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捐: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余光中的「文學生命」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作為課本裏一尊不敗的銅像,自然只呈現出合宜、滑順、圓熟的一面,而不及從前的叛逆、潑辣、頹廢、愛慾與虛無。這固然是把余光中介紹給年輕學子,但也是限縮了他的形象(同時也播撒了日後批判的種籽)。
文:唐捐
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
1
余光中是「在冷戰的年代」的詩人,在那個年代裏,或許不乏比他精美、深刻、奧妙的詩人。但在美蘇對抗的世界格局下,身處於「紅色中國-白色臺灣」座標之一點,能夠直擊「冷戰年代」的時代氛圍,並用「詩」的體式加以表述,從而撼動人心者,仍不得不首推余光中。任何人的所知所感都是有侷限的,處在某種時空裏便容易被其主潮所挾帶或淹沒;只有少數人有機會置身其中復抽身其外,盱衡全局,而有較大範圍的認識。
余光中獲「亞洲協會」獎金,赴美留學(一九五八年十月),一年後回國專任師大英語系講師,從此被視為「學院派詩人」的主力。他主編的New Chinese Poetry(《中國新詩選》)由臺北美國新聞處出版(一九六一年一月),美國大使莊萊德還特地在寓所舉行茶會招待詩人,以為慶祝。我們知道,美新處所傳播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共,文藝上的西化,以及種種美國價值。余光中便以其個人條件,成為冷戰時代美國文化輸入的重要管道。
此外,還有「階級」問題可說。在「天狼星」論戰不久,洛夫曾說:「(〈天狼星論〉)由於在措辭上對作者的由社會地位養成的『尊嚴』有所損及,致使作者大為震怒。」又說:「臺灣詩人群與余光中並無恩怨之處,且彼此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流徙來臺的年輕軍人,毀學棄家,斷離血親,不免懷怨生恨;這跟舉家遷臺,父居公職,身在大學,放洋歸來者在心境上自然有所區別。
余光中則指洛夫等人為「惡魘派」,對於軍旅詩人緣於身世的「痛感」(這在余的前幾本詩集是比較缺乏的),對於「非理性詩學」的意義,稍欠同情與理解。而洛夫對於〈天狼星〉組詩,對於學院派的思維,也有過於苛刻的論斷。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同於紀弦、覃子豪以至洛夫等人的法國取向,余光中譯介英美詩學,倡導知性與感性的平衡,依然反映出冷戰時代裏文化傳播的變遷。而新大陸(美國)與舊大陸(中國)這兩「大」的相互激蕩,也就養成了他筆下特有的雄豪之氣,以及分裂對峙的時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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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善戰,以此樹立聲名,與創作互為表裏。早年在現代詩論戰裏,他回應雜文家的文字,最為明快而犀利。在與所謂「惡魘派」爭奪現代詩的代表權時,他思路清楚,文筆結實而老到,因而在言辭爭鋒上絕不居於下風。但〈天狼星〉不算成功,確實被洛夫說中了,故余光中後來推遲了出版時間並大幅修改。由此看來,余光中有時不免「辭」勝於「理」,在辯論賽上常勝,但在觀念上未必佔優勢。
在晚年的訪談裏,余光中自承,他雖與紀弦相互譏嘲,但暗地裏反而受到紀弦的吸引(按他自己的講法,就像「大家閨秀」對「浪子」欲拒還迎)。實際上,余洛之爭也存在著類似的狀況。余在「論爭前」已是新古典與現代化並進,在「論戰後」則在兩方面都有較為明快有力的躍進(而非一般所認定的,由西化期轉入新古典期)。余自稱「浪子回家」,但他的浪子資格可能是論戰後才進一步補全的。
大約從一九六○年算起的十五年,余光中密集地推出了質量豐厚的詩、散文、評論。僅以詩集而言,《蓮的聯想》、《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白玉苦瓜》等四集,就撐開了多重向度,並建構出各種有力的詩意模式。若要講求單一詩篇的「深」、「密」、「複」,他恐怕不是上選;但若以詩集為單位,綜論其「多」、「變」、「廣」,並考慮到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則余光中詩仍然是那個時代裏一座雄偉的山峰。
《蓮的聯想》聯結「文化-中國」,愛情與美感,開發了「漢語性」的現代潛能,並且演示一種辯證性(浪漫與古典),並非借屍還魂而已。《敲打樂》裏的「現代-中國」符號,兼含羞恥與愛,其實與當時的主流並不相同。余光中能夠表現「多面化」的國族感受(包含負面),顏元叔早就指出他並非「教條式的愛國主義者」。他以一種灰色、自傷、頹廢的情調,戲劇化了半世紀來「中國人」的內在癥結。當然,他之所以能夠採取「反教條化」的方式去書寫中國,恐怕與站在相對安全的位置有關。
《在冷戰的年代》很可能是余光中的最佳詩集,前此他在現代詩陣營裏仍是個遲到者。這時,他獨樹一格的「新造無韻體」終告成熟,此體宜於鋪展、馳縱與堆疊,特別適合能雄辯、擅氣勢、好修辭的(散文式)詩人。此外,他精準把握到「冷戰」時代下的精神困境,因而寫出〈雙人床〉那樣極立體的名篇。
《白玉苦瓜》的民歌體淺易,但有社會影響力(他雖倡導「現代詩」可向「搖滾樂」學習,但自己未必做得到)。至於與書同名的〈白玉苦瓜〉,則造及一種最圓熟的中國性(文化傳統與近代苦難),恰恰滿足了中國意識走到極點的社會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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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有文本,有語境,有永恆性,有變動性。而與一時一地之社會心理相對話,乃是寫詩與讀詩皆不能免的程序。今天的情境與余光中鼎盛時相較,已有極大的變化。若是以今律昔,而說一九六○-一九七五年的余光中全是保守、滯後,因政治性而獲取文化聲名;或說那種中國性違離了臺灣主體性,無甚可觀。我認為,並不公允。余光中的詩集(我是說詩集,而非詩行)「高度濃縮」「強力體現」了特定時空斷層下的一種集體情感,這不是輕易的,也未必是其他現代詩人所能與之爭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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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風水成為我們的語言——跟著風水名師的腳步,重訪全球知名景點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無論古今中外,能夠永傳不朽的建築物,除了奠基於各地深厚的⽂化底蘊,和當時重要的哲學思考之外,其實也都依循著天⼈地合⼀理念,觀察當地的環境與氣候、為了服務使⽤者的需求⽽建設。
江名萱老師深入研究風水的契機,可以說是因為旅行所帶來的啟發——在旅行至北京故宮的時候,對於整個建築群落的方位、形狀、位置等都遵循著青囊經的原理所設計,有著強烈的感觸。
因此,原本就熱愛旅行的江老師,帶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走訪世界,考察各地的建築物。他發現,能夠永傳不朽的建築物,除了奠基於各地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當時重要的哲學思考之外,其實也都依循著當地的環境與氣候、使用者的需求而建設,和江老師順應自然的風水概念不謀而合。例如巴黎的聖母院、印度的泰姬瑪哈陵等建築,都能在天人合一的設計下,達到一種平衡、和諧的效果,並且更好地利用自然的能量。
與天對話:巴黎聖母院
「建築物的存在,是要為裡面的人所服務。所以,所謂好的建築風水,其實是應天、應地、應時、應人制宜。」因此,雖然我們可以看到聖母院中央的玫瑰窗,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風水符號,代表光明、能量和生命力;聖母院的塔尖,也象徵著穩定、領導力,以及上達天聽的請求。但更重要的是,屬於宗教建築物的聖母院,為所有信仰著神的人們,所帶來的莊嚴、平靜感受。「聖母院營造出非常強烈的和諧的氛圍,你可以想見當時的設計師,在設計這個建築物及其所創造出來的空間時,所有的考量都是為了讓人的內在可以安靜下來、與天/神對話。」江老師指出。

巴黎聖母院建築風格是哥德式建築,它的建造開始於1163年,耗時超過200年。教堂的尖頂屋頂,不只是融合了各種藝術風格的幾何美學,更代表著天地宇宙之間的聯繫。這種尖頂建築形式,在古代被視為智慧和神聖,有向上流動的能量。象徵著天空和地球之間的聯繫,連接聚集天地宇宙之間,讓整個建築物更加神聖,充滿生氣和活力,並為⼈們帶來好運和幸福。
在古代文化的哲學中,太陽代表著宇宙和自然界的秩序、生命和創造⼒、上帝神性力量等等。所以在建築的設計和規劃中,必須要考慮季節的變化,和太陽的位置,以確保光線在建築空間中,可以達到最佳的利用。聖母院的三扇玫瑰花窗,被認為是世界上 最美麗的玻璃藝術品之⼀,當你走進聖母院中,透過玫瑰花窗所照進來的彩色光芒,加上吟誦詩歌的聲音,還有焚燒香料所產生的煙霧,體現了像是引導人們的心靈,通往宇宙智慧神性的力量,彷彿可以治癒和平衡我們的身心。
「整體而言,巴黎聖母院的每一項設計、每一處細節,都讓人感到非常平靜。」江老師又補充道:「這就是好的風水,所帶來的能量。」
深埋於地的愛:泰姬瑪哈陵
談完了聖母院,江老師又繼續分享她在泰姬瑪哈陵的經歷。「如果聖母院是一棟與天對話的建築,那麼泰姬瑪哈陵想要傳達的,則是一份深埋於地的愛。」位於印度的泰姬瑪哈陵,不只是印度文化的代表性建築,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泰姬瑪哈陵始建於1632年,耗時約22年完工,在建築風格上,它結合了印度傳統建築和伊斯蘭建築的元素,以白色大理石為主要建材,建築外牆有細密的浮雕和嵌花紋飾,表現了印度文化的細膩和精緻。在陽光照耀下,白色大理石的建築散發出耀眼的光芒,展現出浪漫、華麗的氣息,「但是當你走進泰姬瑪哈陵之後,除了感受到它的莊嚴、神聖之外,還有一份濃烈的愛情。」江老師說道。
蒙兀兒帝國的第五代皇帝沙賈汗,和他的妻子慕塔芝.瑪哈王后深深相愛,即使沙賈汗要前往戰爭的最前線,慕塔芝也會相伴在旁,兩人感情十分深厚。但令人惋惜的是,慕塔芝在1631 年的征戰途中難產而亡,沙賈汗在悲痛之餘,承諾為她建造天上人間、無與倫比的美麗陵墓——泰姬瑪哈陵。

這座象徵沙賈汗畢生激情和財富的美麗紀念物,每年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國內外遊客前來參觀,感受這份愛情的真切。「剛才講到聖母院有尖塔,我們可以注意到,泰姬瑪哈陵的屋頂也是尖頂,同樣象徵著天空和地球之間的聯繫。皇帝沙賈汗希望透過泰姬瑪哈陵向上連接,跟他⼼愛的瑪哈王后能夠永恆緊密在⼀起。」泰姬瑪哈陵在風水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利用水池來達到陰陽平衡的作用。「水是陰性的象徵,而白色大理石所建造的陵墓則是陽性,因此,水池的存在可以平衡建築物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陰陽能量,創造出和諧的能量和氛圍。」除此之外,江老師也認為在像印度這樣炎熱的地區,利用水池的清涼氣息,撫平人們的情緒、創造安定氛圍,進而幫助人們減輕壓力、放鬆身心。因此泰姬瑪哈陵也是一個「應天、應地、應時、應人而制宜」而建成的建築典範。
傳世六百年之作:北京紫禁城
紫禁城是中國古代明、清兩朝24位皇帝的居所,建於明成祖永樂4年(1406),於永樂20年(1420)完工。占地面積72萬平方公尺,建築面積約15萬平方公尺,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的宮殿型建築,整個建築群給人威嚴而神聖的感覺,是皇權的象徵。雖然紫禁城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但依然保持著它的輝煌和美麗,其中風水的佈局,是紫禁城能屹立不搖至今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年永樂皇帝在建造紫禁城的時候,他要求紫禁城建築佈局形狀和方法,都要符合風水學中的宇宙觀,以及天地人萬物合一的理論。因此,紫禁城的主要建築,都建在南北的中軸線上,這代表著能夠吸收天地間的能量,東西方向的建築物較少,是為了可以利用南北向的通風和自然循環,達到環境的舒適感。
以紫禁城太和殿的設計為例,這個皇帝接近朝臣的宮殿,不僅考慮到太陽的位置、建築物的形狀、360度的方位等等,還有周遭的水源、水流、風向、陽光以及山水環境、生活機能等多個面向。例如太和殿的正門面向南方,就是為了要確保日照充足,可以為太和殿帶來更多的光線和暖氣。而在正午時分,陽光會直射在皇帝的龍椅上,讓這裡充分地接收滿滿的太陽能量。
青囊經中提到:「明地德,立人際,因變化,原始終,此謂之化成。」紫禁城風水設計,是創造出一個巨大的立體空間,裡面有陰陽、南北、前後、東西、左右、內外、動靜、虛實,是因為建築師/設計師能夠將這些元素完美的連結起來,因此成就了永垂不朽的紫禁城。而整個紫禁城的建築群,也因為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呈現出一種高超的的藝術美感。
「如果我們回到600年前,紫禁城建造之初,想必是永樂皇帝將想法、理念,與設計者溝通之後,所誕生的結果。他們當初的偉大理想是什麼?風水方法又是什麼?在整個建造的過程中,永樂皇帝和設計者之間的信任也是非常的重要。作為皇帝,永樂皇帝必須展現領導者的遠見和決策力,但又必須給予設計者充分的自由和支持。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和創造力。如此一來,才能共同完成這件舉世無雙的建築作品。」江老師補充道。
「風水的學問,是全世界共通的,我們東方有陰陽五行術數之源的《河圖洛書》,西方也有由四元素和以太所對應而形成的梅塔特隆立方體。」建築設計最精彩、也是最核心的表現,就在於它如何讓人心的空間、建築的空間、自然的空間、宇宙的空間,互相連結滲透,能量循環不已。對江老師來說,無論古今中外,這些能夠矗立千百年之久的建築物,都是能順應著自然的脈動、四季的變化,讓建築引導著宇宙、自然的能量,為身在其中的使用者所服務,同時創造出最適合使用者的安適環境,使用者自然能夠感到心神平靜,從而展現宏大的精神面貌。江老師也相信,風水的千年智慧,是值得我們現代人細細研究、推廣的一門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