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性公民》：性傾向是否有生物基礎？同性戀是天生的嗎？

文：王秀雲（成功大學醫學系及科技、醫療與社會研究中心副教授）

性傾向是否有生物基礎？同性戀是天生的嗎？

「同性戀是天生的嗎？」這個問題部分是醫療化與去醫療化爭議的延伸，前述為去醫療化鋪路的科學研究，也是在問關於同性戀成因的問題，有些人認為同性戀者是天生的而企圖尋找生理特徵，有些採取後天（心理）的角度，主張是家庭環境使然，當然也有主張是多種因素形成。生理特徵的研究雖然沒有持續，但是支持先天的觀點仍以其他科學方法尋找答案。如1950年代Franz Kallmann以雙胞胎所進行的遺傳研究，發現同卵雙胞胎中若有一人為同性戀，則另一人必也是同性戀者，但在異卵雙胞胎中，若其中一人是同性戀者，另一人為同性戀者的機率則僅有八分之一。雖然這對於Kallmann而言，似乎是同性戀為遺傳的證明，但對主張後天形成者而言，除非同卵雙胞胎從小就分開養育，否則難以證明同性戀是遺傳的（Massett 1969）。

相對於雙胞胎研究，基因研究與大腦研究可能是更直接的證明，尤其是基因研究。20 世紀號稱是基因的世紀，許多研究致力於尋找生理特徵（如眼睛、頭髮顏色）或疾病（如唐氏症）的基因，但這樣的研究是否也能用在性傾向研究上？1990年代初，腦神經科學家Simon LeVay（1991）及研究基因的Dean Hamer（1993）團隊分別提出性傾向的大腦及基因研究，為性傾向的生物基礎開創了新局，引發廣泛的爭議。LeVay發現男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在大腦的某區位（third Interstitial Nucleus of the Anterior Hypothalamus, INAH3）的大小有異。Hamer所發現的則是可能與性傾向相關的基因序列（linkage），這頂多可以說性傾向有生物基礎，但與找到同性戀基因（gay gene）是兩回事，也不能論斷性傾向是由基因所單獨決定的，但媒體報導卻是以科學家尋獲「同性戀基因」為題。

同性戀基因研究引起許多批評， 包括研究法、概念及倫理等面向。雖然同性戀團體如全國同性戀科學技術人員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Gay and Lesbian Scientists and Technical Professional, NOGLSTP）對於這個研究為性傾向的不可改變的部分（immutable component）找到證據感到高興，他們認為Hamer的研究有助於為同性戀者取得法律的權利。當時夏威夷的高等法院正在審理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其考量的依據不是基於於性別歧視或是隱私權，而是遺傳上無法改變的特徵的生物必然性，而應提供少數族群公民權，但是他們也對潛在的優生學問題感到憂慮。

女性主義生物學家Anne Fausto-Sterling與Evan Balaban除了質疑Hamer的研究沒有適當的對照組之外，也指出該研究即使提供相關性，仍不能稱之為成因（causation），也就是說他們反對將之稱為性傾向為基因所決定的（Fausto-Sterling & Balaban 1993）。女性主義社會學者Lupton則認為同性戀基因的研究暗示著將同性戀視為是需要被矯正的偏差，同時也潛在優生學（eugenics）的可能性（Lupton 1995）。優生學的問題也是倫理問題——如果可找到同志基因，那麼就意味著人們可以透過產前基因檢測而找到同性戀胎兒（或是帶有同性戀基因的胎兒），將之人工流產的方式使其蒸發，就像羊膜穿刺技術所導致的女嬰蒸發疑雲一樣。還有人質疑，人類性傾向真的可以如此截然二分為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嗎？這個問題讓這類同性戀科學研究陷入方法論的困境（Jordan-Young 2010）。最後，多數研究都是以研究男同性戀者為主，無法擴及女同性戀族群。

值得注意的是，反對同性戀科學者認為科學知識可能被用來壓迫同性戀族群，但是同性戀科學的科學家們則抱持著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生物證據有助於提升同性戀者的權益，如上述夏威夷的法院案例。雖然Hamer與LeVay 在他們聯合發表的文章中對於科學的政治性採取比較含蓄的說法，承認科學研究的成果也有可能危及許多個人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但是後續的討論中，兩人都主張同性戀科學有助於公民權的取得（Hamer & LeVay 1994）。

LeVay的書中針對生物證據能促成的社會改變提出許多討論，他引用心理學實驗指出，如果告訴人們同性戀是先天的，那麼他們會傾向支持同性戀者的基本權利。反之，如果告訴人們同性戀是後天選擇的結果，那麼人們則較可能傾向反同（LeVay 1996）。他也舉例說明某些因宗教信仰而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罪惡的保守人士，在接觸相關科學研究之後而改變立場，關鍵就在於他們理解到同性戀不是一種選擇（LeVay 1996）。確實，世界各地以天主教為主的基本教義派，大多主張同志是後天造成的或是選擇的結果，走入此途若非可憐就是可鄙，也因此應被「矯正」。科學家Dean Hamer的辯護也類似，他主張如果科學可以證明性傾向是天生的，那麼將可使同志族群「正常化」，他們的人權也可獲得正當性。

嚴格來說，性傾向有生物基礎並沒有證明什麼。因為人類是生物，我們的許多特徵與行為終究有生物性，問題在於生物性的具體內涵是甚麼。科學家所能找到相對應的基因的生物特徵，大多是生理特徵（如眼睛頭髮的顏色、身高等）或是疾病基因（如糖尿病），但是甚少找到特定行為的基因，因為行為必然是生物與環境互動的結果，無法由單一因素所決定（Rogers 2002）。事實上，無論是Hamer、LeVay或是許多科學家都同意性傾向是先天與後天所共同形成的（Hamer & LeVay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