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反同陣營典型的「愛滋悲劇論」，我們能用什麼方式改寫？

近日網路上流傳一部影片，講述一位女性回憶其哥哥出櫃後不受家人諒解，搬出去獨自居住，在許久後因為感染愛滋延遲就醫，最後返回家庭，不久後去世最終選擇樹葬。這個影片還提及因為這個故事，人們追求幸福的方式最好符合「一男一女」的自然結合，並請觀眾投票支持愛家公投。

這樣的敘事方式，不僅帶出反同的愛家公投陣營對於愛滋感染者的刻板印象，也帶出對於愛滋感染者的道德評價。然而我們不論這部影片的價值判斷為何，這樣反同愛家公投陣營的「典型敘事」，我們可以如何改寫這部影片的劇情？

用性平教育作為家庭關係的潤滑劑

難道男同志出櫃後就只能離開原生家庭？影片第一個關鍵劇情在於影片中男同志出櫃後必須離開原生家庭。這其實不難理解，對於反同的愛家公投陣營的基本預設，男同志並不被原生家庭，尤其是他的父母所接受，因此一旦出櫃，就破壞了家庭的和諧而被迫離開。

我們的長輩們或許並不了解同志，因此對同志有許多刻板印象與錯誤認識，但整體來說，性平教育可以教導人們認識不同性傾向的人們，並且產生調和社會對立與衝突的功能。

只要學生在學校接受性別平等教育，這些學生就可以認識不同性別氣質、性傾向與性別認同的人們，理解到社會上有各種不同性別實踐，開闊對世界的認識與胸襟，進而讓他們學習如何與各種不同的人群和平共存在這個開放的社會。若影片中的男同志在學生時代曾經接受過性平教育，認識多元性別，他可以更自信且勇敢展現自己、用更豐富平近的話語跟自己的家人進行溝通，進而讓家人認識自己，凸顯自己的價值，而不是在彼此的衝突下離開其原生家庭。又或者影片中的家人曾受過性別平等教育，他們也更能夠理性且保持平常心地看待自己的家人，無論他們的孩子是同志、跨性別或是異性戀。

落實愛滋防治工作是讓所有人受益

影片另一個劇情轉折，是難得返家的男同志因感染愛滋而最終面對死亡。我們其實可以創造對於愛滋感染者與關鍵族群友善的環境與社會，讓關鍵族群更願意或更自在地進行愛滋篩檢。如此一來，我們就能針對愛滋病毒感染，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進一步療縮短愛滋感染者從診斷至服藥的時間間距。依據目前台灣的愛滋治療政策，只要確診感染愛滋，可以馬上進行雞尾酒療法抗愛滋病毒治療，亦即診斷即服藥（Same-Day ART）。然而現實的狀況，目前感染者確診到進入服藥治療，仍約有70天左右的間隔。在2014年至2017年間愛滋感染新增通報的感染者約有34％在一年內發病，代表這些感染者朋友在更久之前就感染愛滋，但基於內化的歧視、缺少對個人健康自覺等等原因而錯失及早診斷，並接受治療的機會。

Photo Credit: Sham Hardy@Flickr CC BY SA 2.0

當愛滋感染者早期接受治療，對個人及社會有幾個好處：

1. 感染者能維持良好的免疫系統功能，暫停愛滋病毒對其身體的傷害。
2. 維持個人身體健康，降低社會投入在健保與相關醫療的花費，促進社會生產。
3. 當感染者穩定接受治療後，體內的愛滋病毒可以降到幾乎檢測不到，低病毒量的狀態無法傳染給其他人，降低傳染能力。

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我們能夠有效推動愛滋防治工作，例如在最前端愛滋預防工作投入更多資源，讓人們更容易取得愛滋防治的相關知識，並在學校落實對學生保險套的教學，針對一般社會大眾進行衛教（如事前與事後預防性投藥），就可以讓人們遠離愛滋病毒的威脅。這樣影片中的男同志，也許可以避免感染愛滋病毒，即便感染了也能讓身體健康維持在一定的水準，生命也不會因此隕落。

婚姻制度是愛滋感染者的社會支持系統之一

影片最後一個關鍵轉折是男同志的愛滋感染者回到家中，由其原生家庭承擔照顧他的重擔。我不禁想問，如果是異性戀的感染者朋友回到家庭，會是誰承擔他的照顧責任？除了父母、兄弟姊妹與子女外，還有一個可能是他的合法配偶。

在目前的社會，結婚後的配偶是血親以外承擔最多照顧重擔的角色。我們可以在很多新聞上看到，妻子或先生照顧生病的另一半，或是他們承擔子女及另一半的親屬的照顧責任。如果台灣是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國家，影片中這位感染者朋友就更有機會與他的同性伴侶建立穩定的法律關係，而這位同性伴侶就能提供他心理的支持、生理上的照顧、分擔生活開銷，發掘其他各種社會資源連結，進而讓這位感染者朋友維持在一定程度的健康水準。

結語

如果需要改變一個悲劇的劇本，我們應該想想是否真的必須要支持愛家公投？又或者愛家公投正在創造更多如同影片劇情的悲劇？這次愛家公投共有三個題目，目的在於限制同性婚姻為隔離式專法，並取消國中小階段的同志教育。這樣的公投一旦通過，就會跟前面提及的落實性平教育、使用愛滋防治工具以及建立同性婚姻制度背道而馳，如此也不用多說，不僅無法扭轉悲劇主人公的命運，反而將會有更多與影片相似的悲劇產生。

延伸閱讀：「愛家公投」所定義的家，正好就是許多同志悲歌的起點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