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算法下的行銷優勢》:綜合知識的四種類型,做出殺手級買空賣空判斷

《演算法下的行銷優勢》:綜合知識的四種類型,做出殺手級買空賣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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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索羅斯及其團隊之所以能做出殺手級的買空賣空判斷,不是因為全靠感覺背痛,而是因為他們能將所有上述四類型知識巧妙綜合。而且為了達到通情合理效果,最重要的是,他們並不特別著重其中任何一類型知識。

文:麥茲伯格(Christian Madsbjerg)

知識的四種類型

我們是如何知道目前已知的事物?而且,我們怎麼確定自己真的已經知道了?哲學家對這些問題已經思考了幾千年。我是不是真正知道我坐在一張椅子上,是不是真正知道a2 + b2 = c2,是不是真正知道莎士比亞是一位處理權力議題的大詩人?對哲學世界的圈外人而言,這樣的問題竟引發歷時兩千多年的辯論,似乎荒誕不經。但當我們丟下一個東西時,我們怎知那東西確實往下掉?當我們閉上眼睛時,世界是不是真的存在?——哲學家們確實窮畢生之力思考這類問題,而且他們的見解值得我們重視。首先,我們先來檢驗薄數據特有、抽象的「知道」方式:客觀知識。

  • 類型1:客觀知識

客觀知識是自然科學的基礎。「我知道二加二等於四」,「我知道這塊磚重三磅」,「我知道水是由兩個氫原子與一個氧原子合成的」。這樣的知識不涉及任何真正省思。哲學家湯瑪斯.內格爾(Thomas Nagel)在其1986年著作《無源之見》(The View From Nowhere,中文書名暫譯)中,主張客觀知識是「憑空而來的看法」,原因就在這裡。客觀知識可以經過一再檢驗,得到的結果都一樣。我們可以用客觀知識觀察、測量螞蟻、原子與小行星,因為它的主張有重覆性,具普世有效性,而且能呼應對現實的觀察。

鼓吹客觀知識的人多年來提出多種不同架構,不過我們可以追溯它的歷史,源自19世紀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哲學運動。根據實證主義的說法,任何事物都可以在沒有觀察人的偏見或價值判斷的情況下進行測量。適逢工業革命高峰的19世紀,同時也是機器的時代,應該不是偶然。那個時代的人非常樂觀,他們相信科學是理性而客觀的,相信人類意志可以克服一切。而且從許多方面來說,事實也確實如此:科學的進步促成農業與運輸現代化,使我們得以跨越國界、穿過大洲交易商品;自動化製造帶來大量生產,滿足了愈來愈富裕的中產階級的需求。

公司為增加獲利,開始聚焦生產力,以生產為導向的文化應運而生,而客觀測量、保證成果的構想與這種文化頗能切合。就在這波強調客觀熱潮興起的同時,一種新的「現實主義」美學出現了。為展現真實人生,而不是我們理想中的人生,舞台藝術家力求在舞台上再造整個城市景觀;埃米爾.左拉(Émile François Zola)與古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這類作家也紛紛強調「每一個男人」與「每一個女人」的客觀現實。就連福樓拜筆下那位可憐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那位渴望浪漫的尋常主婦——也值得我們鉅細靡遺、詳加檢驗。

當然,對20世紀藝術與哲學稍有涉獵的人都知道,隔沒多久,懷疑、主觀與非理性就以夢想與潛意識的形式,取代了現實主義這波肯定、客觀與理性的思考。就像許多自然科學(例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物理學的一大轉捩點)一樣,人文學術也與客觀知識的科學「現實主義」漸行漸遠。但令人感到反諷的是,商界的「管理學」仍然貶抑其他各型知識,獨尊客觀知識。能夠客觀測量數量、結果與重覆反饋的大數據,之所以能獲得商界人士如此青睞,原因就在此。它能掌握跨越知覺門檻而出現的一切:那些點擊、那些選擇、那些讚─那些化約論者筆下我們赤裸裸的本身。

  • 類型2:主觀知識

繼客觀知識之後,強調個人意見與感覺的主觀知識登場。認知心理學者研究的,就是這種反映我們內心生活的知識。我們知道某些有關我們自己的事,而我們身邊每一個人都會將這些事視為知識。當我們說,「我脖子痛」或「我餓了」,這是我們對我們身體、我們自己的知識,大家都會尊重。當一個人歷經屬於感覺範疇的事物時,對那一刻的他們而言,那經驗一定是真正的知識。非這樣不可。

不過,完全主觀的知識例子少得出奇。在觀賞一場球賽時,觀眾發現周圍的人都在吃熱狗,他們很可能也會說「我餓了」。這是出現在主觀與客觀之間的知識類型。它涉及我們共享的世界,這也是厚數據的威力如此強大的重要因素。

  • 類型3:共享知識

與客觀知識不同的是,這類型的知識不能像原子或距離一樣測量。而且不同於主觀知識的是,這類型知識屬於公共與文化。它涉及對我們各種社會結構的感受,或者可以套用我在第一章使用的概念,它涉及我們的「世界」。

用另一種方式說,這第三類型是有關人類共有經驗領域的知識。我們在本章要觀察的是,如何運用現象學研究分析這類型經驗:猶太經驗是什麼?在美國,身為職業婦女的意義是什麼?在迅速都市化的中國,移居城市會是什麼感覺?

對索羅斯及其兩位同事而言,第三類型知識是他們那場豪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他們「知道」德國經驗,知道其對二次大戰戰後德國金融政策的影響。他們「知道」倫敦街頭的感覺,知道提高利率為英國人帶來的困苦。這不是普世知識;是必然的情勢性知識。它也不是內心知識,而是一種共享的規則。它是我們一起經驗的「存有」與了解。索羅斯等人追蹤英鎊貶值這件大事,但投機機會出現在貶值帶來的第二與第三波事件中。投資人對這場一幕幕展現的大戲會怎麼反應? 他們的貪婪與恐懼會造成什麼情景? 這些反應會引發哪些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