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耕望的治史三書:錢穆先生與我的四十四封親筆信

嚴耕望的治史三書:錢穆先生與我的四十四封親筆信
錢穆故居|Photo Credit:  Solomon203 CC By SA 3.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代治學過分在狹小範圍內用功,以為可獲專精成就,其實往往緣木求魚,背道而馳,很難達到精深成果。今重讀先生此番論議,實可視為治史者之座右銘。

文:嚴耕望

(錢穆)先生遷居臺北後,與我常有書信往來,我亦因事屢到臺北,長期一兩年,則每月晉謁一次,短期幾個月,晉謁次數更頻,縱然只有兩三天,也必到素書樓謁候。所以我們師生間的關係,並未因分在臺港兩地而疏遠。見面時談得多,但記錄甚少,而自一九六七年先生到臺北後七月三十一日第一封信,至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最後親筆信,共凡四十四封,最後兩信文字已不易辨識,故自後有事都由師母寫信。檢視這些親筆信件,參合我斷續的歲月錄,值得作一綜合敘說的,有下列各端:

其一,經營庭園

先生一向愛好大自然,喜歡遊山玩水,從他的《師友雜憶》與本文首段述賴院與沙田寓居時代的生活情形,已可充分瞭解。在賴院時,先生對於灌縣青城山自然環境非常嚮往,很遺憾的說,若果研究所設在灌縣,有多好!又嘆不曾登峨眉,歷劍閣,經三峽,引為大憾!及遷寓臺北新居後,在極有限度的條件下,極意布置園庭。所以在初期連續幾封信中,一則曰:「月來園中栽花果草木若干枝,雖多是低價易得之品,無足觀賞,然滿園生氣,欣欣向榮,亦足怡情。」再則曰:「所居小園,半年來栽培花木略成格局。」下述「古松四枝競挺蒼奇」,及其他大小花木品種數目甚詳,「盤桓顧盼,大可怡神」,愜意心情,躍然紙上。又一信談園中花木布置說:「此事亦有大學問,非急就所能愜意也。」足見先生於此頗用心思。

一九六九年春先生來港,回臺後來信云:「此次去港,獲過新居,最為愜懷。」蝸居極小,但高朗空闊,面對獅峰,稍顯峻拔凌虛,蒼翠有生意。先生蒞臨,自移小凳在騎樓觀賞甚久,正見天性酷愛自然景觀,故隨處流露此種心情。一九七○年偕師母遊溪頭,來信云:「投宿溪頭林場一宵,滿山杉檜清幽,疑非塵世,日昨歸來,猶自往來夢寐間也。」溪頭只是有原始寧謐氣氛,本非勝境,先生愛好大自然,身入其地,頓有超世脫俗之感,回味無窮!由於這種心境,所以在自己小環境庭院中,特意培植花木以資自賞。自一九七四年以後,我屢次到臺北,每去必晉謁,陪侍院中散步,先生一草一木歷歷指點,有悠然自得意。我觀小園,稍見高踞,草木栽培,疏鬆有致,令人感到自然閒適,這正是先生人生境界。去年曾參觀久已聞名的張大千摩耶精舍,谷底溪邊,夏日山洪暴發,有浸灌之虞;而舉目四顧,只丈尺計,群山環堵,如在釜底,地方局促,花木壅塞,全無藝術氣息,以視林語堂舊居,高坡曠遠、自然樸質之氣氛尚遠不如,何耶?殆由缺乏書卷氣,究難脫俗歟!

其二,誦賞詩篇

一九七二年九月三日先生來信,自謂「不吟詩,而好讀古人詩集」,以為是「晚年最好消遣。」先是上年十二月十七日先生信云,《朱子新學案》已出版,近始寄港,惠我一部。又告訴我說:「最近選宋明理學五家詩」「藉此玩誦,聊以忘憂。」大約我在覆信中提到也常讀杜詩作消遣,所以他在次年二月二十日信中說:

「弟乃性情中人,故能欣賞詩篇。古人論詩,必曰陶杜,陶乃閒適田園詩,而實具剛性,境界之高,頗難匹儔。杜有意為詩,陶則無意為詩。儻兩家合讀,必可增體悟。」

又於七月二十七日信中說:

「穆與弟性格微有不同。穆偏近剛進,弟似為柔退,故於陶杜各有愛好。高明柔克,沉潛剛克,正是各於自己偏處求補。曾文正特愛閒暇恬退詩,即是此故。」

此論兩人性情剛柔不同,愛好亦異,自是至理實情,但我實亦極服膺陶之境界,故以陶詩「歸園田居」自字,只是特愛近體詩,常於郊野海濱,高歌唱誦,以抒胸臆。所誦除杜詩外,亦愛右丞閒適律詩;陶詩古體,故不常賞玩。

其三,論治學蹊徑

在屢次惠示中,往往論及子史文藝及自己寫作事,就中有不少提醒我治學蹊徑。最要緊者,如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日信,主在論陶、杜、晦翁、陽明詩,亦及班、馬、溫公諸書云:

「專論文與史,班不必不如馬;若論義理,則所差遠甚……古人治學本無文史哲之分,如讀《通鑑》……溫公此書實已文史哲三者兼顧……東萊《古史》一見便是史,溫公《通鑑》,史中兼融文哲。弟試從此兩義參入,學問必可更上一層。」

此謂讀史治史應向高境界參透。明年二月二十三日信甚長,除談《國史大綱》校補事外,又談到一次講演題為「理學與藝術」,自謂頗有所會,因云:

「總之,學問貴會通。若只就畫論畫,就藝術論藝術,亦如就經論經,就文史論文史,凡所窺見,先自限在一隅,不能有通方之見。」

此項大格局、高境界的論點,對於治學,尤其人文學誠極重要。近代治學過分在狹小範圍內用功,以為可獲專精成就,其實往往緣木求魚,背道而馳,很難達到精深成果。我在《治史經驗談》中,曾鄭重強調,治史既要專精,也要博通。只能博通,固必流於膚淺;過於專注精深,實亦難以精深,且易出大毛病,而不自知。並且舉出若干例證。尤當糾正者,如佛教為中國中古史上之重要一環,有不少書籍。前人治世俗史,多忽視佛教書,對於當時史事自難得窺全貌;即治佛教以外之問題,亦遺失不少寶貴史料。至於治佛教史者,僅據佛教書談佛教史,侷限更大。不瞭解當時其他背景,以致佛教史上之重大問題往往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我在〈佛藏中之世俗史料〉講文中,與論禪宗發展之背景,嘗強調此項意見,今重讀先生此番論議,實可視為治史者之座右銘。

其四,校訂《國史大綱》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疑為廿二日之譌寫)手書云:

「《國史大綱》,商務以字模不清,擬予再排。……穆……欲趁此機會將全書通讀一過,或有增改。意欲吾弟亦撥冗為穆閱一過,遇弟意認為當增刪改動處,逐條見告,穆當酌量采用。又……或欲穆一一增寫出處。其實書中似有交代;其未交代者,今欲一一補入,則頗費精神,不知弟意如何?」

我對於此書之校讀增補,自樂為之;但我又想起二十年前在賴家院初讀此書時,曾向先生所提出之建議。深感此書雖然極有創獲,但寫作草率,仍存講義形式,宜當加工,增補修飾,臻於完美。故在覆函中再提出此項意見,並願盡力協助。至於增補出處,承先生早年相告,係陳寅恪先生意見,但我並不以為然。蓋此書以通識擅勝,與考證之作大異。考據之作,重在實證,必須一字一句明其來歷。如無明顯具體證據,必當詳為辯解,為之證明;但不當議於通識著作。通識之作,尤其通史,重在綜合,重視章節布局,提出整體意見。就一個時代言,須綜觀全局,作扼要說明;就前後時代言,須原始要終,通變今古;不在一事一物之點滴考證。核實論之,一部通識性大著作,固然也要以考證功夫為基礎,缺乏考證功夫與經驗,即很難提出真正中肯之通識性論點;但不能要求其敘事論說之盡合乎考證標準。

即如司馬氏《資治通鑑》,不能不視為《史記》以後之第一標準大著作,但錯誤之處仍甚多。例如卷四十四東漢永平三年〈紀〉,列雲臺二十八將次序,因為誤讀《後漢書》列傳十二朱景王杜諸人傳末雲臺諸將之次第,而致大誤。此見《通鑑》作者之粗心,實所難諒,但仍不損《通鑑》崇高之地位。還有一層,有些大問題,只能憑作者的才智與深厚學力,提出簡要的慧解,很難在有限篇幅中原原本本加以證明;只有讓看書多、程度深的讀者,循此慧解的線索,自己體會,獲得瞭解。此等處,一點一滴的考證方法,幾難有用武之地,何能事事注明出處?我當時即略本此意,向先生陳述,認為《史綱》為書,敘事或略出處,不足掛懷。陳先生從考證法度指出此類小弱點,不足介意。若今日再逐句尋出處,費大事而就小功,殊不值得。與其在這些小處著墨,不如在大處加工,完成一部通體融會的通史讀本。

十二月十一日得先生七日的信,小字四紙約兩千字,多年來信中,此為最長,詳述對於此次校補之意見。認為大事增補,甚至改作,功夫很大,自覺已「少此精力」,又有種種其他考慮,而且時間亦有限,「不如一仍其舊,保留原寫時模樣,只就原書補原書,較省力。」至於增補出處,即採鄙見,不作考慮。明年一月十五日、二月二十三日,復有信談《史綱》校補事。先生原則確定後,我即遵從此項原則,將所發現脫誤處校出。上冊發現脫誤較多,並將史前部分稍作補充。因為抗戰以後,大陸各地發現史前考古資料極為豐富,中國史前史已完全改觀。此書既云增訂出版,不能全盤不理,故據當時已發現考古資料,稍作增補。下冊兩宋以下,非我所長,自難多有貢獻。

我此時再次通讀《史綱》一過,對於先生才識,益加驚佩。二月五日校畢全書,曾作一條日記說:

「此次校閱,比較仔細的看了一過,得益不少,益驚佩賓師思考敏銳,識力過人。早年我即欽服賓師境界之高,識力之卓,當上追史遷,非君實所能及。再讀此書,此信益堅。惜當時未能好好的寫,只將講義草草改就付印,不能算是真正的史著!(下文追憶三十年前賴院建議,前文已說過。)……然即此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誠以學力才識殊難兼及!」

今又十八年,我的看法,依舊未變。只惜自七七抗戰軍興,擾攘數十年,先生健壯的中年時代,一直不安,只成就一間新亞書院,造就不少青年,自己卻未能專注學術工作,致天賦奇才未能盡量發揮,繼史遷、君實成就通史大業。此實中國史學史上不可彌補之重大損失,不知何日再出奇才,思之慨然!

其五,談學術寫作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七日長信末段談到其《中國史學名著》出版事云:

「穆在此有『中國史學名著』一課,其課堂錄音由一臺大旁聽生錄下,據此略刪潤其文句,頃在校正清樣中,一月後可出版。此稿在文化學院《文藝復興》月刊先行刊載,乃頗為一輩人注意。大抵正式撰著極難望有讀者,只降格作隨筆性文字,則較易有人看。此誠大可嗟也!」

按此信前文談《史綱》,深感今時能讀者已不多;又一信談到《朱子新學案》,亦云難覓讀者。此兩書皆為先生才學所萃、不朽之作,而讀者不多。《中國史學名著》誠然有不少超卓新穎的寶貴意見,為一般史學史家所不逮;但究屬散論隨筆性文字,非嚴肅精審之論著,而讀者反多,故先生有此喟嗟!此點為真正學人一莫可奈何心情,我的經驗更有強烈的感受。記得我在史語所的前十年,在《集刊》已發表不少學術性論文,兼有專書出版,但似並無多少讀者。倒是在《大陸雜誌》與《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等處所發表的不成熟、自己不重視的文章,卻反而讀者很多。

大約正式著作,矜謹嚴肅,讀來通常都較困難,不但理解不易,而且也較枯燥,程度弱的讀者,更煩厭生畏。作者若以非研究性的態度,用簡略文字表達,一般人始能較易接受。其實這種較低水準的不負絕對責任的述作,寫來實較容易,只是很難謹嚴縝密作準確的表達,在學術水準上勢必大打折扣,難入真正著作之林,不能期其有恆久的價值。但時代如此,亦莫可如何!只得在謹嚴著作之餘,用點時間寫些較輕鬆的文字,以遷就讀者,誘導他們漸入深境。所以學術著作固當「陽春白雪」,有高度水準,但「下里巴人」亦不能盡廢!

明年二月二十三日信談《史綱》校訂事,說到憚於改作云:

「一書既成,亦只有仍之。若要在體裁或內容有改進,此極費力,所以著書戒速成也。」

此類語,學術工作者應當視為一大警戒。關於此點,我在《治史經驗談》第七節〈論文撰寫與改訂〉中,已有頗詳之現身說法。一九八三年秋,我到史語所擔任特約職位,著手整理《唐代交通圖考》出版,對於原稿採綱目體不很滿意,想改為複合體,文章將會較佳,讀者亦較方便。但考慮到一百七十萬字的舊稿,若全盤改寫,花的功夫太大,時間也來不及;結果只好仍存原稿體式,此亦為論著改作不易之一例。

其六,激勵我堅守學術崗位

一九七三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牟潤孫將於秋間退休,五月上旬登出徵聘廣告。有些朋友早就鼓勵我應徵此職,就中一位在他系擔任同樣職位者特邀我到他家晚餐,一再促我不要放棄,說:「你不做,一般人總以為你不如人。」我一直認為此一職位對於我有害無益,絕不作考慮;至於一般人的看法,不關緊要。不想十二日唐君毅先生約我午餐,也促我應徵。十四日又到我研究室來談此事,並說新亞梅貽寶校長與學校幾位高層人士曾商此事,認為此職是新亞員額,一致希望我能出任。唐先生語意懇切,我也很感動;但考慮我的才性與自己研究工作,始終不能同意。十七日並且寫了封長信,給梅唐兩位先生,說明我擔任此職對我個人有百害而無一利,對新亞也不能有所貢獻。他們的意見,一方面希望維持學術水準,一方面阻止大學當局任意用人,使新亞失去一個重要職位。

二十三日,梅校長復約我到校長室,唐先生亦在座,仍希望我重新考慮。認為講座教授已不一定要兼系主任,行政事務可由他人負責,我任此職只是象徵有個學術水準,不致影響我的研究工作。他們兩位先生於公於私都極具誠意,但我仍只能懇切感謝他們的美意,不能改變初衷。因為我想,居高位,人事關係定較複雜,社交應酬也必增多,增加許多麻煩;而且就我個人而言,只有犧牲,並無好處。就收入言,原有薪入已很夠用,再增加,亦無必要。至於一般人所看重的名位,我自信已不必任何高級職位頭銜來作裝飾了!這不是我過分自負,而是覺得,若有志事功,名位權力誠不可少;但就一個純學人而言,任何高級名位頭銜都是暫時的裝飾,不足重視;只有學術成就纔是恆久的貢獻;必須堅持。

後來唐君毅先生任新亞研究所所長,一定要我掛個教務長名義,不看任何公文。君毅先生不幸謝世,我有此名義,不能不暫時代理所長,但堅持不能正式久任,而推薦孫國棟兄繼之,也是基於同一考慮。而且我這個人,一向以道家自處,以儒家待人;但若做事,則心向法家,奉法有所作為。但又自知無應事之才,故只用所長,不用所短;既可保持生活閒適,穩步在學術上求長進;又可避免尸位素餐,於公無益,於己有害!

六月初,我寫信給先生,談到不應徵教授之故。當月五日先生來信說:

「昨得來緘,不勝欣喜。弟不欲應徵中大史系教授,亦未為非計。擔任此職,未必對中大能有貢獻,不如置身事外,可省自己精力,亦減無聊是非。大陸流亡海外學術界,二十餘年來,真能潛心學術,有著作問世者,幾乎無從屈指;唯老弟能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無人之嘆!此層所關不細,尚幸確守素志,繼續不懈,以慰夙望!」

先生知我最深,所以他的意見正是我的考慮。前次我希望先生為學術急流勇退,這次先生欣喜我為學術作出反常的決定,更顯得我們師生心神俱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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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自己的歷史課:嚴耕望的治史三書》,臺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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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嚴耕望

當代前輩學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筆端。
余撰此書,只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
——嚴耕望

嚴耕望(1916~1996),歷史學家,專治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在二十世紀中國中古史領域中,繼呂思勉、陳垣和陳寅恪等大師之後,臺灣無疑是由嚴耕望領軍,接續前人之大業。余英時稱其集錢穆、陳寅恪、陳垣、呂思勉四大家之長於一身,並讚譽嚴耕望為「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

最佳史學入門書

《治史三書》含括先生所作之《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及《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這三本書總結了嚴耕望一生從師問學的歷程與研治史學的方法,是治史者重要的入門書。本書內容涉及歷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具體規律、論題選擇、論著標準、論文體式、引用材料與注釋方式、論文撰寫與改訂,以及努力途徑與生活修養等諸多問題,語言質樸流暢,淺顯易懂,力求實用。

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
書中更可見其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傳統學人風範,在物慾橫流的時代,自甘邊緣,安貧樂道,從學術中尋求自足,非內心極度強大者絕難做到。

歷久彌新的史學價值
嚴耕望先生未留下自傳,但本書談及作者求學治史之歷程,可謂先生之學術自傳。在《治史三書》中,記述先生長達六十年的治史過程,史界的變遷以及與當代史家的互動紀錄,亦為重要的現代史料。還有先生對百餘部史料的點評更是後人重要的珍寶。凡此種種都讓《治史三書》不但未隨潮流隱沒,更添歷久彌新的史學價值。

嚴耕望先生治史格言

  • 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
  • 盡量少說否定話。
  • 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
  • 要「專精」,也要相當「博通」。
  • 要看書,不要只抱個題目去翻材料。
  • 引用史料要將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斷章取義。
  • 儘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後期改編過的史料。
  • 「無孔不入」、「有縫必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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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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