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性公民》:台灣保守基督教如何轉向公共領域,開始反同婚運動?

《欲望性公民》:台灣保守基督教如何轉向公共領域,開始反同婚運動?
Photo Credit: 下一代幸福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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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保守基督教運動者選擇輕輕帶過他們的基督徒身分,並引介全球性的基督右派倡議中,用以對抗同志權益的世俗修辭策略,即提倡保護家庭制度與優先照顧孩童的正面價值,而非從負面途徑去反對同志權益,因為這麼做可能被指為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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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克先(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在地宗教創新人士:邊界跨越與資源整合

藉由跨國基督教會連結帶來的激勵、靈感與支持,台灣的基督教組織變得更為緊密、利於動員,且更具社會意識,也更能跨越教派動員以對抗同志權益相關議題。然而,台灣基督宗教投入政治參與及論述的方式仍然與2000年代相同:他們呼籲支持與動員的範圍仍侷限在基督教內部,而他們那以宗教語言為主的發聲語彙與道德訴求,透過記者會或主流媒體在公共領域散播,造成的迴響往往不甚正面。

在台灣,人們對於這個國家所具備的廣被認可的民主、文化多樣性與人權紀錄感到非常驕傲。加上台灣基督教徒只佔人口一小部分(5%上下)。因此,很少世俗媒體的目光會被這些明顯是由基督教團體,基於宗教教導所發起的反同志運動吸引,而同志權益倡議人士似乎也未覺得這些宗教徒的聲音需被嚴正看待,雖對其保守宗教言論嗤之以鼻,但未公開譴責他們的言論。

然而,這些情況在過去五年間產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關鍵在於出現了一群擅於跨越邊界、連結不同領域、深諳形象打造的宗教創新人士。他們是在世俗各行各業成就不凡的基督徒,包含人脈充沛的政治人物、資源豐富的商界人士、長於論述分析且有學術著望的學者,以及有社運經驗的人。這些非神職人員與上述提到的具領袖魅力的鉅型教會牧者合作密切;對這些視同志權益促進為道德罪惡、有礙國度復興的牧者而言,他們非常願意與宗教創新人士合作,只要能打贏他們眼中重要性凌駕任何社會議題之上的同性戀議題的戰役,於是更靈活的運動戰術、新的動員策略、更有說服力的論述框架便一一被開發生產出來。

這些宗教創新人士追隨在教會成長(church growth)議題上具權威影響的美國專家Peter Wagner牧師,採用他著名的理論:發起屬靈戰爭並轉化七座「社會山頭」(宗教、家庭、教育、政府、媒體、藝術與娛樂、經濟)。在2011年,這些人成立了中華二十一世紀智庫協會。該組織宣布了三個主要目標:

  1. 建立一個提供教會與社會對話的平台。
  2. 針對重要社會議題發表論述。
  3. 發展能與社會順暢溝通的語彙及論點。

這個智庫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並邀請國外與本地專門研究家庭議題的社會科學家,以便連結教會與學術圈;它也支持由台灣本地學者進行的基督教問卷調查,以理解基督教發展、個人宗教信仰與社會議題(特別是同性婚姻)之關係。此外,這個智庫也透過促成鉅型教會領導人拜會台灣總統,向政府官員表達他們對社會的關切及憂心,並為「支持家庭」的政策遊說,為政治領域與教會搭起了橋梁。藉由該智庫的居中協調,鉅型教會領導人每年固定討論他們的行動議程與未來的政治策略,例如成立新政黨或發起遊行等各種活動。同時,每年也固定召開關於國家事務的大型牧者座談會,邀請重要政治人物聆聽基督教會的意見,而保護「傳統家庭價值」則一直是這些會議及活動的重要議題。藉由這個智庫擔綱的架橋角色,這些具有領袖魅力的宗教領袖、鉅型教會及信徒、特定學者,與擁有資源並具備基督信念的世俗政商菁英之間的連結得以建立,成為一個關注家庭價值的行動網絡,支持著台灣的基督宗教轉向公共。

基督教的嶄新公共面貌:不同的修辭與結盟策略

上述的這個網絡在反同志的運動上採行了新的策略。教會過去習於病理化同性戀議題,把同性戀視為是個人健康的威脅,但現在教會傾向將其構框為社會層次的道德危機並訴諸公眾。

1990年代晚期與2000 年代,具基督教背景的「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與一些非營利組織,主導著基督教對同性戀的態度與行動。這些組織理解該議題的方式,乃是將同性戀視為是個人的疾病,必須透過聖靈大能治療方能痊癒;他們為那些受性傾向困擾的人提供了宗教引導、心理諮商與情感支持。教會也鼓勵「有問題」的成員尋求協助。近年來,跨越邊界的宗教創新人士開始領導反同議題的倡議,要求教會拆除自己與社會間的圍籬,與廣大公眾建立實質的連結。2014年,一位長期反對同志權益的香港抗議人士受邀來台,討論「教會應該做些什麼,以回應性解放浪潮」。為鼓勵教會有更多行動,他引用了保守主義政治理論家Edmund Burke的言論:「邪惡要得勝只需要一個條件,就是善良的人什麼都不做!」教會調整其角色,從服務信眾的牧者,到影響社會與國家的先知。

以基督教徒為成員基礎的「真愛聯盟」,從2011年開始透過參與公聽會、遊說教育部、要求立法委員簽屬請願書,活躍於抗議現行中小學課程中的同志權益相關課程。有更多基督徒受鼓勵公開發表他們的反同志立場,並影響他們的同儕;好幾個基督教流行歌手與女演員在他們的臉書上張貼了相關意見,被解讀為是反對同志權益的言論。這些轉化社會對同性戀態度的企圖,助長了2013年11月30日那場出乎意料的大型抗爭活動的聲勢。主辦單位聲稱該次抗爭吸引了五十萬人參加。

基督宗教在政治參與的嶄新公共面貌有了很大不同。如今的保守基督教運動者由於過往世俗工作上熟悉面對非信徒的公眾,也瞭解如何用世俗語彙表達自己的信仰價值,他們現在選擇輕輕帶過他們的基督徒身分,並引介全球性的基督右派倡議中,用以對抗同志權益的世俗修辭策略,即提倡保護家庭制度與優先照顧孩童的正面價值,而非從負面途徑去反對同志權益,因為這麼做可能被指為歧視(Buss & Herman 2003)。廿一世紀智庫的主事者強調:「(基督徒)應該讓台灣社會知道,教會不再只是有著一張道德面孔與參與聖戰的激情,它也提供了深度思考與智識資源。這意味著基督教學者、神學家與神職人員應該破除其先入為主的成見,並且更密切地合作。」因此,在他們面對社會的發言中,我們更多時候看到的是來自學術機構、專家報告與保護孩童的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相關證據,以闡述任何倡議同志權益的法律更動如何威脅家庭制度、孩童權益以及整個國家的道德價值。因此,本來用以團結多個反對同性婚姻勢力而組成的組織,剛開始名為「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不久,其改稱「台灣守護家庭聯盟」。該聯盟遮掩其宗教身分,即便多數成員都與宗教組織有緊密連結。

另一個新被動用的修辭則是「逆向歧視」,這很可能是學習自香港基督右派行動人士(Wong 2013: 348)。據這些人士的說法,面對世俗世界中的同志權益與性別主流化潮流,基督教徒因為堅持其宗教教導將受到言語欺凌或在世俗領域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緊跟在這個邏輯之後,好幾個「捍衛家庭」的行動人士聲稱,他們是受到「好戰的少數」(意指同志權益倡議人士)壓迫的「溫和、沉默多數」,而最終他們勇敢地站出來以便讓他們的聲音可以被聽到。台灣大眾媒體被指責過於偏袒同志權益與性解放一方,因此不成比例地報導同志權益運動,卻忽略基督教右派的政治行動。「捍衛家庭」運動中熱情的基督教參與者常宣稱他們受到言語霸凌或被非基督徒孤立,把自己描述為受害者。這麼做得以為該倡議行動及個別參與者創造更多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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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反同倡議行動的實質戰略也改變了,以增加其行動的正當性與結盟基礎。過去排斥與其他宗教對話並斥責本土宗教為迷信而聲名狼藉的許多台灣基督教領袖,開始接納其他宗教團體為其反同性戀權益倡議行動的盟友。在2000年代初期,基督教團體咸認是反對同志權益與性別主流化進展的主要勢力。作為一個西方導向、僅有5%比例台灣人信仰的宗教,基督教被進步陣營指控毫無捍衛傳統家庭制度的正當性,畢竟它就是台灣最不「傳統」的宗教之一。有些進步派權威人士也警告台灣社會,基督教霸權干預政治是舊時代神權政治的再現。嶄新的反同運動,為了展示從各個團體獲得的支持,代表佛教、一貫道、軒轅教、理教、天地正教、統一教,以及中華民國孔孟協會的領導人,都受邀參與該倡議行動,並作為「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的門面。

在此次示威動員的期間,代表該聯盟並在記者會上發表聲明的成員大多來自一貫道與中華孔孟協會。這些團體被認為「更具中華性」,它宣稱台灣社會正面臨家庭危機,並在台灣的公領域保衛「傳統」價值;相較於基督徒,他們似乎被視為更具可信度的捍衛傳統家庭代言人。舉例而言,該聯盟祕書長張守一就來自一貫道,他常在記者會代表聯盟發言,主張反對同性婚姻以捍衛「中國傳統文化」並避免「人倫秩序的崩解」。他指出,「同性婚姻會破壞中華文化中最傳統、最重要的價值,並消滅孝道與禮義廉恥(儒家傳統所謂的國之四維)。」基督教鉅型教會牧者在此次動員期間幾乎可說鮮少現身於前台,但同志權益倡議者仍指認他們為幕後主導者。

宗教的公共轉向,究竟是好是歹?

本文已透過一、二、三節陳述了台灣保守基督教的轉型,並闡明該轉型與日後保守基督教轉向公共領域反對同性婚姻運動之間的關係。我也在第四節陳述了這嶄新的保守基督教的新公共面貌及策略為何。最後,讓我們來思考,如本文所探討的「宗教團體積極參與公共議題」的現象,究竟對台灣社會及其民主是好事或是壞事?有些人認為宗教團體參與特定公共議題及政策的討論,甚至動員走上街頭,這是文明發展走回頭路的徵兆,讓人想起西方中世紀神權統治或宗教裁判所的「黑暗時代」。然而,筆者認為從更長遠及宏觀的角度來看,在民主社會中宗教團體熱衷參與公共議題即使不予以肯定,起碼也不應直接否定,有以下幾點理由:

首先,人類社會如今面臨的一些難題(如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科層制、人類中心式的社會工程、個人主義式的人群生活風格)常使當代的生活世界顯得病態叢生,導致生態、人際與政治上種種難解的困局,若單依賴國家、市場或世俗進步陣營,似乎都難以為繼,而宗教體系內也內含著社群精神、解放理念、節制無止境享樂縱欲的倫理,或與生態萬物共榮共存的願景及教導等,通過立基在超越追求下反照的現世批判,是可能提供人類社會某些難題上的出路。這種超越性的想像空間有時具現為不合時宜且令人恐懼的守舊論述,但確實也在一些例子展現為不受制官僚、企業、偏狹利益團體、鄰避居民而勇於批判或提出嶄新可能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一昧樂觀期待宗教團體必然能發揮上述優勢,畢竟很多時候宗教團體本身提出的主張也是偏狹、自利乃至於宥於特定傳統意識型態或源於特定不平等結構的偏見(本文討論的保守基督教徒中許多人針對同志議題的發言或做法,也確實傷害或污名化特定社會邊緣群體,實需被檢視及批判);此時,若宗教團體不具備在公民社會中溝通協調、反身自省的德性,又誤將自身主張認定為超越者的命令而絕不能妥協,那麼這將成為公共議題辯論中的大問題。

第二,宗教團體是人類悠久歷史中最強靭且打造連帶最有效的社會制度,它具備一套結合儀式、象徵及集體生活所形塑出的人群連結方式,也可提供公民社會中其他團體運作上的參照;愈來愈多有識者已認識到這一點,並認為可以是下階段進步理念能推廣或紮根的重要一步。最後,從宗教團體本身的轉型與進步來說,過往宗教團體內部本身鮮少接觸社會上重大的公共議題,信徒及宗教領袖多執念於自身修為、救贖或組織壯大,導致制度上並未與其他社會場域共同經歷進步轉化的過程,因此教內常聽見離譜、保守、排他的倫理或社會價值教導,衍生出各種處理性別、同性戀、墮胎、性別分工、種族的歧視對待,然而透過更積極介入公共議題,進入到公民社會的場域,也迫使這塊過往免疫於新價值追尋及實現、傳統守舊觀念棲息的「飛地」,自然而然地曝露在各種思潮及辯論中,使宗教領域產生內部反身性而推動教內改革。宗教團體作為公民社會的後進參與者,其舉措可受公評,是否具公共性或僅是徒具形式,理應針對特定案例來評估,同時也需看見這些團體轉變的過程,而非本質化地視所有涉入公共議題的宗教團體或人士為民主之敵、公民社會之寇。

相關書摘 ▶《欲望性公民》:性傾向是否有生物基礎?同性戀是天生的嗎?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欲望性公民:同性親密公民權讀本》,巨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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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陳美華、王秀雲、黃于玲
作者:趙彥寧、胡郁盈、徐志雲、黃克先等人

「欲望性公民」正視公民的慾望,也強調社會想望性公民的意涵。書名突顯了同性婚姻合法化運動,正是同性親密主體現身公領域、主張將性納入公民權範疇的時刻。本書邀集國內關注同性親密關係的學者與倡議者,以同性親密關係為主軸,探討同性親密在宗教、醫學、文學、社會學上的多元面貌與辯論。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同性親密在電影、社會的再現;同性戀病理化與去病化的辯論;不同宗教觀下的同性戀;以及同性親密與親職實作。本書多數章節從台灣社會內部的相關辯論出發,並引介國內同志社群內部的多元家庭實作,期望呈現出在地親密關係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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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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