢話」,空話、廢話之後的才是真話。

金庸在耍文人咬文嚼字的小聰明,他標題玩了個技巧,開宗明義是「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把香港、中國先後分開來談。

先說香港人生活在政府不能干預新聞的社會,只有公司老闆可以,隨即說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要服從黨,不過要有分寸。金庸再一次流露現實主義價值觀,包裝背後要跟中國人說的另一些話。說實話,當時江澤民治下,「中國」新聞工作者有可能不服從黨嗎?說的通通是「空話」,金庸自己說過,連美國也管不了中國,管中國的都被打走,到底中國新聞工作如何,他更加管不了。

問題是「Everything before 'BUT' is Bullshit」,金庸作為現實主義者,或多或少有種虛偽與狡黠,他說「然而」之後才是真心話,說要迎接中國愈來愈進步、開放的社會,一切會制度化,要學習基於事實、敢於揭露腐敗真相,甚至揶揄美國野心(西方)自毀新聞原則、香港也不見做得特別公正,這講話根本是一種對未來存有希望的激勵宣言,既帶有國家民族之情,亦迎合了雙重現實政治:要抵抗外國勢力,就要學懂真正自強,甚至比西方做得更公正。而1999年,正是改革開放仍在半途中,貪腐問題漸漸令人憂心的時期。

金庸曾經守得最穩的,是「基本人道立場」

武俠文學泰斗金庸去世後,中國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10月31日在非洲透過微博發文悼念。他寫道:「若無先生,不知是否還會有阿里」。馬雲與金庸有著近20年交情,他深受金庸影響。(取自馬雲微博)
Photo credit: 中央社

現實主義者有時是一種負面標籤,說人毫無理想可言,用盡手段只為了個人權慾;然而,在非常情況之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卻又似是亂世中的智者,如歷史上的林肯、邱吉爾,朝往宏大目標的路途上,手段靈活多變,不迂腐拘泥,不囿於教條,凡事講求整體效益與結果。真真假假,仍待更長的時間沉澱。

無論你如何看待理解金庸的政治觀,可能最不能接受的是他提出雙查方案、浙江演說,但相比這些,有一點我們應該更難接受的,是金庸後來覺知六四事件還是由鄧小平「拍板」,他流著淚表示難以想像鄧政治強硬到殺這麼多人,卻未有詳加析論當權者的責任,還留下了一句話:「沒甚麼特別,很傷心就是了。」

你可以說,傷痛的淚水勝過萬般言語,不過作為如此重要的知識人,這是比他當年不滿「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殘忍得多的人禍(至少動機方面如是),評價的方式變得如此溫婉,叫人心碎。看來,這遠超於許多人以為他回歸前後的言行不一,甚至批評他像投機外交官而欠政治家風範,沒有不可以,他抱持現實主義,按不同事件制訂應對策略,承受這些後果或是預期之內,別人是否同情與理解,未必能一一顧及;然而,他如此繞過多年來毫不動搖的「基本人道立場」﹐不作嚴厲批評、謂傷心不欲多言。怎一語傷心了得?如果金庸真的要完全跟政權撇清關係,他多年後不會身在浙江演說,對六四再無補充。

也許,他與鄧小平的交情,更甚於道德理性。

不管如何,政治往事說到這裏,相信任何有識之士,還懂得區分事理與層面,斷不會把這些不滿和政治控訴,凌駕金庸畢生對武俠小說的莫大貢獻。

核稿編輯:彭振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