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術研究為偏見服務:產製反同論文的各個環節出了什麼差錯?

當學術研究為偏見服務:產製反同論文的各個環節出了什麼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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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文嚴謹地檢視江淑華的碩士論文,藉此從研究執行過程、研究設計、方法與統計、論文寫作與文獻引用、理論適切度與濫用理論等層面,批判性指出學術研究的各個環節如何可能出錯、誤用,以致於讓學術成為替研究者主觀偏見擦脂抹粉,替既得利益者維繫權力、製造壓迫與歧視的工具。

文:畢恆達(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Cheenghee Koh(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後研究員、芝加哥Rush大學健康學院兼任教師)、高穎超(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系研究生江淑華(2018)的碩士論文《從文化霸權分析台南市國民中學家長對同志教育觀點的研究》在發放網路問卷之時(2018年3月),即遭台南彩虹遊行網站檢舉有違反研究倫理之嫌。台南大學為此召開學術倫理調查,認為並無違反倫理之實。江淑華為降低衝突,隨即終止網路問卷,著手進行資料分析與論文撰寫。依該系規定,論文口試應正式公告;有學生想要旁聽,但到了現場卻發現門上貼有「地點更動通知」,地點請洽系辦公室。學生到處搜尋後才找到口試現場。校方要求學生核對學生證、扣押手機後,才允許進場旁聽。由於指導教授有事未到場,校方宣布口試改期舉辦。隨後,在沒有新的口試公告之下,江淑華秘密完成論文口試(洪國峰,2018年7月20日)。八月江淑華將碩士論文上傳《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這篇頗受爭議的論文,既然已經定稿公開,自然應該接受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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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論文研究設計使用網路抽樣調查,透過研究者自己的社交網絡在家長的Line群和臉書發放問卷,目的在瞭解台南市國中學生的家長對於校園同志教育內容的態度。問卷內容分成兩部分,一為家長人口屬性(年齡、性別、教育、收入、婚姻等自變項),一為家長對同志教育內容的態度量表。同志教育內容分成六個構面(多元性別建構與公民權、多元情慾解放的理解等),每個構面分別有3到11個題目。論文主要分析家長的人口屬性與對同志教育內容的態度之關連。作者使用「文化霸權」理論,宣稱如果家長反對同志教育的內容,就表示存在文化霸權。

本文檢視其文獻回顧、理論、方法、發現與推論等面向,認為這篇論文理論使用錯誤(包括誤讀與栽贓)、樣本不具代表性、問卷內容偏離事實、使用錯誤統計方法,研究發現與宣稱的結論斷裂跳躍。結果讓碩士論文空有學術之名,卻淪為反同團體的工具。下面將一一討論上述問題,以防止後續研究者或有心人士錯誤引用或濫用曲解,持續製造假知識。

二、文獻回顧的問題

文獻回顧的目的在於與既有理論對話,說明自己的研究在學術中的定位。江淑華撰寫的文獻回顧,整體而言存在幾個問題:

1. 理論與經驗現況描述混雜跳接,結構不清

例如從文化霸權理論直接跳接到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的衝突,然後接到Paul Willis的《學做工》,再連到同志教育與愛滋病的經驗描述,然後接到社會自由的理論。這些座落於完全不同的生產脈絡、其間沒有對話的理論直接迸出,彼此穿插出現的理論與經驗也看不出關連(頁10-17)。

2. 誤讀理論文獻

過去討論文獻回顧的倫理問題,經常聚焦在剽竊與抄襲,也就是將他人的創意據為己有,而未註明出處。江淑華論文文獻回顧的倫理問題,則是出現多處誤讀文獻,甚至栽贓,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到別的研究者身上。劉安真(2000)在〈對同性戀輔導的反思〉一文中討論台灣諮商輔導專業者對於同性戀的認定標準,有如下的文字:

在國內諮商輔導的相關期刊上,偶而會見到一些討論同性戀問題之輔導的文章,有些作者們常認為在輔導同性戀者時,特別是當事人尚未成年時,應該要審慎地評估當事人是否是「真正」的同性戀者,這些作者們認為真正的同性戀者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1)不可抑制的想要和同性有親密行為的幻想;[中略](5)年齡應滿20歲或是25歲。…然而,在輔導同性戀者時,一定要先界定他是或不是嗎?如果一定要界定的話,為何不是由當事人來自我界定,卻是由諮商員依據某一準則來界定呢?而且,一定要符合上述的條件才能夠稱為是「真正的」同性戀嗎?真的是這樣嗎?這些說法背後隱藏了什麼樣的問題呢?(頁23)

沈介婷(2014)的碩士論文引用劉安真的論文,寫道:

國內學者對於同性戀也下了定義......劉安真(2000)研究也發現許多在評估當事人是否為同性戀時,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1)不可抑制的想與同性發生親密行為......[中略](5)年齡要滿20或25歲。(頁24)

江淑華(2018)從沈介婷的論文中讀到劉安真的說法,文中這樣寫:「另也有學者認為同性戀身份的認定是需具備年齡上的成熟,在劉安真(2000)採取年齡上的界定評估,認為當事者的認定除了愛戀的對象是同性之外,年齡需滿20-25(沈介婷,2004)。」(頁22)(註:江淑華在正文中將沈介婷論文的出版年寫錯。)

這樣引用哪裡錯?讓我們先回到原典。劉安真(2000)先舉出當時台灣有些諮商輔導專業者提出的界定同性戀的條件,然後對此種說法提出「質疑」(這才是重點)。江淑華不讀劉安真的原典(發表在台灣的學術期刊,很容易取得),卻引用沈介婷的二手文獻,直接認定劉安真主張年齡是認定同性戀的條件之一,陷劉安真於不義,因為這種誤讀實質扭曲了劉安真的本意,把本來劉安真要批判的看法變成是她主張的結論。

誤讀文獻的現象在本論文中不只一例。江淑華在另處寫到:「研究分析指出自實施性別教育加入同志教育之後,愛滋病罹病率並沒有因此下降反升(楊婧慧,2006)」(頁16)。但是楊婧慧的文章通篇都沒有出現「同志教育」這四個字啊?江淑華又寫:「台灣從2008年到2010年男男性行為都佔所有愛滋罹病率的八成以上(楊婧慧、劉姵伶,2009)」(頁17)。楊婧慧、劉姵伶的論文於2009年發表,江淑華卻可以自動將疾病統計延伸到2010年。原文也根本找不到有「男男性行為愛滋罹病率佔八成以上」的統計描述。這些說法都是江淑華自己「創造」出來的,與其所引用的文獻無關。通常誤讀文獻有幾種可能:(1)知識背景不足,沒有讀懂。(2)被自己先入為主的成見或信仰所蒙蔽。(3)刻意誤讀,散播對自己有利的錯誤訊息。江淑華為何屢次犯錯,讀者可以自行評斷。

3. 此論文引用的文獻過於偏頗與依賴非學術文獻

寫學術論文要引用嚴謹的學術文獻,要討論學術圈內當前普遍接受的理論概念(無論是否贊同,但要敘明理由)。舉例來說,如果研究者認為地球是平的,也很容易可以找到無數個支持「地球是平的」的文獻。由於過於偏頗的選擇,江淑華當然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同性密友期」、女同性戀的成因與幼年受到(性)暴力有關、聯合國的性教育沒有同志教育、美國主流性教育不贊同婚前性行為等論點的文獻,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此論文還引用了很多宗教文獻,例如聖經、可蘭經、宣化上人的著作。

在教會裡,個人的見證確實可以感動人心,讓人感受到神的恩典。但是,宗教與學術應劃分界線,見證不能成為研究者分析現象的理論依據或證據,聖經也是。江淑華引用聖經中譴責同性戀行為的文字,如果只轉述而不評論,則只是一個信徒的借題發揮而已。

三、研究抽樣

此論文的調查對象為台南市的國中家長,研究者在家長的社群網站(Line及臉書)施放問卷,讓家長自由填答,排除了不使用這些軟體或社群網站的家長。這既非隨機抽樣,也不是立意抽樣。研究者的文獻回顧雖然有考慮性別、年齡、收入、學歷、宗教信仰、婚姻等變項(頁34),但是實際操作上並非根據這些理論概念來抽樣。此問卷調查並無酬勞、抽獎等物質誘因,實際花時間上網填答的恐怕會傾向於有強烈意見的人。

作者將研究對象限縮在台南市的國中家長,因此在回收問卷後剔除了外縣市與無效樣本144份。然作者未說明,就此研究主題而言,台南市的家長是具有代表性,還是有何特殊性?此外,雖然調查對象為國中家長,但是樣本中年齡在30歲以下的「家長」竟有44人,佔7.3%。問卷沒有詢問小孩是否就讀國中,顯示答題者雖有小孩,但不一定是國中學生的家長(撇除領養,如果是的話,這些人要在17歲前就生小孩,小孩才可能就讀國中)。

更甚者,本研究樣本中基督教與天主教徒的比例竟然高達43.7%,與台灣現況的6.1%(傅仰止、章英華、廖培珊、謝淑惠,2017,頁264)差距甚大,缺乏代表性。顯然其網路調查抽到的是研究者本身在教會群體內的同溫層樣本,同質性過高。此研究的抽樣具有上述種種特質與偏誤,但是作者並未意識到並加以討論其對研究結果產生的影響,也沒有依循調查研究的常規自我檢驗出研究限制。簡言之,使用沒有代表性的樣本,其研究結論亦僅能限縮在該具特異性的樣本之內,難以推廣至更大的群體。

四、問卷設計

江淑華在論文一開始先發展一個量表來測量家長對於現行同志教育之態度,但她犯了幾個嚴重失誤,導致該量表之信效度產生問題。一般研究量表通常經過下列方式產生:

  1. 對文獻進行考察,了解在理論中所欲測量之建構(constructs)有哪些構面(dimensions)。
  2. 尋找與採用既有之量表。
  3. 如果需要修改既有之量表或者發展新量表,最好能先進行焦點團體訪談,再從這些結果抽出概念,撰寫試題。

這些工作的主要目標,是幫助研究者能夠在一開始即撰寫符合現實世界之題目,而非憑空杜撰不符現實之試題。畢竟,只要試題數夠多,在一堆虛構的試題中也可以找出高度相關之題目進而組成量表,但是這種「統計上的高相關」絕不等於「事實上的高相關」。

江淑華的研究目的在於調查國中家長對於同志教育教材內容適切度的態度,研究者依照性別光譜、異服、變性、社會參與,與性愛自主等主題,設計了49題問卷題目,後經內容分析與試題篩選得出六個構面共32題,分別為多元性別建構與公民權(11題)、多元性別的外表展現(5題)、多元性別的潮流與肯認(5題)、多元情慾解放的理解(5題)、尊重與接受多元性傾向(3題)、了解變性手術的影響(3題)。這些問卷內容存在三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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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1. 研究者混淆了給國中學生閱讀的教科書與給老師研習用的教師資源手冊

根據江淑華自己所列的供設計問卷的參考資料共28筆,其中只有4筆出自國中教科書,其他9筆出自高中教科書,7筆出自教師資源手冊,剩下的則來自報紙與基督教團體的文宣(頁173)。換言之,有不少問項其實並不是國中教科書中同志教育的內容,這與此研究的目的:探討「家長對教材的內容是否有不同的看法」(頁2)背離甚多。試問有哪本國中教科書有教導學生同志如何做愛、婚姻可以多男多女、多人性愛資訊?

2. 一個嚴謹的學術研究,最好是給家長看教科書中有關同志教育的原始文本(可以掃瞄成圖檔)

但是此論文的問卷題目內容,其實是研究者自己對教科書內容的主觀(甚至錯誤)詮釋,而不是教科書本身。甚且很多詮釋,根本來自基督教團體。例如將性別光譜解讀成「今天可以當男的,明天可以當女的」,把「婚姻不限於一男一女」逕自延伸成「婚姻可以多男多女」,其實正是愛家公投的標準樣版說法。效度是量表設計的基本要求,然而江淑華論文的量表題目,測量的並非家長對國中教科書內容的態度,而是家長對於江淑華自己主觀詮釋的態度。

3. 問卷題意不清,即使得到答案,也根本不知填答者如何理解題目

例如中文的「性別」有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的區分,當問卷問「自己的性別不是天生的」(第2題),指的是哪一種性別概念?「當自己有同性戀傾向時,要勇於承認」(第28題),這裡的承認指的是什麼?是不要自我否認,要悅納自己,還是別人詢問時,要承認?真正的同志教育,並不會強迫同志出櫃。又如「我認為老師需教學生,異性戀的想法太傳統。」(第30題)這裡的「異性戀」指的是異性戀者(人),還是強迫異性戀機制(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價值觀)?江淑華雖然在研究中有操作專家效度(不知是否有性別研究領域的專家),可惜實質作用不大。

至於個人基本資料的問項,包括家長的性別、年齡、學歷、社經地位(收入)、宗教信仰、小孩數、婚姻狀況等,可以說是根據既有相關文獻指認出的會影響家長態度的變項,但也可以說是Barney Glaser所說的「寵物變項」(pet concept)(指特別喜愛的概念)(引自Cutcliffe, 2015),亦即一般社會調查都會詢問這幾項。然而研究者如果想要了解影響家長對同志教育態度的因子有哪些,則應該回顧更多相關研究,例如「是否認識同性戀者」就是許多國內外經驗研究發現的重要因子,但此論文除了人口基本變項之外,並無其他相關問項。

綜合言之,此研究使用的量表無法準確測量家長對現行性別教育之態度,亦即樣本的效度有顯著問題。研究法上有句名言,「垃圾進、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當原始資料顯然扭曲偏頗、效度有問題,則接下來所有其他的統計分析方法皆已無法彌補此缺失。

五、統計分析方法

在此論文中,江淑華使用不少統計方法來驗證其八個研究假設。除了填答者的基本資料描述之外,主要使用三類統計分析,包括(1)以構面為主要分析單位,檢測其與人口屬性的關係;(2)合併選項,簡化成為贊成與反對,並依此分類進行t檢定;以及(3)使用迴歸分析,探討自變項的解釋力。然而,遺憾的是,作者在統計方法上犯了不少錯誤,有些錯誤非常嚴重,進而危及其結論。茲詳述如下:

1. 以構面為主要分析單位,檢測其與人口屬性的關係

江淑華在編製量表後,正式施測並蒐集到476份有效問卷。為了對研究假設作統計檢定並回答論文問題,她使用一連串的雙變量(bivariate)統計檢定來驗證所選擇的自變項(年齡、性別等人口屬性)與各個構面之間的關係。此分析構成這本論文的主體,佔從61頁到116頁的篇幅。然而每個構面是由3至11道題目所構成,其統計表格中的數字如何得來,作者完全沒有說明。以表14(頁62)為例,要分析「多元性別建構與公民權」這個構面的性別差異,這個構面由11道題目所組成,也就是說每位家長會有11個填答的數字(分別從極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由1到5),表格中以構面(不是單一題目)為分析對象,呈現填答1(極不同意)的男性有22人,請問這22從何而來?也就是說,這五十幾頁的統計表格裡的數字,全部都是謎,而論文(包括附錄)並沒有提供每一單項題目的得分分配的原始資料。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詢問,組成某個構面的不同題目,彼此之間是獨立還是有相關,權重會有不同嗎?如何加總、計算?再者,這部分的統計分析,作者其實只是一一描述,人口變項與態度構面是否有統計顯著相關(反正不是有就是無),也還談不上分析,也沒有與理論對話。例如,作者發現女性家長對於多元性別、多元情慾等教育內容,相較於男性家長,持反對意見者較多。這與我們一般認為女性比較能夠接受同性戀的認知相左,可惜作者並沒有討論其經驗資料與既有理論的異同,進而深化理論。

2. 合併選項,簡化成為贊成與反對,並依此分類進行t檢定

為了對論文中第八個研究假設「家長對於現行同志教育未感受到文化霸權」進行統計檢定,作者「將所有意見加總後取常態分布中填答1、2的前40%與填答4、5的為後40%的家長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頁89)。然而如前所述,每個構面是由3,5或11個題目所構成,如何計算填答1、2等答案的人數是個謎,作者沒有解釋,因此將填答1與2的人數加總,合併為「贊成」,也就同樣沒有意義,也無法得到「多數家長持極不同意至不同意之意見」的結論(頁70)。

另外,江淑華欲使用分數高組的總體得分高於分數低組的總體得分(t檢定)以及對同意或不同意的家長算人頭,來支持其「家長經驗文化霸權」之假設,然而,前者與該研究假設完全沒有邏輯關聯(較支持的家長的確與較不支持的家長有不一樣的支持度),而後者如何被計算出來完全沒有說明。即便家長人數算出來,在這個特異性非常高的樣本中,也無法推論到其他台南家長。最後,「家長是否同意」實難成為測量文化霸權的有效指標。

3. 使用迴歸分析,探討自變項的解釋力

江淑華為了探討不同自變項(人口屬性)對同志教育態度不同構面之解釋力,使用階層迴歸,把不同的自變項歸類成四組:a. 年齡與性別;b. 宗教信仰;c. 學歷與收入;d. 婚姻狀況與家中子女數,並依序在模型中把四組一一放入,觀察不同自變項在不同模型中產生的變化,以及整體解釋力之變化。雖然此方法已經行之有年,但她在這裡也犯了幾項錯誤。

第一、江淑華使用的是迴歸模型,但迴歸模型有其重要的假設。我們並沒有看到作者有提及檢驗這些假設,以及若假設並未符合,作者又做了哪些修正措施。第二、作者在行文中是以各自變項的迴歸係數(beta coefficients)來比較彼此的解釋力。然而,這是錯的。因為迴歸係數會受到自變項的單位影響,所以當自變項的單位不同時,實在無法直接比較。有些自變項應為類別變項(宗教與婚姻狀況),但在此模型中,作者把它們當作連續變項處理,因此我們只看到一個迴歸係數。如此,在此模型中已經強加類別間的線性關係。若真要在迴歸係數間比較,不可以只單看迴歸係數之大小(點估計),必須同時考慮它們的標準誤。事實上我們已經有不同統計檢定來評估迴歸係數間之差異是否達顯著,但作者並未採用。

最後,迴歸係數之大小與解釋力實在是兩回事,尤其是在多變項迴歸模型中。迴歸係數是該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當自變項上升一單位之時,依變項有多少單位之改變。這跟自變項能對依變項解釋多少變量並不是同一件事,因為不同自變項之間常常並非彼此獨立。

六、什麼是文化霸權?

江淑華的論文題目為《從文化霸權分析台南市國民中學家長對同志教育觀點的研究》,也就是說「文化霸權」理應是這個研究最重要的理論觀點。她雖然有引用其指導教授姜添輝(2013)對於文化霸權的解釋,然而整個研究設計與方法卻反映了作者完全誤用了文化霸權的意思。

究竟什麼是霸權(hegemony)?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脈絡中,hegemony指涉「將統治階級的利益理想性地再現成普遍利益的過程」(Scott & Marshall, 2009)。換言之,統治階級把公民社會當作工具,利用文化宣傳讓被統治的人自動自發、心悅誠服地接受統治,還幫忙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葛蘭西(Gramsci, 1989)進一步將hegemony理論化,並用以分析法西斯集權統治的社會。他將社會分為政治社會(或國家,公領域)與公民社會(私領域),並指出革命政黨(或國家)必須融合兩種層次的統治技術,辯證性地使用兩手策略:武力和甘願、權威及hegemony、暴力和文明教化、搧動與政治宣傳、戰術與謀略(頁170)。

Gramsci
Photo Credit: Unknown@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江淑華在論文中引用了葛蘭西將霸權理論化後的概念,但台灣現行的同志教育是江淑華所謂的「新文化霸權」嗎?

簡單地說,他認為革命政黨(或國家)的統治必須兼具強迫與暴力(coercion and violence),以及文化宣傳來製造甘願(consent)。當受統治階級不接受控制時,合法壟斷暴力的國家或統治階級便派出警察甚至軍隊予以鎮壓;接著,在市民社會裡以意識形態工具製造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文化論述,讓被統治者的想法和觀點心悅誠服地接受當權者的宰制,心甘情願為統治者服務。用台灣俗話講,就是「被人賣掉了還幫忙數錢」。然而,一旦受宰制階級有心反抗,統治階級仍保有合法武力,隨時予以鎮壓血洗。因此,hegemony概念強調統治階級交替使用暴力「強迫」和製造「甘願」,以保持統治利益,是一種特別的權力和宰制形式。

相對的,台灣現行的同志教育是江淑華所謂的「新文化霸權」嗎?該論文的結論斬釘截鐵地「引用」葛蘭西之名論斷:

研究結果觀察到家長對於以上的教材內容並不贊同,從同志教育實施以來,家長建議修正對同志教育政策與教材內容的檢討,教育部以符合課綱為由,仍使學校課程延續,似葛蘭西所主張,統治者欲使同志教育中除了尊重之外的婚姻平權與多元情慾的價值,透過教育傳遞與[sic]社會及下一代,家長代表中間的抗拒霸權者及捍衛婚姻價值者,國家在此同志教育中夾帶的婚姻平權與多元情慾的價值對社會產生衝擊與抗拒,形成文化霸權。(頁138)

這則斷言,立論在錯誤推論上。此研究的調查問卷與資料完全沒有包含任何測量文化霸權的變項。整本論文主要的經驗研究部分(包含研究對象、工具到研究結果,頁47–131),完全沒有提到「霸權」二字。作者上一句提到霸權,出現在研究的虛無假設「家長對於現行同志教育未感受到文化霸權」(頁47),隔了85頁跟霸權完全無關的資料,便跳出「同志教育呈現文化霸權的現象」的結論(頁132)。換句話說,作者認為只要政府推行同志教育,而經驗資料顯示家長反對,則表示存在文化霸權。這種誤讀,讓文化霸權這個理論概念在此研究中根本可有可無,更與葛蘭西談國家或政黨辯證性使用強迫與甘願的分析框架完全是兩回事。再者,同志教育內容的六個構面中,家長贊成其中三個,反對其中三個,又如何得出家長不贊同同志教育的結論?

七、結論:學術研究不能為偏見服務

本文嚴謹地檢視江淑華的碩士論文,藉此從研究執行過程、研究設計、方法與統計、論文寫作與文獻引用、理論適切度與濫用理論等層面,批判性指出學術研究的各個環節如何可能出錯、誤用,以致於讓學術成為替研究者主觀偏見擦脂抹粉,替既得利益者維繫權力、製造壓迫與歧視的工具。

寫作學術論文不應該變成服務信仰的手段。研究者也不應為了個人信仰而生產品質低劣的學術論文,來證明自己的信仰。江淑華的論文以超過四成為基督徒/天主教徒的偏差樣本,以護家盟對性平教材的錯誤詮釋為藍本來設計問卷題目,產製了效度可疑的量表。再以錯誤的統計,得到了作者在研究之前就想要的結論。雖套用社會學大理論卻無法遮掩其資料的偏誤,及理論、方法、研究發現間的重大斷裂,僅凸顯讓學術研究淪為宗教宣傳工具的謬誤。我們認為唯有理性思辨、嚴謹遵守學術倫理地發展研究,才能阻卻「道德偏見←→扭曲知識」的惡性循環。


附註:研究者有沒有認真看待自己的研究與論文發表,可以從一些細節中看出端倪。這篇論文顯然連基本的校對都懶得做,以致於不通順的文句與錯字俯拾即是。例如「同運人士如何操控學術界與努力同性戀在政治上的權益」(頁11)、「可說是無意識改的改造」(頁14)、「強調女性與男性的差異甚至優於男性」(頁20)、「…調查發現較多出現男同性戀在27.48歲…」(頁22),這些句子都或有錯字,或語焉不詳,難以理解。

參考書目

  • Cutcliffe, J. R. (2005). Adapt or adopt: Developing and transgressing the methodological boundaries of grounded theory.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51(4), 421–428.
  • Gramsci, A. (1989).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 Scott, J. & Marshall, G. (2009). A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3rd. e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江淑華(2018)《從文化霸權分析台南市國民中學家長對同志教育觀點的研究》。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碩士班碩士論文。
  • 沈介婷(2014)《國小教師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同性戀議題融入教學態度影響之研究:以臺中市為例》。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碩士班碩士論文。
  • 洪國峰(2018/07/20)〈荒謬包庇反同論文 南大教育系勿成教育之恥〉。《自由評論網》。取用日期:2018/10/25。
  • 姜添輝(2013)《資本社會中的社會流動與學校體系》。台北:高等教育。
  • 傅仰止、章英華、廖培珊、謝淑惠(2017)《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七期第二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楊靖慧(2006)〈台灣愛滋病流行現況與防治政策〉。《感染控制雜誌》,16(1),17-23。
  • 楊靖慧、劉姵伶(2009)〈台灣的青少年與兒童愛滋病流行現況與防治政策〉。《愛之關懷季刊》,69,6-12。
  • 劉安真(2000)〈對同性戀輔導的反思〉。《諮商與輔導》,171,23-27。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