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深淵與火》:江南事件的陰影下

陳芳明《深淵與火》:江南事件的陰影下
Photo Credit: Fang-Ming Che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位手無寸鐵的作家,竟然勞動刺客遠道而來,並且被斃命於自己家裡的車庫。那種行刑的手法,確實過於野蠻,毫無人道可言。事件發生後,美國聯邦調查局就立刻從飛機旅客的名單,查出是由陳啟禮率領兩位兇手在前一天晚上抵達。

文:陳芳明

江南事件的陰影下

1.

一九八○年代於我是浩浩蕩蕩的激流,穿越時通過太多的急湍與沖刷。每當回首瞭望時,總覺得自己深陷其中,感受自己不斷上下浮沉。那是一條無岸之河,似乎找不到任何中止點,甚至也找不到水流的盡頭。那是我最驚險的生命階段,即使在今天回望之際,不免有著此身雖在堪驚的餘悸。幾乎可以細數醜惡的權力奪走多少生命,一九八○年的林家血案,一九八一年的陳文成命案,一九八三年的盧修一被捕,一九八四年的江南事件,一九八九年的鄭南榕自焚。每一個受害的生命,距離我特別遙遠,也特別接近。那時不免常常假想,這些被政治犧牲的幽魂,其實是代我受罪。那段時期,曾經接到無數恐嚇的電話,也接到許多威脅的信件。死神從來沒有如此靠近我,每當起床時,總會自問是不是還在人間。

那時我住在聖荷西北邊的一座木屋裡,到達舊金山的路程大約一個小時。受害的江南就在舊金山的漁人碼頭經營禮品店,每天早上從戴利城(Daly City)出發去上班。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的早上九點,江南準備去上班,打開車庫時,陳啟禮率領兩位殺手開槍刺殺。江南的額頭、胸口、腹部都中了一槍,當場斃命。這種殘酷的行刑方式,正好是國民黨威權體制的縮影。江南因為寫了一部《蔣經國傳》,完全無法被當權者接受,所以才迢迢千里派遣槍手,進行報復式的暗殺。國民黨領導人顯然忘記,美國是非常尊重言論自由的國家。任何人因為書寫或發言而遭到干涉, 是不可能獲得原諒。江南之死,使得一九八○年代的政治死亡事件獲得中止。事件爆發後,整個舊金山灣區的華人社區,都生活在恐怖陰影之下。

我並不覺得訝異,在洛杉磯編輯《美麗島週報》時期,我就持續收到許多恐嚇信。身為流亡者,其實早已超脫生死之外。但是寄來的信件,有時是以紅色筆跡寫下恐嚇語言。在辦公室獨自閱讀時,不免覺得毛骨悚然。江南事件的發生,才讓我真實感受到恐嚇信絕非虛言。籌備中的《台灣文化》雙月刊,也就在那段時刻積極進行。這份刊物,是由陳文成紀念基金會所支持,並且希望可以讓海外知識分子有一個發言管道。當我接受總編輯的職位時,就知道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伴隨著江南事件效應的擴大,在很多時刻覺得特別孤立。

在同一個時期,柯旗化先生也在台灣辦了一份《台灣文化》月刊,背後的支持者是陳永興。柯旗化是我的左營同鄉,他所編寫的《新英文法》,是整個高中時期的重要參考書。他是師範大學英語系的學生,在學中無故遭到羅織而成為政治犯。有很長一段時間,故鄉的街坊鄰居都盡量避開,不提他的名字。必須到高中時期,我才知道柯旗化這個名字所代表的意義。他身上所受的傷痕,就是戰後整個台灣的共同傷痕。他出獄時,整個社會已經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席捲。縱然他遠在台灣編輯刊物,但是在心靈上覺得他非常靠近。有許多失落的感覺,也是在編輯《台灣文化》之際,一點一滴慢慢收拾起來。

生命裡,嘗到最寂寞的滋味,也許就在這個時期。在洛杉磯編輯《美麗島週報》的時候,辦公室至少有一群工作夥伴。但是,單獨編輯這份刊物時,卻完全由我獨自徵求稿件,也獨自編輯雜誌。我的編輯室,就是家裡的餐桌。每當稿件蒐集齊全後,便開車到一位打字小姐的家裡,她的名字是王春英。移民舊金山灣區不久,經由陳永興的介紹才得以認識。王春英是非常有效率的打字快手,她自己備有一台中文打字機,正好與我合作無間。當所有的文章都變成打字稿時,便是我開始剪貼編輯的時候。

在餐桌上,我攤開一張準備印刷的硬紙板,開始剪貼事先打好的文字稿。分門別類,決定文章的先後順序,每一期大約有八十頁,因此必須準備好八十張的硬紙板。早上兩個小孩出去上課時,我便開始工作。下午四點,兒子與女兒放學回來, 編輯工作就告一段落。由於是雙月刊,每兩個月必須勻出一個星期的時間,全心投入編輯,直到整本雜誌編好。那是非常有規律的生活,每次把編輯好的雜誌版型, 寄到紐約的基金會,剩下來便是我閱讀與書寫的時刻。

生活雖然很辛苦,卻是我與家人最緊密的時期。孩子放學回來時,就跟他們在後院童言童語。有時也會開車去一家甜甜圈的店Winchell’s Donuts,我喝咖啡,他們喝可口可樂。到現在,我還是強烈懷念那罕見的時光。兩個孩子很喜歡去那裡,因為可以常常遇到警察。只要看到穿著筆挺制服的高大警察走進來時,兒子的眼睛就開始閃閃發亮,甚至有時候也會主動與警察聊天。有一次兒子跟他們說,以後長大也要當警察,總是讓他們笑得非常開心。稍後也會帶他們去社區圖書館,兩個孩子在書架之間來回徘徊,最後總是抱了一大堆童書帶回家。

多少年後,我總是不時回到那段歲月。我一方面在家裡工作,一方面看著他們成長。有時也會一廂情願想像,如果那樣的歲月可以持續下去,一定可以使我的人生非常幸福。只是內心裡,一直有兩股力量在拉扯。在編輯《台灣文化》的日子裡, 也正在撰寫《謝雪紅評傳》,同時也定期為台灣的報紙撰寫政論。那可能是生產力最旺盛的時期,每個星期至少發表三篇政論。一九八七年宣布解嚴後,報禁也一併解除。除了定期為《自立晚報》寫稿之外,也在高雄的《民眾日報》、《台灣時報》發表政論。

總覺得,返鄉的日期就在不久。那年九月,特地驅車到舊金山的台灣辦事處申請護照。自從美麗島事件發生那年,我的中華民國護照就被吊銷,從此成為一名沒有國籍的人。我到日本參加魯迅會議時,反而是美國移民局給我一份「白皮書」,可以作為臨時出入境之用。在白皮書的國籍欄,打了四個英文字母:NONE,那是我第一次嘗到無國籍身分的滋味。終於辛苦等到台灣宣布解嚴,便覺得自己應該可以恢復國籍身分。在辦事處裡,櫃台小姐遞給我一份全新的中華民國護照時,內心充滿了喜悅。我隔窗向裡面的小姐請教,持這份護照就可以回去台灣了吧。沒有想到櫃台內的回答是,這個護照只是證明你的身分,但是不能回國。聽到這樣的答覆時,簡直無法置信。原來護照的號碼第一個字母是「X」,我後來才知道,一般護照的字母是「M」。

站在那裡,我久久說不出話來。面對窗內的小姐,我不免說出憤怒的內心話,「中華民國在國際上都得不到承認,現在這份護照竟然也得不到中華民國的承認。」窗內小姐只是冷冷看著我,完全不發一語。那可能是一九八○年代,最感受傷的時刻。第一次才明白,返鄉的道路竟是這般遙遠。站在舊金山的街頭,強烈陽光所投射的大樓陰影,完全覆蓋了我的心頭。那時是夏天,海風吹來時,竟也傳來一絲寒意。在那怔忡的時刻,似乎又接受一次嚴重打擊。第一次是在西雅圖的一九七九年,被當時的領事館拒絕護照續簽時,我第一次感受到政治權力是如此傲慢。窗口內的辦事員完全不給我任何理由,只是輕蔑回答我:「你自己知道理由。」但是到今天,我還是無法釐清拒絕續簽的理由。如果是因為我在校園的同學聚會時刻,說了一些對政府的批評,因此而被密告,這恰好可以證明國民黨在海外的校園間諜,確實是特別猖獗。我曾經是沒有國籍的人,如今擁有了國籍,卻還是找不到返鄉的道路。

2.

一位手無寸鐵的作家,竟然勞動刺客遠道而來,並且被斃命於自己家裡的車庫。那種行刑的手法,確實過於野蠻,毫無人道可言。事件發生後,美國聯邦調查局就立刻從飛機旅客的名單,查出是由陳啟禮率領兩位兇手在前一天晚上抵達。江南遭到槍擊斃命之後,這些兇手在當天下午又立刻離境。這個事件震動了整個華府,陳啟禮背後的更高支使者,終於被查出是蔣孝武。如此毫無人道的行徑,顯然與上海黑社會的野蠻刺殺完全沒有兩樣。剩下來的都變成了歷史,美國國務院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必須做出恰當解釋。那是對自由國家的言論人權構成極大傷害,也使美國政府疏於對人民的保護而臉上無光。那是國民黨統治台灣以來,最為慌亂而狼狽的階段。從海外回望台灣,似乎可以嗅出蔣經國所掌握的權力不再那麼穩定。這位為台灣展開十大建設的領導人,進入八○年代以後大權旁落,以致所有的政治秩序顯得特別混亂。

也正是在那段時期,為了緩衝江南事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美麗島事件的政治犯也開始獲得釋放。一九八六年秋天,呂秀蓮出獄以後便申請出國,她到達的第一站是舊金山。她停留的一個星期裡,特地到聖荷西來訪問我。將近七年的坐牢經驗, 似乎沒有摧毀她的堅強意志。她坐在我家客廳,已是夜晚時分。呂秀蓮是相當健談的人,她在入獄之前曾經出版三本書,包括《尋找另一扇窗》、《新女性主義》、《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對於台灣的女性主義運動而言,呂秀蓮應該是最早的開拓者。身為黨外人士,她所看見的台灣社會,比起一般政治運動者還更深遠。如果我在女性議題上受到啟蒙的話,必須承認,呂秀蓮是最早開啟了我的全新視野。

在華大時期,我也接觸了她的《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在我早期的史觀塑造過程中,她的這本書具有相當大的分量。畢竟在那段時期,台灣史的建構還處在荒涼階段。由這位黨外女性所寫出來的歷史作品,確實使我開了眼界。在出國之前,就已經讀過她所出版的《新女性主義》。那是一九七○年代的初期,捧讀那本書時,其實不甚了了。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畢竟在那段戒嚴時期,所有的知識傳播都與戒嚴體制的價值觀念互通。所謂戒嚴體制,那時還停留在男性中心論、異性戀中心論。在性別議題上,閱讀她書中的女性觀點,不僅覺得陌生,而且也有相當程度的抗拒。現在重新回望時,自然而然就覺得她確實是走在時代的最前端。當年她從國外回來,顯然已經受到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影響。那時我才從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所受的訓練都完全脫離不了父權的思維方式。

我那種僵化的思維方式,必須等到出國之後才發生鬆動。尤其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開始接觸左派的理論,才慢慢學習站在弱勢者的立場,重新考察自己曾經所吸收的學問。經過《美麗島週報》的政治洗禮之後,才獲得脫胎換骨的契機。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大約可以理解呂秀蓮所提倡的女性主義。到今天,我仍然記得, 黨外運動的張俊宏曾經質疑她的女性立場,寫了一本小冊子,題目是〈女人,你的高跟鞋還要多高?〉。這可能是一九七○年代風氣欲開未開之際,台灣男性出自本能的抗拒吧。呂秀蓮與張俊宏之間的初步交鋒,似乎可以視為一個時代的預兆。那是我離開台灣之前,所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呂秀蓮後來又與一群女性工作者成立拓荒者出版社,發行一系列的有關女權意識的書籍。這確確實實是拓荒的工作,她日後會參加美麗島雜誌社,顯然與她的女性意識息息相關。

她到達舊金山時,經過朋友的聯繫,決定要來我的住處探訪。我自然是非常期待,畢竟她被逮捕時,我也在《美麗島週報》為她寫一首詩。在台灣史的領域上,她應該是我的前輩。《台灣的過去與未來》的封底有她一張照片,側坐在一把椅子上。我的朋友畫家謝里法描摹那張照片,而完成一幅巨大的油畫。後來我才知道,謝里法與呂秀蓮有親戚關係。謝里法的原生家庭也是姓呂,最後過繼到謝氏家族。那張油畫由林衡哲醫生購買,卻寄放在我洛杉磯時期的公寓裡。那是一種神祕的連結,因為在此之前從未與呂秀蓮有謀面機會。由於那張油畫懸掛在我公寓的客廳,我似乎與她有一種熟識已久的感覺。當她決定前來相聚,我內心自有一種殷切的期待。

呂秀蓮來到家裡時已經是晚上八點,我的兩個孩子也在等待,因為我告訴他們這位訪客也是他們所熟悉,油畫中的那位人物就是她。她來按門鈴時,全家都很興奮,我兒子搶先去開門。門啟處,她帶著微笑走進來。傳說許久的呂秀蓮真實出現之際,其實也有一種陌生感。她舉止從容,完全看不出是一位甫從監獄出來的受難人。至少她的氣色甚佳,談吐非常大方。陪她來的台灣同鄉為我們介紹彼此之後, 她選擇靠窗的沙發椅坐下來。曾經在監獄所遭遇的折磨,似乎未曾在她的神情留下任何痕跡。我相信那是一種超越,也相信她不輕易讓過去的苦難流露出來。聽她平靜說話時,我反而有一種心安。

她與陳菊關在一起,這常常讓我聯想到台灣歷史的重要暗示。那段時期,總覺得這兩位女性帶著台灣歷史走過街頭,走過軍法審判,走過高牆後面的牢房。而這樣的女性史,必須通過如此艱難的政治折磨,最後才能找到出口。我坐在呂秀蓮對面的椅子上,專注凝視她說話時的神情,更加使我覺得台灣女性不凡的精神。畢竟她已經走了那麼遙遠而曲折的道路,到達我的客廳時,她已經接受過美麗島事件的洗禮,也經過傲慢體制的軍法審判。當她在說她的未來規劃時,不禁讓我神往,我常常想,如果自己也留在台灣的話,恐怕也無法躲過軍法審判。在內心裡,我不免會這樣想,呂秀蓮與他們同輩的運動者,其實是在代替我們這個世代承受各種政治的苦難。當他們完成這樣的試煉,我們這個世代自然而然就獲得豁免權。

尤其她提到,坐在牢房裡,她使用各種可以找到的紙張開始寫小說。在最匱乏之際,她甚至在衛生紙上繼續把未完的故事寫下去,那部小說就是後來出版的《這三個女人》。事實上,小說中的三個故事其實都是在描繪台灣歷史發展的過程。台灣就是女性,始終扮演著被命名,被定義,被解釋的角色。女性的故事必須由女性作家來撰寫,才能點出她們在歷史上跌宕起伏的命運。在美麗島運動中,想必她本人也嘗盡了男性權力的滋味。所以在獄中最孤獨的時刻,才能夠那麼清晰把女性命運的曲折,那樣真切描繪出來。當她說,還會繼續參與女性運動時,我便更加明白她的意志有多堅強。從一九七○年代初期以來,這可能是我最靠近她的一次。而且可以真實感受,她從容說出內心話時,是累積多少年的鍛鍊與修養。在室內燈光下,她的前額一片明亮,那可能是我記憶中最好的北加州的夜晚。

相關書摘 ►陳芳明《深淵與火》:與鄭南榕的相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深淵與火》,印刻文學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陳芳明

那些走向街頭的年輕人,正是我的世代。
時代是那樣絕情,唯一能夠信任的,是我蒼涼的靈魂。

生存在畸形的年代,無法避開畸形權力的氾濫。
美麗島之後,隔著海洋瞭望台灣,戰後新世代巍然站起。
在洛杉磯三年多的歲月,赤裸裸的政治事件,讓浪漫主義者為了生存,生命之旅完全改變航線──
他借由書寫這救贖的過程,跨過人格重塑的一道閘門。

威權掌控者可以囚禁美麗島人士,卻關不住年輕世代的激進思考。
而新生代的視野與氣度,也與前十年的黨外運動有了區隔。
這趟回鄉的旅程注定孤寂,荒涼,苦澀,
但無論多麼艱難,都必須單獨走下去。

接續《革命與詩》後,陳芳明另一抒情之作《深淵與火》,
在最苦悶的時刻裡,終結流亡,不再缺席。

本書特色

  • 以文學形來過濾記憶,海外十年的深刻體認
  • 從海外黑名單談起,找到回鄉之路
  • 繼《革命與詩》之後,陳芳明另一抒情散文之作
getImage
Photo Credit: 印刻文學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