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創校二百年:馬禮遜創建了什麼?

英華書院創校二百年:馬禮遜創建了什麼?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當時清朝以經典為教育核心的封建保守氛圍下,馬禮遜以傳道為出發點,創建出一種對於華人社會來說是非常前衛的思維與教學模式——學習西方語言和自然科學乃自由平等權利。

1818年,首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在馬來西亞馬六甲創建現時我們所稱的英華書院(1914年復辦前英文舊稱為Anglo-Chinese College,ACC)。及後,書院於1843年遷往香港,是繼1842年馬禮遜紀念學校(Morrison Memroial School)由澳門遷港後第二所世俗學校。

兩個世紀後,書院二百週年紀念,除了它是一所為香港人所熟悉的band 1學校外,究竟馬禮遜的英華書院創建了什麼呢?我們先由馬禮遜的中文學習與教學歷程開始,一直看到書院教學理念和遷港背景,一起找出其創建的可貴之處。

1804年,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通過議案,決定將《聖經》翻譯到當時高度文明的中國。適逢其會,當時在倫敦賀斯頓神學院(Hoxton Academy)修讀神學的馬禮遜,早已渴望在海外向異教徒傳播福音。在馬禮遜給其父親的書信中就曾經表示,主耶穌要為世人贖罪,因此將福音傳給世界萬民,是主耶穌給他的差事。[1]

同年,馬禮遜向倫敦會自薦成為傳教士的申請獲得接納。倫敦會還未決定委派馬禮遜到中國還是其鄰近島嶼,不過馬禮遜的注意力已轉移到學習中文之上。馬禮遜認為,他確信前往中國是上帝對他禱告的回覆,因為在中國宣教將會是最艱巨的。[2]當時清朝是一個擁有世界三分一人口的大國,在人多幅員、朝廷禁教和不諳漢語的封建帝國下傳道,無疑將會是困難重重。即便如此,由1805年5月開始,馬禮遜還是接受為期約兩年的學習,課程內容包括數學、物理、醫學、天文和中文。1807年9月4日,馬禮遜由倫敦乘船抵達澳門,然後再經由虎門、黃埔、珠江,並輾轉抵達廣州。馬禮遜來華之後,旋即要面對語言、身份和經濟壓力的難題。

語言

在語言上,馬禮遜要面對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塊字、購買中文書藉與及清廷禁止中國人教遠人中文。

當時對於歐洲人來說,中文是非常困難的語言。馬禮遜認為,由於歐洲各種語言有相近之處,因此擁有歐洲語言根底的人學習任何一種歐洲語言都並不困難。不過,漢字的讀寫與屬拉丁語系的語言卻完全不同。

在來華之前,馬禮遜首先跟華人容三德(Yong-Sam-Tak)學習中文,期間不超過六個月。由於他進步非常快,在兩年後馬禮遜已經自信地取笑容三德不夠資格教授中文了。抵達廣州後的首兩月,馬禮遜又先後聘請多位華人為中文教師。首先,馬禮遜從童僕阿宏(A Wang)學習廣東方言,後來在廣州與十三行商人和伙計接觸多了,於是認識了商人古勝(Coo-shing)。[3]基於對英文有興趣,因此古勝願意接受馬禮遜互換教學的建議。

然而,古勝這樣做是有風險的。雖然當時禁止內地人教授遠人中文似乎只是潛規則多於法定明文規條,[4]例如欽差大臣長麟就曾表示洋人可以透過買辦和通事學習中文,亦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向馬保證過洋人學習中文不會受清朝官員阻撓。[5]然而當時中國人教授遠人中文一般卻會視為「奸民」,而外國人一般亦相信一經發現後中國人會慘遭朝廷毒手,因此即使中國人與遠人對話都可能會招惹麻煩。有見馬禮遜的學習進步神速,古勝擔心惹禍上身,因此不久之後便拒教。

在古勝之後,馬禮遜的中文教師相繼有天主教徒李察庭(Lee Tsak-Ting)、同樣是天主教徒的雲官明(Abel Yun Kowin-Ming)、教了六個月官話的桂有霓(Kwei Une)、任期最長(由1808至1817年)的葛茂和(Ko Mow-Ho)、秀才李先生(Le Seen-Sang)和曾在馬六甲英華書院教官話課程的朱先生(Choo Seen-Sang)。[6]

身份、居留權及經濟問題

馬禮遜來華時的身份問題亦是幾經波折的。清朝由清世祖開始鎮壓傳教士,禁止傳教,到了乾隆年間傳教士多遭迫害。加上當時只有在擁有對華貿易專利的東印度公司同意,才能來華工作的規定之下,馬禮遜要在華立足實在是雪上加霜。對於公司董事會而言,由於清廷禁教,為免得罪清廷而影響貿易,董事會對傳教士並不支持。況且,馬禮遜除了不是英國國教體制內的傳教士,而其服務對象亦不是在華英國人,因此董事會對馬禮遜並不友善,不允許馬禮遜乘坐商館船隻前往中國。於是,馬禮遜只好繞道紐約,弄個美國護照後才能夠輾轉來華。

在廣州十三行上岸後,馬禮遜首先住在美國商人米訥(Milnor)租住的舊法國領事館,以美國人的身份在廣州居留。此時,倫敦會向馬禮遜提供每年200鎊的薪水(折合西班牙銀元800元)。800銀元怎樣使用呢?僅向米訥租出的兩房連膳食就已佔去750銀元,另外僱用僕傭需要100銀元,加上洗衣70銀元,[7]生活比現在香港人的窩居可更窘迫。為了生計,馬禮遜只好放下歐式生活,節衣縮食,入鄉隨俗,過中式生活,用筷子進食。

到了1808年10月,英軍強佔澳門後,中英交涉頻繁,適逢當時英國唯一一位懂漢語,隨馬戛爾尼使團謁見乾隆皇帝後寫下見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中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的史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回英國休假後,時任商館大班羅伯賜(John W. Roberts ?- 1810)與清廷交涉得狼狽不堪,商館頓悟馬禮遜的寶貴價值,因此翌年2月以500鎊年薪,重金禮聘馬禮遜為中文翻譯。

中文教師與雙語人才的訓練

取得了正式工作證,馬禮遜的居留和經濟問題總算得到解決。兩年後的1810年3月,馬禮遜更進一步成為廣州商館的中文教師。商館中文班不僅為馬禮遜教育事業打下了重要基礎,而且更為兩國翻譯播下優良種秄。

廣州商館的中文班,首班只有五人,而往後每班也同樣只有五人,歷年合共約二十學生。當中有兩位比較著名並且對香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學生,筆者想簡述一下。

第一位是香港第二任總督戴維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香港以戴維斯命名的地標很多,當中包括為人熟悉的開埠時期馬路荷李活道(Hollywood Road)。戴維斯是中文班中最資深的學生,他由1814年入讀,一直至1828年。有說戴維斯的中文造詣甚高,單看他由1817至1828年間作為傳譯員的薪酬,便可略知一二。[8]戴維斯在任職港督後,支持新的教育計劃,使遷港的英華書院得以建校,這點將於下述。

其次是商館高級職員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 1802-1881)——胡夏米曾於1832年隨普魯士傳教士孰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乘坐阿美士德號沿廣州北上至威海衛查察商機與民情。在行程完成後寫下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一報告。1836年巴麥尊去信咨詢後,胡夏米向他提議向中國出兵,接著結局是怎樣也許不用多說。胡在1824年入學打下翻譯基礎,在1831年成為商館譯員。[9]胡的中文能力相當不俗,難怪他在阿美士德號的旅程中與官員和國民打交道時顯得遊刃有餘。[10]

Robert_Morrison_by_John_Richard_Wildman
Robert Morrison, by John Richard Wildman, Public Domain

另外,在1824年返英休假期間,馬禮遜亦是倫敦會中國傳教士修德(Samuel Kidd 1804-1843)的中文啓蒙老師。修德分別於1827年和1828年成為英華書院的中文教授和校長,[11]並於1837年委任為倫敦大學前身 – 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中文教授。1834年入讀英華並師從馬禮遜多年的香港英華首任校長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在倫大時亦是師從修德。

後來1861年理雅各在香港成立翻譯官學生計劃(Hong Kong Interpreter Cadetship Scheme),由該年至1900年為止,在香港共聘請了57位學員,當中較著名的學生有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1875-1947)、曾任教育司署署長的佘雅(Geoffrey Robles Sayer 1887-1962),以及溥儀皇帝的老師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等,[12]理雅各在1875年更出任牛津大學首設中文講座教授。

就教學而言,除了在商館授課,馬禮遜的教育事務在身故後仍然得以延續。在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創辦人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同樣出身於英華書院(1828-1830年)的馬禮遜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鴉片商顛地(Lancelot Dent 1799-1853)等人倡議和組織下,在1836年9月廣州成立了「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延續馬禮遜的教育精神。及後,教育會在澳門成立馬禮遜學校,然後再遷往香港。其中由澳門赴港英華繼續升學的學生,就有日後的中英雙語精英例如黃寬、容閎、黃勝、唐廷樞和其胞弟唐廷庚等。可見,馬禮遜對中英雙語的重視和教學,對香港和英國兩地在19世紀政治和學術發展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石。

馬禮遜在商館的中文教學生涯長達19年,佔去其生命超過三分一的時間。在董事會的壓力之下,馬禮遜在商館教學成為例行公事。始終,聖經傳道和基督教徒學習華語,才是他的最終心願。

馬六甲英華書院

馬禮遜來華後不久雖解決了居留和經濟問題,但其作為傳敎士的身份,在他離世前仍然無法解決。

我們知道,雍正皇帝對天主教非常嚴厲。嘉慶繼位後,對天主教繼續採取前朝的禁教措施。1811年,內閣刑部以上諭向全國頒布,若洋人私自刊刻經卷,甚至旗人傳教,均會定為絞決。翌年嘉慶皇帝再頒諭旨,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藉或設立傳教機關立斬。鑑於在廣州和澳門傳道已不再可行,馬禮遜只好在馬六甲、爪哇、檳榔嶼等地建立據點。特別是前者,由於當地華人居多,他們不但信奉中國儒釋,亦有祭祖傳統,因此馬六甲比後兩地更富中國傳統,計劃在那裡建立一所訓練傳道人和提供知識訓練的學院,作為向中國傳道的跳板。

關於在馬六甲建校,其實馬禮遜早於1812年就已經向倫敦會提及過。信中他表示,希望馬六甲有一所專門培訓歐洲和本土人的機構,並希望該機構設有印刷機,因為福音的成功傳達需要本土傳教士和聖經。[13]三年之後,馬禮遜的宏願終於公之於世。他表示,建院目的是為促進英格蘭和華語使用國之間的文字交流,希望中歐語言共濟——既教在華歐洲人中文,亦教華人英文,使《聖經》和科學啓示的亮光得以照耀亞洲。[14]

於是,馬禮遜傾盡全力,以「一位朋友」(a friend)為名自資4000銀元建校,並以匿名承諾捐款400西班牙銀元作為支持自己成立「恆河外聯合差會孤兒寡婦基金會」(The Fund for Widows and Orphans of the Ultra-Ganges Mission)的開辦費。事實上,以馬禮遜在商館的年薪500英鎊來算,4000銀元相等於其兩年年薪,可見其對建院的決心有多堅毅。

1818年11月,英華書院在馬六甲奠基,並於1820年9月竣工。在建院後,馬禮遜和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均認為,要到中國傳道,那就必須先對中國文化有深度了解。因此建院目的,就是希望提供語言訓練和自然科學知識予傳教士。具體來說,透過語言學習,本地學生須要學習地理、地球儀使用法、算術、簿記、歷史等知識,例如在1844年,預備學校(preparatory school)就要學習英文、算術、地理、文法及寫作。[15]

Chinese_College_Malacca
From Begbie, P.J.; The Malayan Peninsula; Madras, 1834, Public Domain
馬六甲英華書院

書院的辦學理念又如何呢?從1823年的辦學理念可見,馬禮遜表示人人生而平等,他們擁有認識任何思想體系的權利。[16]因此1823年的入學資格與1818年書院的籌組計劃書(General Plan)和1820年的規則章程(Laws and Statues)一樣,都是只要品格良好,皆可入學。[17]在1828年的資料更顯示,書院歡迎任何從來沒有接受過教育、沒有宗教和家庭背景的中國兒童入讀。[18]而1843年書院遷往香港後,華人學費更完全由倫敦會支付。至此,書院已發展成教會義學了。

辦學理念和方針一致,實際情況亦總算與目標同出一轍,例如多年來學生不乏草根階層出身,較出名有早期的梁發、屈亞昂、何進善等。然而,學生離開學校後卻大多從商或從政,[19]這與兩位創辦人本來以傳道作為創院主要目的卻又相違。

香港英華書院建院的曲折

在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依法正式成為香港的宗主國。至此,將基督教拓展至中國的機會終於來臨了——與馬禮遜和米憐一樣,理雅各同樣相信要將基督教傳到中國,除了要學習數學、科學、歷史和地理外,傳道人對中國經典有要相當的認識;而只有身在中國,才能找到頂級的經典學者。[20]加上馬六甲無論在氣候環境以至管理的問題也多不勝數,故此理雅各很希望將書院遷離馬六甲,紥根於中國內地。

那麼,究竟理雅各原來希望遷至哪裡呢?除了香港之外,理雅各心中理想地方原來是江南中心的南京和朝廷政權核心所在的北京。不過當時在南京忙於處理條約的馬儒翰認為理雅各的想像力未免過於豐富(too imaginative)。[21]馬儒翰在回信中向理雅各重申,書院應該遷移至英國領土之上,即香港是也;況且當時在英國手上的北部口岸亦即將歸還給清廷,因此在當地設院並不實際。

事實上,基於馬儒翰在當時作為英國駐華華務總監首席翻譯(Secretary and Interpreter to the Superintendents of British Trade in China)廣受尊敬的地位以及熟諳清廷政局的經驗,其提議極具份量而且相當務實;而另一方面,倫敦會就是不支持理雅各的任何動議,因此馬儒翰順利說服了倫敦會和理雅各將書院遷移至香港。[22]

在決定地點之後,由於搶先一步進駐香港的馬禮遜紀念學校與英華性質相同,因此時任港督砵甸乍(Henry Pottinger 1789-1856)否決撥款資助和撥地建校,此刻理雅各只好將香港德忌笠街(D’Aguillar Street)的細小家屋設為臨時課室,經濟狀況相比當年馬禮遜更加捉衿見肘。[23]後來馬儒翰與倫敦會決定將英華的名義縮窄為神學院(theological seminary),其預備學校的建立就是要培育學生基本知識,為日後的神學訓練做好準備。無獨有偶,這與馬禮遜建立英華的原旨不謀而合,因此香港英華實際上是馬禮遜辦學精神的傳承。

然而,精神雖承傳了,但建校卻一波三折。在決定將英華遷移至香港之後,倫敦會又以香港人口不足和人均質素「低端」為由,希望將書院遷至質素相對較高(be of a better class)的上海或寧波。[24]基於政治和安全理由,砵甸乍當然並不允許。不過由於倫敦會不斷游說,砵甸乍在1844年離任回英前終於軟化,給倫敦會在香港建院開綠燈,[25]於同年1月批出荷李活道和士丹頓街(Staunton Street)兩幅地皮予理雅各建校,[26]並在新任港督戴維斯的支持下,英華書院才總算正式在香港紥根。倘若書院真是遷至南京、上海或寧波的話,那香港英華的命運會是怎樣呢?

結語

在當時清朝以經典為教育核心的封建保守氛圍下,馬禮遜以傳道為出發點,創建出一種對於華人社會來說是非常前衛的思維與教學模式——學習西方語言和自然科學乃自由平等權利。在平等教育的基礎上,透過馬禮遜堅苦刻勵和篤信好學的雙語能力薪火相傳,衝開孔孟之道的桎梏,引進西方自然科學和通識教育,使華人學習西方知識,為日後中港兩地的西風東漸奠下重要基石,這與那邊廂大清直至1860年再簽城下之盟時,連一個懂夷語官員也找不到的窮窘景象相映成趣;另一方面,馬禮遜亦成為西方漢學研究的開山鼻祖,為西方開創漢學先河。

馬禮遜的偉大之處,就是在沒有可能的情況下,實現可能,並將之盡善盡美;而其貢獻,就是透過辦學理念,在惠澤教會和商館事業之餘,而同時創建了香港和中國的雙語和教育。我們有幸,能夠與輾轉走到今天的香港英華書院共渡第二百周年,淋浴在兩世紀才結成的豐碩果實中,我們今天就來認真紀念一下吧。

註︰

  1. Eliza Armstrong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vol. 1 (London: Longman, 1839), p. 56.
  2. Ibid, p. 65.
  3. 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第58頁。
  4. 王宏志:《翻译与近代中国》(上海:复旦大学,2014年),第145-150頁。
  5. 同上,第148-149頁;George Thomas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volume 2, p. 581.
  6.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灣: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第57-78頁。
  7. 一房250銀元,連膳食650銀元;兩房700銀元,連膳食750銀元。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Vol. 1, p. 155.
  8. John Francis Davis: 1817: £100; 1825: £2083; 1827: £417; 1828: £100; Hugh Hamilton Lindsay: 1828: £100; 1830: £100. Susan. R. Stiller,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Journey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9 (1938), p. 80-81.
  9. Ibid, p. 67.
  10. 梁曉遴:〈十九世紀初大清國民是怎樣看英國人的?以一遊記為例子〉
  11. Wylie Alexander,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47-48.
  • 關詩佩:《譯者與學者》(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年),第345-348頁。
  •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Vol. 1, p. 355.
  • Ibid, p. 426.
  • Ibid, p. 34.
  • Robert Morrison, To the Public Concerning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23), p. 2-4.
  •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 D. vol. 1, p. 506-507; vol. 2, p. 44; 另見To the Public, p. 19.
  •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KU Press, 1979), p. 125.
  • Paul Gua, “Ying Wa Boys, “1818-1843: Who were they and what did they do?《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中西文化交流與基督教在華發展史》(香港,2018年),第145-146頁。另見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杭州:全国新秀书店,2004年),第214-216頁。
  • Marilyn Laura Bowman, James Legge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A brilliant Scot in the turmoil of colonial Hong Kong (Canada: FriesenPress, 2016), chapter 14.
  •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Britai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p.25-26.
  • Pfister, Lauren F.,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Germany: Peter Lang, 2004), p. 157. And note (20).
  • 1843年理雅各以月租130銀元租住香港德忌笠街一個可以容納30個學生的單位,馬禮遜1808年在廣州租一個單位就要250銀元。James Legge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A brilliant Scot in the turmoil of colonial Hong Kong, Chapter 16.
  • Ibid, chapter 15.
  • Ibid, chapter 16.
  • 租期75年,每年44英鎊。同上。

責任編輯:tnlhk

核稿編輯:王陽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