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分裂與雙重標準，韓國瑜選戰策略對台灣民主的負面效應

任何意識形態，其核心價值除了涉及對於「現狀」的詮釋外，也與實際政治、經濟與社會政策的設計密切相關。

對於左派與自由主義者而言，既有政經秩序絕非一成不變，革命或是改革可能是人類追求進步的必要價值，顯然與恐懼變革的保守主義判若霄壤，若從政府角色與國家市場關係來看，就是強政府與強社會之間的差異。保守主義相信政府對於秩序與市場機制扮演的調控角色，自由主義則對於大政府與國家職能保有疑慮，因為這往往是國家干涉甚至戕害基本人權的藉口。

深入觀察，美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支持者，並沒有如同歐陸一般難以對話，除了多元主義的社會背景外，兩者對於民主憲政與市場經濟也有基本的共識。因此許多人喜歡用「一個屋簷下的爭辯」形容兩者之間的關係。即便進行各類型辯論，雙方陣營媒體與支持者，其實很清楚知道自己支持或反對些什麼，很少陷入人格分裂的狀態。然而在台灣則不是這般回事，高舉自由大旗的媒體與菁英往往擁有濃厚的保守主義色彩，拿磚頭砸自己腳的論述時有所聞。

美國期中選舉結果出來，台灣部分媒體立即見獵心喜以「川普大敗」作為頭版標題，儼然成為美國傳統自由主義與「藍潮」（民主黨）的聲援者。在台灣這些保守的媒體眼中，川普是個國家主義的狂熱者、粗鄙的民粹煽動人，不僅挑戰菁英政治，而且踐踏少數民族人權、歧視物化女性、並且推動貿易保護主義，更重要的是2016年那場大選還有「通俄門」的斧鑿與疑慮，這些批判從川普當選以來未曾間歇，保守主義土壤中居然能夠開出左派與自由主義的批判花朵也令人訝異。

然而，這些媒體在面對台灣同樣人物、情境、事件、言行、話術時，這些媒體與菁英不僅持相反的立場與雙重的標準，甚至成為民粹效應推波助瀾的主要來源。這可在近期韓國瑜現象中找到解釋。許多人在反思，何以先前批評川普的進步價值與批判態度瞬時間化為無形，而且論述邏輯前後混亂呢？

答案很簡單，就是川普一中政策的調整、美中關係的典範轉移以及民進黨抗拒九二共識的態度，是這些保守人士無法接受的。

因此，他們完全忽視中國銳實力崛起的威脅，同時也無視韓國瑜選戰策略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負面效應。直白說，一個本質是保守主義的人，不可能在短時間擁有進步與批判的價值，除非是策略上的運用與現實的利益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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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經濟議題中。正當藍營候選人頻頻以「拼經濟」作為訴求時，前述的媒體與知識菁英也吹起「又老又窮」的政治風向。

仔細思考，「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本來就不是同樣一件事，每個國家在不同階段與要素稟覆的差異下也都有不同的發展策略，才能在全球生產分工鏈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經濟只追求「速度」與「數量」，不用考慮分配正義、永續發展、人文價值、環境保護，那叫做發展中國家粗放經濟的「成長」而非「發展」。硬要把台灣不同階段加工出口區、東亞模式、港澳模式、中國讓利等過往作法，隨意剪輯貼在未來的高雄市政上，簡陋喊句「人進貨出發大財」的解決方案，這那不是經濟政策，而是一碗難看的大雜燴與政治話術。

某些學者還以「新保守主義」作為政經制度包裝，一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或歷史唯物論的口吻講出：「有什麼樣的生產力與經濟基礎，就必須要有其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這樣的潛台詞若直白翻譯，就是暗指制約台灣先進生產力、阻礙經濟進步與社會穩定的來源，其實是「腐朽」的政治制度（公民社會）與社會價值（太陽花學運），因此台灣需要一個類似「政治保守、經濟開放」的政經體制，這樣的邏輯，無形之間就與韓國瑜的「政治零分、經濟一百分」與「禁止一切意識形態的遊行」的語境彼此對接。

具體來講，西方的新保守主義（或稱新右派或華盛頓共識）是柴契爾夫人與雷根針對西方社會主義政黨遺留下來的經濟問題的改革方案，強調私有化與自由市場開放，主張縮減社會福利支出與財政紀律，以貨幣政策取代財政政策治理市場失靈問題，相對開放的經濟與市場政策則是文化與教育政策的保守傾向，但前提仍是自由主義的修正，對於個人主義價值、人權、言論自由未曾讓步。

反觀中國，搞得則是十三大時趙紫陽幕僚提出的「新權威主義」表現形式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政左經右），其實就是國家統合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的結合，本質上與新保守主義截然不同，然而這些學者卻混文一談，這究竟是知識上的不求甚解，還是一種「平凡的邪惡」？

台灣的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的發展雖然只有短暫二十多年的基礎，知識菁英與媒體往往是抗拒國家權力染指市民社會的道德防火牆，選舉與政治權力都只是一時的，在面對另一股國家力量的介入時，輿論其公共性不應被扭曲，知識份子也必須維持其獨立性與批判性，隨波逐流或是見獵心喜只是道德上的犬儒與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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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