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創校二百年:馬禮遜創建了什麼?

英華書院創校二百年:馬禮遜創建了什麼?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當時清朝以經典為教育核心的封建保守氛圍下,馬禮遜以傳道為出發點,創建出一種對於華人社會來說是非常前衛的思維與教學模式——學習西方語言和自然科學乃自由平等權利。

取得了正式工作證,馬禮遜的居留和經濟問題總算得到解決。兩年後的1810年3月,馬禮遜更進一步成為廣州商館的中文教師。商館中文班不僅為馬禮遜教育事業打下了重要基礎,而且更為兩國翻譯播下優良種秄。

廣州商館的中文班,首班只有五人,而往後每班也同樣只有五人,歷年合共約二十學生。當中有兩位比較著名並且對香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學生,筆者想簡述一下。

第一位是香港第二任總督戴維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香港以戴維斯命名的地標很多,當中包括為人熟悉的開埠時期馬路荷李活道(Hollywood Road)。戴維斯是中文班中最資深的學生,他由1814年入讀,一直至1828年。有說戴維斯的中文造詣甚高,單看他由1817至1828年間作為傳譯員的薪酬,便可略知一二。[8]戴維斯在任職港督後,支持新的教育計劃,使遷港的英華書院得以建校,這點將於下述。

其次是商館高級職員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 1802-1881)——胡夏米曾於1832年隨普魯士傳教士孰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乘坐阿美士德號沿廣州北上至威海衛查察商機與民情。在行程完成後寫下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一報告。1836年巴麥尊去信咨詢後,胡夏米向他提議向中國出兵,接著結局是怎樣也許不用多說。胡在1824年入學打下翻譯基礎,在1831年成為商館譯員。[9]胡的中文能力相當不俗,難怪他在阿美士德號的旅程中與官員和國民打交道時顯得遊刃有餘。[10]

Robert_Morrison_by_John_Richard_Wildman
Robert Morrison, by John Richard Wildman, Public Domain

另外,在1824年返英休假期間,馬禮遜亦是倫敦會中國傳教士修德(Samuel Kidd 1804-1843)的中文啓蒙老師。修德分別於1827年和1828年成為英華書院的中文教授和校長,[11]並於1837年委任為倫敦大學前身 – 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中文教授。1834年入讀英華並師從馬禮遜多年的香港英華首任校長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在倫大時亦是師從修德。

後來1861年理雅各在香港成立翻譯官學生計劃(Hong Kong Interpreter Cadetship Scheme),由該年至1900年為止,在香港共聘請了57位學員,當中較著名的學生有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1875-1947)、曾任教育司署署長的佘雅(Geoffrey Robles Sayer 1887-1962),以及溥儀皇帝的老師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等,[12]理雅各在1875年更出任牛津大學首設中文講座教授。

就教學而言,除了在商館授課,馬禮遜的教育事務在身故後仍然得以延續。在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創辦人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同樣出身於英華書院(1828-1830年)的馬禮遜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鴉片商顛地(Lancelot Dent 1799-1853)等人倡議和組織下,在1836年9月廣州成立了「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延續馬禮遜的教育精神。及後,教育會在澳門成立馬禮遜學校,然後再遷往香港。其中由澳門赴港英華繼續升學的學生,就有日後的中英雙語精英例如黃寬、容閎、黃勝、唐廷樞和其胞弟唐廷庚等。可見,馬禮遜對中英雙語的重視和教學,對香港和英國兩地在19世紀政治和學術發展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石。

馬禮遜在商館的中文教學生涯長達19年,佔去其生命超過三分一的時間。在董事會的壓力之下,馬禮遜在商館教學成為例行公事。始終,聖經傳道和基督教徒學習華語,才是他的最終心願。

馬六甲英華書院

馬禮遜來華後不久雖解決了居留和經濟問題,但其作為傳敎士的身份,在他離世前仍然無法解決。

我們知道,雍正皇帝對天主教非常嚴厲。嘉慶繼位後,對天主教繼續採取前朝的禁教措施。1811年,內閣刑部以上諭向全國頒布,若洋人私自刊刻經卷,甚至旗人傳教,均會定為絞決。翌年嘉慶皇帝再頒諭旨,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藉或設立傳教機關立斬。鑑於在廣州和澳門傳道已不再可行,馬禮遜只好在馬六甲、爪哇、檳榔嶼等地建立據點。特別是前者,由於當地華人居多,他們不但信奉中國儒釋,亦有祭祖傳統,因此馬六甲比後兩地更富中國傳統,計劃在那裡建立一所訓練傳道人和提供知識訓練的學院,作為向中國傳道的跳板。

關於在馬六甲建校,其實馬禮遜早於1812年就已經向倫敦會提及過。信中他表示,希望馬六甲有一所專門培訓歐洲和本土人的機構,並希望該機構設有印刷機,因為福音的成功傳達需要本土傳教士和聖經。[13]三年之後,馬禮遜的宏願終於公之於世。他表示,建院目的是為促進英格蘭和華語使用國之間的文字交流,希望中歐語言共濟——既教在華歐洲人中文,亦教華人英文,使《聖經》和科學啓示的亮光得以照耀亞洲。[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