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術研究為偏見服務：產製反同論文的各個環節出了什麼差錯？

文：畢恆達（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Cheenghee Koh（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後研究員、芝加哥Rush大學健康學院兼任教師）、高穎超（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系研究生江淑華（2018）的碩士論文《從文化霸權分析台南市國民中學家長對同志教育觀點的研究》在發放網路問卷之時（2018年3月），即遭台南彩虹遊行網站檢舉有違反研究倫理之嫌。台南大學為此召開學術倫理調查，認為並無違反倫理之實。江淑華為降低衝突，隨即終止網路問卷，著手進行資料分析與論文撰寫。依該系規定，論文口試應正式公告；有學生想要旁聽，但到了現場卻發現門上貼有「地點更動通知」，地點請洽系辦公室。學生到處搜尋後才找到口試現場。校方要求學生核對學生證、扣押手機後，才允許進場旁聽。由於指導教授有事未到場，校方宣布口試改期舉辦。隨後，在沒有新的口試公告之下，江淑華秘密完成論文口試（洪國峰，2018年7月20日）。八月江淑華將碩士論文上傳《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這篇頗受爭議的論文，既然已經定稿公開，自然應該接受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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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論文研究設計使用網路抽樣調查，透過研究者自己的社交網絡在家長的Line群和臉書發放問卷，目的在瞭解台南市國中學生的家長對於校園同志教育內容的態度。問卷內容分成兩部分，一為家長人口屬性（年齡、性別、教育、收入、婚姻等自變項），一為家長對同志教育內容的態度量表。同志教育內容分成六個構面（多元性別建構與公民權、多元情慾解放的理解等），每個構面分別有3到11個題目。論文主要分析家長的人口屬性與對同志教育內容的態度之關連。作者使用「文化霸權」理論，宣稱如果家長反對同志教育的內容，就表示存在文化霸權。

本文檢視其文獻回顧、理論、方法、發現與推論等面向，認為這篇論文理論使用錯誤（包括誤讀與栽贓）、樣本不具代表性、問卷內容偏離事實、使用錯誤統計方法，研究發現與宣稱的結論斷裂跳躍。結果讓碩士論文空有學術之名，卻淪為反同團體的工具。下面將一一討論上述問題，以防止後續研究者或有心人士錯誤引用或濫用曲解，持續製造假知識。

二、文獻回顧的問題

文獻回顧的目的在於與既有理論對話，說明自己的研究在學術中的定位。江淑華撰寫的文獻回顧，整體而言存在幾個問題：

1. 理論與經驗現況描述混雜跳接，結構不清

例如從文化霸權理論直接跳接到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的衝突，然後接到Paul Willis的《學做工》，再連到同志教育與愛滋病的經驗描述，然後接到社會自由的理論。這些座落於完全不同的生產脈絡、其間沒有對話的理論直接迸出，彼此穿插出現的理論與經驗也看不出關連（頁10-17）。

2. 誤讀理論文獻

過去討論文獻回顧的倫理問題，經常聚焦在剽竊與抄襲，也就是將他人的創意據為己有，而未註明出處。江淑華論文文獻回顧的倫理問題，則是出現多處誤讀文獻，甚至栽贓，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到別的研究者身上。劉安真（2000）在〈對同性戀輔導的反思〉一文中討論台灣諮商輔導專業者對於同性戀的認定標準，有如下的文字：

在國內諮商輔導的相關期刊上，偶而會見到一些討論同性戀問題之輔導的文章，有些作者們常認為在輔導同性戀者時，特別是當事人尚未成年時，應該要審慎地評估當事人是否是「真正」的同性戀者，這些作者們認為真正的同性戀者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1）不可抑制的想要和同性有親密行為的幻想；[中略]（5）年齡應滿20歲或是25歲。…然而，在輔導同性戀者時，一定要先界定他是或不是嗎？如果一定要界定的話，為何不是由當事人來自我界定，卻是由諮商員依據某一準則來界定呢？而且，一定要符合上述的條件才能夠稱為是「真正的」同性戀嗎？真的是這樣嗎？這些說法背後隱藏了什麼樣的問題呢？（頁23）

沈介婷（2014）的碩士論文引用劉安真的論文，寫道：

國內學者對於同性戀也下了定義......劉安真（2000）研究也發現許多在評估當事人是否為同性戀時，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1）不可抑制的想與同性發生親密行為......[中略]（5）年齡要滿20或25歲。（頁24）

江淑華（2018）從沈介婷的論文中讀到劉安真的說法，文中這樣寫：「另也有學者認為同性戀身份的認定是需具備年齡上的成熟，在劉安真（2000）採取年齡上的界定評估，認為當事者的認定除了愛戀的對象是同性之外，年齡需滿20-25（沈介婷，2004）。」（頁22）（註：江淑華在正文中將沈介婷論文的出版年寫錯。）

這樣引用哪裡錯？讓我們先回到原典。劉安真（2000）先舉出當時台灣有些諮商輔導專業者提出的界定同性戀的條件，然後對此種說法提出「質疑」（這才是重點）。江淑華不讀劉安真的原典（發表在台灣的學術期刊，很容易取得），卻引用沈介婷的二手文獻，直接認定劉安真主張年齡是認定同性戀的條件之一，陷劉安真於不義，因為這種誤讀實質扭曲了劉安真的本意，把本來劉安真要批判的看法變成是她主張的結論。

誤讀文獻的現象在本論文中不只一例。江淑華在另處寫到：「研究分析指出自實施性別教育加入同志教育之後，愛滋病罹病率並沒有因此下降反升（楊婧慧，2006）」（頁16）。但是楊婧慧的文章通篇都沒有出現「同志教育」這四個字啊？江淑華又寫：「台灣從2008年到2010年男男性行為都佔所有愛滋罹病率的八成以上（楊婧慧、劉姵伶，2009）」（頁17）。楊婧慧、劉姵伶的論文於2009年發表，江淑華卻可以自動將疾病統計延伸到2010年。原文也根本找不到有「男男性行為愛滋罹病率佔八成以上」的統計描述。這些說法都是江淑華自己「創造」出來的，與其所引用的文獻無關。通常誤讀文獻有幾種可能：（1）知識背景不足，沒有讀懂。（2）被自己先入為主的成見或信仰所蒙蔽。（3）刻意誤讀，散播對自己有利的錯誤訊息。江淑華為何屢次犯錯，讀者可以自行評斷。

3. 此論文引用的文獻過於偏頗與依賴非學術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