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耕望的治史三書:研究歷史,從哲學、中文、社會科學入手如何?

嚴耕望的治史三書:研究歷史,從哲學、中文、社會科學入手如何?
Photo Credit: Depositphoto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實際上,歷史學是一項人文學、社會科學的綜合性學科,包羅萬象,任何歷史現象都當寄予關懷,甚至天文曆數動植礦等純自然科學也當留意,所以研究歷史就當從史學本身入手,庶免有先天性的先入為主的性向。

文:嚴耕望

研究歷史不要從哲學入手

  • 問:研究歷史,從哲學入手如何?

答:近來青年喜歡談哲學,中文大學歷史系學生有不少以哲學系為輔系,你此一問大約也是因為有這個現象而發。據我的看法,哲學理論對於史學研究誠然有時有提高境界的作用;不過從哲學入手來講史學,多半以主觀的意念為出發點,很少能努力詳徵史料,實事求證,只抓住概念推衍發揮,很少能腳踏實地的做工作。這樣工作,所寫論文可能很動聽,有吸引力,但總不免有浮而不實的毛病,不堪踏實的史學工作者一擊。不說遠的,只就主修哲學而以歷史為輔系的學生而言,他們的答題方式,總是大而化之,不能針對問題踏實作答,好的尚能抓住概念想像發揮,差的更似是而非,東扯西拉,不知所云。這樣做歷史研究工作,就很難深入,鑽研出真正的成果來。

現在也有些成名的哲學家寫歷史,就不免有這些毛病,空洞無內容,只是他自己的哲學,不是歷史。當然若想研究哲學史自當別論;研究學術思想史,先對於哲學有較深入的認識,也比較有幫助。例如湯用彤先生研究中國佛教史,蕭公權先生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就是好的例證。不過也因為湯先生為人極踏實,極沉潛,蕭先生稟性也相類似,而且兼學政治學,所以他們兩人有那般真實的成就,只見有哲學根柢的好處,不見從哲學入手的毛病,此外似乎就很少有。而且他們兩位也只限於研究與思想史有關的領域,若是泛及史學領域的全部,恐怕就未必能那般出色。

研究中國史不必要從中文入手

  • 問:研究中國歷史,先從中文方面入手,或者先進中文系,打好中文基礎如何?

答:中國語文為治中國史的一項基本條件,因為治史必須有看得懂古書的能力,又要有寫作表達的能力,所以研究歷史的人必須要有適當的中文程度,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專從中文入手,卻有毛病。因為走上來先搞中文的人,做學問的態度往往趨於過分保守,乃至株守,發不開。我在中學大學時代就看到不少例子。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是在《經驗談》第九篇第六節中所提到的那位好友。他以中文見長來讀歷史系,在大學中也特嗜中文系的課。他文章寫得好,治史也很努力,但終於不能有所發展。

目前很多大學的中國語文學系,講學的態度有些保守的傾向,青年們讀中文系,若就從中文這條路子一直發展下去,自可有其成就;但若中途轉到歷史園地中來,他的史學基礎既很薄弱,對於與史學有關的各種社會科學更無一點概念。在那樣情形下,做史學研究工作,勢必遭遇到很大的局限。他最有希望的一條大路可能是在學術史方面求發展,其次也可能長於史籍校訂工作,因為一般言之,這方面的工作者要有較深厚的中文修養。不過他仍要在史學本身補下極大功夫。否則研究學術史固然不會能有輝煌成就;就是史籍校訂,雖屬小道,但若只憑中文造詣深厚,也不能得到較好的成果,我最近就看到一個極好例證。至於史學其他方面,因為他對於歷史上關涉國計民生的政治、經濟、民族、宗教、社會、風習各方面的問題,多不免有些隔膜或不大關切,自更難貫穿歷史各方面,做一個有規模的大工作。

實際上,歷史學是一項人文學、社會科學的綜合性學科,包羅萬象,任何歷史現象都當寄予關懷,甚至天文曆數動植礦等純自然科學也當留意,所以研究歷史就當從史學本身入手,庶免有先天性的先入為主的性向。若先從別的某一學科入手,勢必走上來就無意中執著在某一方面,他的著眼點關懷面不免先有局限,方法上意識上也不免有所偏向。因此研究史學不但不要從中文哲學入手,就是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入手,也有同樣毛病,倒不如從史學本身入門,而廣泛留意各方面,吸取各種知識,雖然對於各方面所知者淺,但對於史學研究助益則大。至少可以使你能胸襟寬宏,關懷廣闊,無所執蔽。

所以我認為研究中國歷史還是要以史學本科為基礎,中文固然重要,但中國歷史的重要史書、基本史料,大都是文學名著,如《左傳》、四史、《通鑑》之類自不待言,即如《晉書》、南北朝各史、舊新《唐書》,文章雖不都是第一流,但都有相當水準,而且裡面收有很多當時第一流的文章,久讀之後,自能增強你的中文程度。

我在中學時代,中文程度極差,大學讀書時雖也選修了中文系的「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及「中國文學史」、「詩選」等課,但基本功夫仍下在史學名著《史記》、《漢書》等方面。後來更少在中文方面下功夫,但看書能力與寫作能力也就與時俱增。這都是從史書中無意中學到的,不曾特意要學好中文。在這期間,雖也將《全唐文》、《全唐詩》都從頭到尾看一遍,但那只是找史料,不是從文學觀點去研讀;專從文章觀點去讀的書,除了第一、二篇所提的《飲冰室文集》與《史記論文》等之外,恐怕只有《古文辭類纂》與《續纂》,自然也只是選讀。所以我認為對於史學有興趣的青年,在學校中只要選修中文系的文字、聲韻、訓詁之類的課即可,其餘的,只要能認真的讀史書,自能無意中兼有收穫,不必要先搞好中文,以中文為基礎來研究歷史。

再說若要從語文方面入手,倒不如先對外文下點功夫。主要的是英文與日文。先有了相當的英文閱讀能力,讀些外國的史學名著,可能在方法上有些幫助;先有了相當的日文閱讀能力,將來治中國史時,可以充分利用日本學人研究中國史的成果,對於自己的研究工作幫助尤大。可惜我對於這兩種語文都未曾事先下過一番功夫,一走上中國史的專門研究之路,就為興趣所牽,不能旁顧外國語文,這在研究工作上也吃虧不少。

社會科學理論只是歷史研究的輔助工具,不能以運用理論為主導方法

  • 問:現在新的風氣,要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來研究歷史,你對於這個問題有何看法?

答:這一點我在《治史經驗談》的第一篇中已談過,大意是贊同運用各種社會科學方法與理論作為治史工作的輔助。但各種社會科學理論在史學上的運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為萬應靈丹;而且社會科學種類繁多,對於史學的研究可說都可能有相當輔助作用;但這樣繁多的學科,一個人事實上不可能都能通解。現在我再想更進一層談幾句。

史學研究是要有辯證發展的基本觀念,運用歸納法求得新結論;演繹法只可用作輔助方法,不能濫用為基本方法。大陸上一些左派史學家抱著社會主義、唯物史觀,或者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治史的萬應靈丹;實際上只是依據馬列毛未經深入研究而主觀擬定的結論與概念,來加以演繹推展,應用到歷史事件上去。每一論題大體都先有了一個結論或者意念,這個結論或意念是由他們奉為神聖的主義思想所推演出來的,然後拿這個結論或意念作為標準,在史書中搜錄與此標準相合的史料,來證成其說。中國史書極多,史料豐富,拿一個任何主觀的標準去搜查材料,幾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選樣的史料來證成其主觀意念,何況有時還將史料加以割裂與曲解。

唯物論強調物質生活是人類歷史演進的基本因素,政治與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築。我本來是非常同意這種看法的,所以特別注意經濟史,我計畫中的「唐代人文地理」也以經濟地理所占分量最重。但要像他們那樣研究歷史,實際上等於沒有做工作。因為研究工作就是要找出新的結論,新的概念,既然結論概念都已有了,何須再要研究?這種工作要說有意義,那只是用來鞏固什麼主義思想的權威性,好來麻醉社會人群,以利這些主義思想的傳承者的政治統治。所以這些所謂史學工作者,只是響應當政者「學術為政治服務」這一個相當坦率的口號,而趨附權貴,不是真正的史學家。所幸近幾年來,大陸上的史學工作者,「念經」的文章已漸見減少,轉而再走踏實之路,有可看的文章了,這是個好現象。

從另一方面來說,若是大力宣揚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與理論來治歷史,也有偏差。我的意見,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與理論研究歷史本是條很好的途徑,可以採取;但過分強調,毛病也很大。我看到好些論文,什麼理論、什麼模式,不一而足。模式理論有時誠然可以用來幫助理解問題,分析問題;但過分強調,盲目的遵行,研究問題也不免先有了一個概念,甚至有了一個想像中的結論,然後再選樣式的找材料,加以證明;也就是找一些合乎模式的材料,再把模式套上去,這與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研究歷史有什麼兩樣?

這種風氣之所以流行,我想除了運用這類理論模式研究歷史,有時誠然可以有助於問題的解決之外,可能還有兩個原因。其一,這是西方史學研究的新動向。青年人留學海外,驚為新奇,不免趨新嚮往,回國以後,更恃為法寶,以此自矜。其二,抓住一種理論模式來研究問題,工作上要簡單容易得多。因為先有一個架子,再找一些材料往上敷砌,就不難。而傳統治史方法是要空盪盪的毫無一點預先構想,完全憑些散沙般毫無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個架子,自成一個體系。更明白的說,要從史料搜羅,史事研究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看法,也可說一番理論;而不遵行某一種已定的理論為指導原則,來推演史事研究。換言之,要求理論出於史事研究,不能讓史事研究為某一種既定的理論所奴役。這種研究方式自然要吃力得多。避難趨易是人類的天性,所以社會科學方法治史一經引進國內,就成為史學界的新動向。

但一九七九年我在耶魯大學,以此項問題請教余英時兄。據他說,這一學派在西方史學界仍只是一個小支流,人數並不很多;而正統的史學家仍居主流。他們的工作仍是著重在史料,根據史料實事求是的研究事實真相,並不標立理論,遵用模式。大約西方正統史學,學起來比較困難,而講理論模式的方法,比較容易吸取,應用到中國史研究上也比較容易寫成論文,所以大家樂於吸取這一類方法,成為一時新風尚。

最近幾天,我偶翻過去生活日錄,看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在一次嚴肅的會議席上發言,也談到此一問題,認為運用社會科學理論解釋歷史,是一項好的進展,但我希望這是歷史研究方法的一項「發展」,而不是「交替」(替換)。所謂「發展」是在傳統方法上再加上社會科學理論的解釋,「交替」是放棄傳統方法,而過分重視從社會科學理論去作解釋。我現在仍堅持此項意見,應不可易。若是鄙棄傳統方法,而以理論解釋來替代,我擔心可能愈來愈走上空疏虛浮一途,重蹈明末王學末流的覆轍,束書高閣,游談無根。所以總結起來說,我對於社會科學方法,不但絕不排斥,無寧說非常贊成;只是絕不贊成奉為法寶,在史學研究上到處濫用。

相關書摘 ►嚴耕望的治史三書:錢穆先生與我的四十四封親筆信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自己的歷史課:嚴耕望的治史三書》,臺灣商務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嚴耕望

當代前輩學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筆端。
余撰此書,只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
——嚴耕望

嚴耕望(1916~1996),歷史學家,專治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在二十世紀中國中古史領域中,繼呂思勉、陳垣和陳寅恪等大師之後,臺灣無疑是由嚴耕望領軍,接續前人之大業。余英時稱其集錢穆、陳寅恪、陳垣、呂思勉四大家之長於一身,並讚譽嚴耕望為「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

最佳史學入門書

《治史三書》含括先生所作之《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及《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這三本書總結了嚴耕望一生從師問學的歷程與研治史學的方法,是治史者重要的入門書。本書內容涉及歷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具體規律、論題選擇、論著標準、論文體式、引用材料與注釋方式、論文撰寫與改訂,以及努力途徑與生活修養等諸多問題,語言質樸流暢,淺顯易懂,力求實用。

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
書中更可見其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傳統學人風範,在物慾橫流的時代,自甘邊緣,安貧樂道,從學術中尋求自足,非內心極度強大者絕難做到。

歷久彌新的史學價值
嚴耕望先生未留下自傳,但本書談及作者求學治史之歷程,可謂先生之學術自傳。在《治史三書》中,記述先生長達六十年的治史過程,史界的變遷以及與當代史家的互動紀錄,亦為重要的現代史料。還有先生對百餘部史料的點評更是後人重要的珍寶。凡此種種都讓《治史三書》不但未隨潮流隱沒,更添歷久彌新的史學價值。

嚴耕望先生治史格言

  • 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
  • 盡量少說否定話。
  • 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
  • 要「專精」,也要相當「博通」。
  • 要看書,不要只抱個題目去翻材料。
  • 引用史料要將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斷章取義。
  • 儘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後期改編過的史料。
  • 「無孔不入」、「有縫必彌」。
getImage
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