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0V可以解決政府與民眾的資訊落差嗎?公民科技的期望、實踐和挑戰

G0V可以解決政府與民眾的資訊落差嗎?公民科技的期望、實踐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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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與解決方案的選擇會受到參與者影響,而雖然公民科技組織強調參與者、知識與技術的包容性,但是參與仍然有結構性排除的問題:性別、階級、種族、行動能力(dis/abilities)、家庭或社會責任等,皆會造成參與者的同質性。因此在推動這些公民科技時,其他促進數位公平(digital equity)的倡議也不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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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松嶽(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公民科技(civic tech)的發展,是希望運用數位科技以及數據的蒐集、分析、呈現,使得公眾可以更直接地參與國家或城市的治理。然而這樣的期望可以如何實踐?在過程中又遭遇到哪些挑戰?

零時政府g0v的發展,提供我們開始瞭解公民科技帶有那些期望,以及實際如何運作的管道:

g0v的緣起:從資訊走向社會

2012 年 10 月「Yahoo! Open Hack Day」前夕,一組關懷社會議題的資訊人,在看到政府推出的「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廣告後,對其中不對稱、不透明的心態相當不滿,臨時決定更改題目,由原本以電子商務為主題改為中央政府總預算視覺化呈現。在短短三天內,完成了【政府總預算視覺化】專案,是零時政府的第一項成果,也初步凝聚了科技工作者以資訊技術參與公共議題的動能。2012年12月1日,首次召開「第零次動員戡亂黑客松」,人數超乎預期,社群正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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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零時政府的自述,可以看到關心社會議題的資訊人,在面對政府資訊不公開、以粗暴方式治理時的不滿與反抗(可參考林文源的〈刨挖未來技術創新根基的服貿協定:STS的觀點〉),他們開始進行自我組織,並運用數據分析和視覺化能力,將複雜的政府總預算以清晰、容易理解、互動的方式呈現,提供更直觀的方式來查詢、分析預算構成。傳統的預算呈現方式是以抽象貨幣來讓民眾理解,在g0v的總預算視覺化專案中,則以珍奶、雞排、營養午餐等作為價值衡量的單位,提供更具體、貼近日常生活(和無可奈何下的趣味)方式來理解預算,以及其可能造成的影響。

國外公民科技發展的案例

然而,在這些期望與嘗試的同時,公民科技本身要如何長期維持本身就不容易;要促成社會與政府的改變,也非易事;此外,哪些公眾能夠參與,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我們可以把觀察的對象從台灣轉換到歐美社會來探討。

Code for America起源於美國,後來發展成為在美國與全球各地皆有地方分支的公民科技組織。Code for America早期的發展重心,在鼓勵具有技術能力的人,參與科技創造,以促進政府運作與解決社區問題。Adopt a hydrant是常常被提出來作示範的例子:為了解決冬季下雪時消防栓會被雪埋住的問題,Code for Boston創造了一個網路平台,使得居民可以與消防局合作「認領」消防栓,並在雪暴後幫消防栓除雪,使得火災或其他急難狀況需要使用消防栓時,消防員可以迅速使用。

此外,秉持著程式碼開放且自由傳遞的精神,這個平台的程式碼,以及其他透過 Code for America運動與組織開發出來的程式碼,都放在程式碼分享平台github上,使其他地方的團體與公眾也可以使用,進而創造出新的公眾參與科技創造的想像:在一個地區開發出來的程式碼,可以在其他城市、社會中直接運用,延續共享的精神,也創造新的不同地與公眾合作的方式。例如從都柏林開始,但希望能涵蓋全愛爾蘭的Code for Ireland,在發展初期就強調此種程式碼可以在各個地方以迅速、沒有阻礙的方式運作,讓地方社群面對的問題可以有效地解決。因此,雖然在愛爾蘭很少下雪,但Adopt a hydrant背後的程式碼,仍可在稍加修改後用以建立社區認養公園的平台,以促成社區居民對環境的愛護、保持、與對地方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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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地區政府與居民合作開發的另外一個新科技領域是交通。Massachusetts Bay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MBTA)與Code for Boston之間有合作的默契,因此當有新的數據可以提供給民眾時,MBTA會到 Code for Boston 每週舉辦的聚會說明新數據的技術內容,或是針對提供數據的API技術層面提供訊息、回覆問題、並同時搜集公民黑客(civic hacker)的意見作為持續修改的依據。這樣的合作關係促成了許多交通服務的創新,像是MBTA Ninja利用crowdsourcing 的方式搜集、驗證、並即時更新波士頓地區的交通狀況或事故。另一個例子是利用程式將MBTA提供的交通訊息更新,依照各個地鐵與鐵路線,自動透過Twitter傳送給各交通線帳號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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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技是否造成政府卸責?

這些公眾與政府單位的合作,雖然成功地創造出讓日常生活更便利的科技物品,卻也指出許多需要仔細思考的層面。雖然MBTA Ninja獲得Code for America2015 Technology Award,不過對公民黑客,以及更重要的使用公共交通的一般民眾而言,這些「合作」直指的是痛苦的通勤與交通經驗,而不全然是獲獎的榮耀。基礎設施投資的匱乏,或是政府人力的減縮,使得交通問題無法解決,即便MBTA將相關交通訊息與數據公開釋出,卻也沒有多餘人力進行此類服務的開發、提供與維持。

此外,透過Code for Ireland開發出來的MyQ.ie,在開發當時,經歷跟政府單位交手的過程。移民通常不知道需要等待多久,才能遞交他們申請資料,因此MyQ.ie想要預測在移民單位排隊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雖然公民黑客們能夠寫程式並開發等待時間的預測,但是在嘗試取得移民單位每日或每小時收到的申請人數(或案件數)的數據時,卻遭遇到挫折。公民黑客與政府單位對於申請人數會不會造成隱私疑慮有不同見解,且對於要如何運用其他科技來解決計算人數問題,無法達成共識。不論是在號碼機加裝裝置以計算人數,或是架設攝影機只針對顯示等待人數的指示螢幕擷取影像、辨認數字,都因為政府單位對於資訊安全疑慮或是空間管轄權的疑慮,而使得這些擷取人數的科技措施無法使用。即便是張貼紙條或傳單,鼓勵申請者上傳自己號碼單的號碼和抽取時間,但是這樣的宣傳方式變成與移民單位的游擊戰,不斷上演貼了被撕、撕了再貼的循環。

雖然MBTA Ninja和MyQ.ie有的不一樣的生命歷程,但是這些開發過程,值得我們仔細思考政府與公民責任的問題,以及公民創新與社會接軌過程的複雜性。地理學者Peter Johnson與Pamela Robinson反思了一系列開放政府數據,與公民科技、公民黑客松的運動。他們指出,雖然這些轉變有機會促成開放數據更廣泛的使用,以及更多的公民參與機會,但是他們對於這些行動在治理上能夠帶來多大的轉變有懷疑,且質疑這樣的參與,是否降低了政府在改善公眾生活上應負之責任。此外,不論是在公民科技智慧城市、或是其他科技創新過程當中,都可以發現有依賴工具理性與科技官僚的方式來想像未來都市。媒體學者Shannon Mattern更深入地指出,在解決問題的過程有小工具化( widgetization)的情形發生:將網路平台或手機應用程式等科技方案,視為解決複雜都市與治理問題的手段。

公民科技組織也開始反思過於強調以科技解決問題的方式。Jennifer Pahlka(Code for America的創辦人)以及她的夥伴,在與政府公職人員合作、互動的過程中發現,要使公民科技組織創造出來的科技更有效地與政府合作、改善公眾的生活,需要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瞭解與改變與這些科技接軌的社會與政府系統。雖然科技對民眾生活與政府治理的重要性不會減低,但是更重要的是深化公民黑客、公眾、政府彼此合作與探索問題根源的能力,之後才依此尋找解決方案。因此Code for America的年度黑客松National Day of Civic Hacking,便是強調讓有帶著問題的民眾參加,而不是只招募具有技術能力者的參與。活動的目的不在利用黑客松創造出科技創新的原型,而是要發現需要解決的問題、發掘參與者自己們的知識與觀點,使得這些這些問題能夠受到重視,並瞭解這些問題背後存在著的社區、社會、與相關政府單位所面臨的結構性的挑戰。更重要的是,透過活動之後持續的公民參與,並同時與政府溝通、協調、或施壓,以使政府持續公開市政與城市相關數據、辦理公民黑客松式的活動,且尋求長期的合作的機會,重新設計公民黑客、居民、與政府共同合作的方式。

公民科技需培養新型態的公民

更廣泛地說,公民科技提供了新的公眾生活、參與政府治理的想像與實踐。不論是數據視覺化,或是運用其他數位科技和數據分析技術,公民科技希望提供科技的可能性,達成對政府治理方式的監督、挑戰、或改善。公眾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的問題,有時未能有恰當的管道,或不能有效的透過政府既有機制解決。而公民科技提供新的參與和改變的機制,使這些問題能有機會被描述、呈現出來,並試圖瞭解科技可以改變的部分,以及需要其他社會與政府機制需要共同轉變的層面。

對於媒體學者Andrew Schrock來說,公民科技是具有政治目的與效果的。公民科技的政治效果並不是來自於數據分析、或科技的解決方案,而是提供公眾參與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的另類培養場域。科技雖然往往是引人注目的焦點,但是科技並不是全部,更全面的反思與促成政府與社會的改變,才是更重要的目的。

透過瞭解這些公民科技發展的過程、實踐的方式、遭遇到的挑戰、以及對應的方式,我們可以重新思索,這樣的治理與科技創新參與過程,是否能夠促成新型態公眾 (publics)的出現。公民科技的期望與實踐,從短期的、著重創造新科技的活動,轉換成為聚焦在持續的參與、培養社區與其他民眾參與的能力、以及更深入探討公眾參與、科技創造的過程。參與者雖然仍強調數據、科技、與治理的公開與透明,維護科技、數據、及知識的自由分享與再利用,但同時也推動廣泛納進不同背景的參與者,以促成持續的集會、活動、及對議題的關注。將這樣的參與理解為公眾,是強調這樣的公眾,除了在理念的闡述與問題的指陳外,更強調公眾參與的物質性(material participation),透過具體實作,使得議題的重要性、以及牽涉到的各種不同社會、科技、物質層面,能夠逐步地探索、發覺、反思、並形成持續參與、與具體實作和改變的可能性。

這樣的公眾並不是完美的。議題與解決方案的選擇會受到參與者影響,而雖然公民科技組織強調參與者、知識與技術的包容性,但是參與仍然有結構性排除的問題:性別、階級、種族、行動能力(dis/abilities)、家庭或社會責任等,皆會造成參與者的同質性。因此在推動這些公民科技時,其他促進數位公平(digital equity)的倡議也不能忽視。目前推動相關改變的組織包括:PyLadies DublinRails Girls Taipei這類在全球各城市鼓勵女性學習特定程式語言;或是介紹各種新的程式與科技學習組織如Coding Grace;又或是像Tech Goes Home這一類提供硬體與軟體的資源,包括學習資源以提升數位素養、以低廉的價格提供硬體與上網的可能、或是成立小生意的輔助等,使得被排除在數位世界外的社區、族群與、階層,能夠有使用數位資源求職求學的可能。

在不同城市、國家所發展的公民科技,會因為各地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因素,造成其組織的風貌、實踐的方式、達成的效果、遭遇的困難、與對期望的社會未來有所差異,而這也是公民科技值得持續探討、追蹤的原因;同時,我們也可藉由對這些實踐的深入瞭解,持續地發掘我們渴望的社會未來。

誌謝:本文所引用的研究,受到的資助來自於 The Programmable City project, funded by a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Advanced Investigator award(ERC-2012-AdG-323636-SOFTCITY)。

本文經巷仔口社會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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