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捐: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余光中的「文學生命」

唐捐: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余光中的「文學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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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作為課本裏一尊不敗的銅像,自然只呈現出合宜、滑順、圓熟的一面,而不及從前的叛逆、潑辣、頹廢、愛慾與虛無。這固然是把余光中介紹給年輕學子,但也是限縮了他的形象(同時也播撒了日後批判的種籽)。

文:唐捐

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

余光中是「在冷戰的年代」的詩人,在那個年代裏,或許不乏比他精美、深刻、奧妙的詩人。但在美蘇對抗的世界格局下,身處於「紅色中國-白色臺灣」座標之一點,能夠直擊「冷戰年代」的時代氛圍,並用「詩」的體式加以表述,從而撼動人心者,仍不得不首推余光中。任何人的所知所感都是有侷限的,處在某種時空裏便容易被其主潮所挾帶或淹沒;只有少數人有機會置身其中復抽身其外,盱衡全局,而有較大範圍的認識。

余光中獲「亞洲協會」獎金,赴美留學(一九五八年十月),一年後回國專任師大英語系講師,從此被視為「學院派詩人」的主力。他主編的New Chinese Poetry(《中國新詩選》)由臺北美國新聞處出版(一九六一年一月),美國大使莊萊德還特地在寓所舉行茶會招待詩人,以為慶祝。我們知道,美新處所傳播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共,文藝上的西化,以及種種美國價值。余光中便以其個人條件,成為冷戰時代美國文化輸入的重要管道。

此外,還有「階級」問題可說。在「天狼星」論戰不久,洛夫曾說:「(〈天狼星論〉)由於在措辭上對作者的由社會地位養成的『尊嚴』有所損及,致使作者大為震怒。」又說:「臺灣詩人群與余光中並無恩怨之處,且彼此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流徙來臺的年輕軍人,毀學棄家,斷離血親,不免懷怨生恨;這跟舉家遷臺,父居公職,身在大學,放洋歸來者在心境上自然有所區別。

余光中則指洛夫等人為「惡魘派」,對於軍旅詩人緣於身世的「痛感」(這在余的前幾本詩集是比較缺乏的),對於「非理性詩學」的意義,稍欠同情與理解。而洛夫對於〈天狼星〉組詩,對於學院派的思維,也有過於苛刻的論斷。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同於紀弦、覃子豪以至洛夫等人的法國取向,余光中譯介英美詩學,倡導知性與感性的平衡,依然反映出冷戰時代裏文化傳播的變遷。而新大陸(美國)與舊大陸(中國)這兩「大」的相互激蕩,也就養成了他筆下特有的雄豪之氣,以及分裂對峙的時代感。

余光中善戰,以此樹立聲名,與創作互為表裏。早年在現代詩論戰裏,他回應雜文家的文字,最為明快而犀利。在與所謂「惡魘派」爭奪現代詩的代表權時,他思路清楚,文筆結實而老到,因而在言辭爭鋒上絕不居於下風。但〈天狼星〉不算成功,確實被洛夫說中了,故余光中後來推遲了出版時間並大幅修改。由此看來,余光中有時不免「辭」勝於「理」,在辯論賽上常勝,但在觀念上未必佔優勢。

在晚年的訪談裏,余光中自承,他雖與紀弦相互譏嘲,但暗地裏反而受到紀弦的吸引(按他自己的講法,就像「大家閨秀」對「浪子」欲拒還迎)。實際上,余洛之爭也存在著類似的狀況。余在「論爭前」已是新古典與現代化並進,在「論戰後」則在兩方面都有較為明快有力的躍進(而非一般所認定的,由西化期轉入新古典期)。余自稱「浪子回家」,但他的浪子資格可能是論戰後才進一步補全的。

大約從一九六○年算起的十五年,余光中密集地推出了質量豐厚的詩、散文、評論。僅以詩集而言,《蓮的聯想》、《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白玉苦瓜》等四集,就撐開了多重向度,並建構出各種有力的詩意模式。若要講求單一詩篇的「深」、「密」、「複」,他恐怕不是上選;但若以詩集為單位,綜論其「多」、「變」、「廣」,並考慮到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則余光中詩仍然是那個時代裏一座雄偉的山峰。

《蓮的聯想》聯結「文化-中國」,愛情與美感,開發了「漢語性」的現代潛能,並且演示一種辯證性(浪漫與古典),並非借屍還魂而已。《敲打樂》裏的「現代-中國」符號,兼含羞恥與愛,其實與當時的主流並不相同。余光中能夠表現「多面化」的國族感受(包含負面),顏元叔早就指出他並非「教條式的愛國主義者」。他以一種灰色、自傷、頹廢的情調,戲劇化了半世紀來「中國人」的內在癥結。當然,他之所以能夠採取「反教條化」的方式去書寫中國,恐怕與站在相對安全的位置有關。

《在冷戰的年代》很可能是余光中的最佳詩集,前此他在現代詩陣營裏仍是個遲到者。這時,他獨樹一格的「新造無韻體」終告成熟,此體宜於鋪展、馳縱與堆疊,特別適合能雄辯、擅氣勢、好修辭的(散文式)詩人。此外,他精準把握到「冷戰」時代下的精神困境,因而寫出〈雙人床〉那樣極立體的名篇。

《白玉苦瓜》的民歌體淺易,但有社會影響力(他雖倡導「現代詩」可向「搖滾樂」學習,但自己未必做得到)。至於與書同名的〈白玉苦瓜〉,則造及一種最圓熟的中國性(文化傳統與近代苦難),恰恰滿足了中國意識走到極點的社會心靈。

詩有文本,有語境,有永恆性,有變動性。而與一時一地之社會心理相對話,乃是寫詩與讀詩皆不能免的程序。今天的情境與余光中鼎盛時相較,已有極大的變化。若是以今律昔,而說一九六○-一九七五年的余光中全是保守、滯後,因政治性而獲取文化聲名;或說那種中國性違離了臺灣主體性,無甚可觀。我認為,並不公允。余光中的詩集(我是說詩集,而非詩行)「高度濃縮」「強力體現」了特定時空斷層下的一種集體情感,這不是輕易的,也未必是其他現代詩人所能與之爭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