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數的現代性:水、都市想像與基礎建設

複數的現代性:水、都市想像與基礎建設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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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bric of Space: Water, Modernity, and the Urban Imagination(《空間紋理:水、現代性與都市想像》)一書,將「水」視為地景和基礎建設的關鍵,探討巴黎、柏林、拉哥斯、孟買、洛杉磯和倫敦六個大都市的案例,用以理解現代性、自然與都市想像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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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裕淇(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博士候選人)

地理學家馬修・甘迪(Matthew Gandy)被西方學界認為是探討「都市自然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urban natures)的重要學者。他於2003年所出版的Concrete and Clay: Reworking Nature in New York City(《混凝土與泥:紐約自然的再造》)一書受到學界廣泛讚揚,且被指認為都市政治生態學領域最具有代表性的讀物。

該書追溯五項紐約都市的發展:現代水供應系統的創造、中央公園的擴張和再定義、地景化高速公路的建造、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波多黎各裔社群中興起的環境抗爭運動等,描述在紐約發展變化的兩百年裡,大自然是如何被資本及社會菁英重構而轉化爲大都會自然(metropolitan nature)。

本文認為Concrete and Clay整體上成功地說明了自然與都市並非二元的分開,取而代之地,都市是自然的一部分,非人自然(non-human nature)會到處出現與轉移在「不均的地理」中。再者,甘迪擅於利用豐富的故事,讓生硬的理論概念與術語清晰展現在讀者面前,譬如都市化其實是「自然的空間化」(spatialization of nature)、自然的物質生產與階級關係、自然的意識形態(ideologies of nature)和都市/鄉村、文化/自然、自我/景觀有關,並伴隨著都市生活發生。對甘迪而言,紐約的環境故事說明了大都會自然的生產是強烈的政治過程,反映了都市社會的張力,並且無法從性別、種族和階級的形成過程中分離。

時隔十多年,甘迪延伸他的研究工作至文化、都市與環境地理學中,且拉出觀察重點到都市景觀、基礎建設和生物多樣性上。The Fabric of Space: Water, Modernity, and the Urban Imagination(《空間紋理:水、現代性與都市想像》)一書不同於Concrete and Clay將重點放在單一都市中,而是將核心放在水作為地景和基礎建設的相交處上,探討巴黎、柏林、拉哥斯、孟買、洛杉磯和倫敦六個大都市中的案例,用以理解現代性、自然與都市想像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取向,使得本書有一個明顯的貢獻,即作者呈現現代性並不是單一的概念,而是現代性在不同都市中顯現出差異的特性與影響。

本書的四項貢獻:水如何被概念化

本文認為The Fabric of Space一書建基在理解都市、自然與文化的領域上有四項貢獻:

第一,透過基礎建設這個中介物,甘迪全觀地對水提出了概念性的理解。他指出水坐落在基礎建設與地景之間交疊處,其與現代性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基礎建設是理性化、國家形成、技術科學興起的一個重要部分。現代國家的發展以及其知識生產的形式,都和控制水的慾望有緊密關聯,不論是控制都市公共健康需求,或是更大尺度的介入農業、電力或是控制洪水等。再者,水也是現代性的物質文化,從私人家屋空間到讓都市成長的技術網絡都有水的蹤影,強而有力地刻印於人類的想像國度中。因此,水的研究本身就是跨領域與知識生產的必爭之地。水並不是分析的客體,而是過程、實踐和意義的交集。

第二,1990年代中期以降,水在都市政治生態學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許多第一世界的都市研究指出自然生產(包括水的基礎建設)促進了資本主義都市化。The Fabric of Space一書進一步探討南方國家的都市,指出基礎建設網絡的生命政治牽涉到的不只是都市空間的理性化,還應該包含失敗和被忽略的地方。

例如1998年的東亞經濟危機,廢棄建地的積水導致曼谷、雅加達和其他地方登革熱的擴散。並且,南方都市的空間是混亂的水管地景、開放的下水道和儲水桶等,對比於歐洲、北美和許多東亞國家,水的基礎建設已經是現代性經驗的一部分,這使得在北方都市中,對於藏在地底下的建設了解甚微,並且其身體和都市的新陳代謝關係也不容易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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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攝於印尼雅加達。|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第三,甘迪述說了兩百多年間人們對都市理解的演變。他指出19世紀人們將城市當成是可辨識器官的拼裝(assemblage),強調都市空間中的循環動態;二十世紀則把都市空間視為「有機機器」,在逐漸複雜的技術中受到控制與調整。

在冷戰時期,科學政治達到高峰,認為科技是解決所有社會和環境問題的答案,這種思想反映在水工程上,就是興建新一代水壩和其他科技結構。進一步,現代性的科技政治延伸到科學都市主義(scientific urbanism),城市被認為是可量測的系統,是賽博格(cyborg)型態,強調超越個人人類主體,都市化成為一系列大型社會技術的相互依存關係。

第四,甘迪從現代性中拉出文明的建構。他認為水和人類身體之間的關係改變,會影響人們對健康、道德和愉悅的不同理解。甘迪看待水的視角是網絡式的,技術變化跟社會是相互影響的。例如早期的公共浴場是一種集體的概念,現代則轉變浴室為私人領域,或者是公共浴場的控制空間,這些轉變包含技術網絡標準化、建築與設計的新風格、自我身體意識的興起、生命政治強調健康與衛生概念等。

甘迪沿用一直以來的長才,其研究資料的來源廣泛,包含訪談、人類學式觀察、檔案資料、電影、照片與文獻等,來辯證論述眾多都市的故事。The Fabric of Space一書有別於過去在都市與自然研究領域,更進一步問題化對單一現代性的理解,並指出水與現代性、身體和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

巴黎的下水道

在巴黎下水道和城市空間理性化的章節中,甘迪從攝影師Nadar拍攝巴黎的下水道開始談19世紀的巴黎,他認為這些影像捕捉了1850年代早期地下巴黎的轉變。

巴黎當時在都市規劃師奧斯曼(Haussmann)的監督下,新建成的下水道成為現代化城市進步的象徵,但是甘迪認為,地下巴黎重構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排水和衛生設施的現代化,下水道改變物理空間的同時也標誌著都市居民用水模式的變化。巴黎下水道最初建構只是為了去除雨水,是由於再加上當時有關疾病、衛生和隱私的新觀念,以及處理身體髒污的排除方式獲得大眾普及,巴黎下水道才開始採用更多的處理方式,例如污水和廢水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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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ar所拍攝的巴黎下水道(1861)。|Photo Credit: Nadar (1820–1910) Public Domaine
威瑪時代的柏林內城

威瑪時代(Weimar-era)柏林的案例裡。甘迪指出1920年代的柏林是實驗性城市,引領許多新發展,包括建築、藝術、電影、攝影、劇場和其他領域,可說是當時歐洲現代主義的首都。一戰戰後的藝術作品則表現出混亂、暴力,不過到了1920年代中旬,德國經濟復甦,柏林成為當時第四大城市,也是移民者的國際中心,藝術家、作家、知識分子、異議份子等都到這裡來了。在文學和視覺藝術上,當時的現代性經驗是用蒙太奇來表現都市生活,這時候的女人、性少數、政治異議份子等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儘管當時齊美爾描繪了許多柏林的現代性,並提供洞見,但班雅明的歷史唯物論、海格曼(Werner Hegemann)的經濟史,以及科拉考爾(Siegried Kracauer)的嚴厲批評,補充了齊美爾的社會觀察。海格曼揭露了對工人階級房屋的土地壟斷,如何造成了出租房現象(rental barracks),大家開始分析所有權的模式和控制如何影響都市發展。

視覺藝術也開始流行,藝術作品以攝影、紀錄片、繪畫描繪每日生活。攝影師Martin Munkácsi的作品描述都市貧窮和地下公寓 (cellar apartment)現象;攝影記者Jacob Riis也捕捉了人群住在擁擠潮濕地方的景象;Albrecht Viktor Blum作為一名紀錄片導演,則提倡進步的政治提案,要改善房屋狀況和工作環境,以及舒緩貧窮。城市建築設計開始去除不必要的裝飾,開放城市的概念盛行,摒棄舊有陰暗且封閉的建築物,強調陽光和空氣的重要性。

威瑪時代的柏林地景,在內城很擁擠,但在城市邊緣則是未開發的森林、湖泊等原始地景。隨著城市成長,勞工人口需要親近自然的需求變得更高。開放空間的政治所涉及範圍變得更廣泛,擴展到年輕族群和貿易公會等。新的政治活動開始保護荒野自然(wild nature)的論述,工業城市則產生對自然的現代感(modern sensibility),包括渴望未受到污染的地景、平靜,以及顯現出對戶外活動的熱誠。水在當時柏林的都市裡提供了「都市自然」的概念,水並不只是與現代城市的工程有所交集,同時也是提供身體自由(corporeal freedom)的新形式。

甘迪指出,當時柏林的城市建築專員Martin Wagner規劃都市時,堅持提供居民(尤其是勞工階級的居民)與大自然接觸的機會。Wagner相信,在地湖泊和河流應做為公共資源,開放此休閒空間給城市,並提供接駁的公共交通。在這裡,甘迪認為我們看到的水和基礎設施之間的聯繫,不純粹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而且是作為民主化進入城市空間,並提供柏林工人階級享受城市自然的機會。

甘迪更透過當時的電影People on Sunday(1930,《星期天的人們》)進行分析,指出影片描述四名年輕人在週日相約到郊外野餐和游泳,他們走入自然的那一刻,湖邊場景使他們能脫掉衣服和拋下階級差異與工作場所的身份。上述這些分析都突顯大都會對自然情感的興起,透過大都會對自然的烏托邦願景,使水展現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的單一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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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IMDb Menschen am Sonntag (1930)
內裡懸殊的孟買

故事來到孟買,甘迪指出孟買沒有提供水和衛生設施這樣的基礎服務給市民。當地的氣候使得下水道時常被大雨淹沒,窮人的臨時棚屋會被沖走。孟買是座擁有極大對比的城市,閃閃發亮的高樓和貧民窟同時並存,窮人通常聚居在道路、鐵路和受汙染的河流旁邊。十九世紀的孟買是大英帝國最大、最有賺頭的城市,在印度大陸中是最重要的全球城市。1980年代開始,印度的市場去管制且貿易自由化,使孟買在經濟上具有領先地位,不論是財經服務、軟體和微型電子產業。因此,全球菁英和都市窮人在收入和生活上逐漸有巨大的差異,這樣的邊緣化因為汙染而更顯劇烈。

當代孟買每日生活遭遇的不正義可從取水問題獲得驗證。這個城市的供水系統有六處來源。其中,水壩和儲水庫的網絡連結孟買與廣闊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印度第三大地區),這裡因為貧窮問題嚴重,很多農夫自殺。孟買的水時常不敷使用,企業和在地社群都仰賴數以千計的水井,以及眾多的私人裝水車和數不清的非法運水方式。城市裡處理水的現代設備和前殖民時代的用水模型是併置的,許多由石階包圍的蓄水池現在還存在,但主要功能轉變為休閒娛樂或沐浴儀式。水同時是印度神話中的主要象徵,蓄水池顯示出的是自然與文化相交的前現代和前資本主義形式。早期許多公寓的水龍頭因為種性制度或宗教而分開,雖然現今這種以種性制度為基礎的隔離已經不那麼明顯,但這種狀況並沒有完全消失。

小結:評甘迪的水書寫

透過上述的說明,可以發現甘迪在闡述水、現代性、不平等、身體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上,運用了許多資料豐富的故事,他幫助讀者看見水在都市中轉變的複雜性,將聚光轉到基礎建設網絡的政治上。

但是,本文認為甘迪應該可以在水的多樣生產過程中,進一步指出其歷史厚度與地理多樣性的共通可能性。甘迪過去在Concrete and Clay一書中,對賽柏格都市化(cyborg urbanization)頗具洞見,他把技術發展連結到更廣大的文化和政治面向上,採用一種更辯證的方式觀看都市的新陳代謝,並且賽柏格的隱喻也指出了社會跟生物、物理互動的過程,這個過程產生了都市空間,且維持當代都市中的生活可能性。如此混種的觀點讓我們理解:都市做為資本的抽象競技場,以及都市做為人類互動和文化意義活生生的空間,這兩者之間的張力。

然而,The Fabric of Space談的並不是單單一座都市,這使得甘迪有機會處理併置這些都市的理由。本文認為若僅是多談了身體、想像是有些可惜的,應試圖討論這些都市的基礎建設、地景或環境資源議題是否有共通或差異之處?或者,如此現代性的都市想像是如何從一個都市流轉到下一個都市?其中是否有資本動力的共通性?若沒有,甘迪也應思考這些與水有關的城市故事,究竟能夠多理解都市的什麼面向?閱讀這些水的故事之後,若結論止於混種都市的概念時,不禁會令人思考,難道這些水的故事僅是故事嗎?或者,這些故事對當代環境議題的啟發是什麼?

總體而言,The Fabric of Space是精彩的讀本,這本書讓都市環境改變的故事、基礎建設網絡的政治重新回到我們的眼裡,讓讀者輕易地遨遊在六個大都市的故事中。身處於氣候變化加劇的當代,快速與大量的環境變化讓許多城市無法應對,使得人們對專家知識跟所謂「技術」的依賴愈來愈高,這強化了將「城市進程」視為一個可管理系統的偏見,讓城市變成一塊塊可衡量的客體,而不是歷史變化和政治爭議的結果。例如,我們滿足於用城市、商品跟消費者的碳足跡計算來理解環境問題,但卻因此更遠離了廣泛的結構性問題跟權力關係。又例如,在某些情況下,都市更新、都市重建或基礎設施網絡的升級,不經意成為中產階級與政府的工具,且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常見的方法是透過定義城市中哪裡是合法與非法,利用二元化的分類來消弭人類生活的複雜性,讓歷史的不平等變成合理。

此書已告訴我們,如奧斯曼時代城市規劃方法的興起,是因為帝國重建,而不是二十世紀的技術現代主義,接著發生的城市生活條件惡化和傳染病的爆發,促成了科學城市主義和各種形式的市政管理。換言之,城市進程向來鑲嵌在歷史、政治、資本競技場和想像與論述中,而不是線性的科學發展觀,在環境議題愈趨複雜的當代,公共性與各階層人們的生活多樣性更應要回到都市進程中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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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GeogDaily地理眼獨家授權刊登。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