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這個人，很容易令人誤解

至於10年之後，1999年金庸以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身分，在一次研討會中發表《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當中有段話惹怒不少有識之士，我們又應如何理解？

這幾句話最多人引述：

在我們社會主義的中國從事新聞工作，那又怎樣？「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的利益效勞」這是第一要義，所以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因為黨在領導國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決策。

可是，較少人完整引述他及後所言：

然而，這中間也有個尺度與分寸的問題。如果再遇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類明顯違反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大事，新聞工作者有義務搜集人民的真實意見，向上級領導反映。在從前，有可能被打成「反右」、「反黨」、「反革命」，那時候，要作取捨是極困難的。

我現在可以說的是，現在這種情形大概不會再發生了。否則的話，我們國家又會陷入一次大不幸之中。我只能說，一個人真心誠意的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忠於組織，自己問心無愧。後果如何，不是我能說的。作為一個一生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我信奉「忠於事實，公正評論」的信條。

⋯⋯將來我們社會更進步、更開放，法治更加制度化，我們新聞工作者應當負起更大的任務，協助政府改善工作，揭露各種不合法、不公正的情況，在社會上提倡良好的風氣，抨擊腐化和不道德。

筆者將整個講話重看一遍後，看法稍為有別於那些激憤反應，基本上金庸最玩火的那段話，是刻意「講空話、講廢話」，空話、廢話之後的才是真話。

金庸在耍文人咬文嚼字的小聰明，他標題玩了個技巧，開宗明義是「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把香港、中國先後分開來談。

先說香港人生活在政府不能干預新聞的社會，只有公司老闆可以，隨即說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要服從黨，不過要有分寸。金庸再一次流露現實主義價值觀，包裝背後要跟中國人說的另一些話。說實話，當時江澤民治下，「中國」新聞工作者有可能不服從黨嗎？說的通通是「空話」，金庸自己說過，連美國也管不了中國，管中國的都被打走，到底中國新聞工作如何，他更加管不了。

問題是「Everything before 'BUT' is Bullshit」，金庸作為現實主義者，或多或少有種虛偽與狡黠，他說「然而」之後才是真心話，說要迎接中國愈來愈進步、開放的社會，一切會制度化，要學習基於事實、敢於揭露腐敗真相，甚至揶揄美國野心（西方）自毀新聞原則、香港也不見做得特別公正，這講話根本是一種對未來存有希望的激勵宣言，既帶有國家民族之情，亦迎合了雙重現實政治：要抵抗外國勢力，就要學懂真正自強，甚至比西方做得更公正。而1999年，正是改革開放仍在半途中，貪腐問題漸漸令人憂心的時期。

金庸曾經守得最穩的，是「基本人道立場」

Photo credit: 中央社

現實主義者有時是一種負面標籤，說人毫無理想可言，用盡手段只為了個人權慾；然而，在非常情況之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卻又似是亂世中的智者，如歷史上的林肯、邱吉爾，朝往宏大目標的路途上，手段靈活多變，不迂腐拘泥，不囿於教條，凡事講求整體效益與結果。真真假假，仍待更長的時間沉澱。

無論你如何看待理解金庸的政治觀，可能最不能接受的是他提出雙查方案、浙江演說，但相比這些，有一點我們應該更難接受的，是金庸後來覺知六四事件還是由鄧小平「拍板」，他流著淚表示難以想像鄧政治強硬到殺這麼多人，卻未有詳加析論當權者的責任，還留下了一句話：「沒甚麼特別，很傷心就是了。」

你可以說，傷痛的淚水勝過萬般言語，不過作為如此重要的知識人，這是比他當年不滿「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殘忍得多的人禍（至少動機方面如是），評價的方式變得如此溫婉，叫人心碎。看來，這遠超於許多人以為他回歸前後的言行不一，甚至批評他像投機外交官而欠政治家風範，沒有不可以，他抱持現實主義，按不同事件制訂應對策略，承受這些後果或是預期之內，別人是否同情與理解，未必能一一顧及；然而，他如此繞過多年來毫不動搖的「基本人道立場」﹐不作嚴厲批評、謂傷心不欲多言。怎一語傷心了得？如果金庸真的要完全跟政權撇清關係，他多年後不會身在浙江演說，對六四再無補充。

也許，他與鄧小平的交情，更甚於道德理性。

不管如何，政治往事說到這裏，相信任何有識之士，還懂得區分事理與層面，斷不會把這些不滿和政治控訴，凌駕金庸畢生對武俠小說的莫大貢獻。

核稿編輯：彭振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