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明《深淵與火》:與鄭南榕的相見

陳芳明《深淵與火》:與鄭南榕的相見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機場與我握別的人,已經選擇在火焰中決絕地飄然而去。他那種毫不吝惜的離去,等於是對壓迫他的統治者表達最大的輕蔑,才能證明國民黨體制是何等醜惡。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陳芳明

與鄭南榕的相見
1.

一九八九年二月,政論雜誌《自由時代》傳真給我一封信,告知鄭南榕將到達加州,並希望可以來聖荷西相見。接到這個訊息時,內心頗有騷動。我為台灣不同的政論雜誌撰稿,卻從來沒有跟任何主編見過面。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台灣新生代所創辦的政論雜誌極為豐富,包括許榮淑的《生根》、周清玉的《關懷》、黃天福的《鐘鼓樓》、林正杰的《前進》、康寧祥的《八十年代》,以及稍後陳文茜主編的《新潮流》。那時我正處在生產力最旺盛的階段,也是對台灣戒嚴體制批判力最強的時刻,我的文字幾乎都在這些黨外刊物發表。那時每週大約可以生產三篇政論,還不包括我個人正在撰寫的《謝雪紅評傳》,以及不時完成的詩與散文。比較屬於文學性的作品,則集中發表在陳永興所主編的《台灣文藝》。那種壓抑不住的憤怒,最後都化為文字偷渡回到台灣。那時使用施敏輝、宋冬陽、陳嘉農三個筆名,輪流出現在不同雜誌上。對於一位長期流放在海外的書寫者,總是不斷在尋找精神出口。那段時期的文字如果找不到發表空間,也許會在內心底層發生自虐狂。

跨過一九八七年的解嚴,我第一次感受到有一種卸下精神枷鎖的快感。尤其在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聽說蔣經國去世了,我更加強烈感覺到一個黑暗的時代就要過去。猶記得聽到這個消息的那一天,林濁水正住在我家。他也覺得頗為訝異,我遠在加州卻消息特別靈通。尤其知道李登輝繼承總統的位子時,更加可以感受台灣歷史正處在一個重大迴旋的階段。一位台灣人可以替換獨裁者的位置,等於是在改造整個政治版圖。我們在討論時,已經注意到李登輝是康乃爾大學畢業,而且是一位農業博士。這大概是相當重要的政治關鍵,畢竟他接觸過開明的西方文化,所接受的訓練與蔣經國截然不同。這位國民黨的最後一位外省統治者,是接受蘇聯共產國際的訓練出來,而且曾經是特務頭子。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年代,可以說槍決了無數的政治犯。縱然蔣經國在晚年公開承認說:「我也是台灣人」。所有的台灣人從來不會忘記,他的雙手沾滿了多少血跡。

一九八八年於我是完全不一樣的年代。那時已經跨過中年,無論是身體或思考都處在最佳狀態。那時我開始積極準備返鄉,並且希望能夠帶一本完整的作品回到台灣。解嚴之後的台灣正式解除黨禁報禁,政論雜誌的重要性也慢慢遞減。許多民間的報紙,從北到南紛紛發行。我所受到政論撰寫的邀約,也比過去更加頻繁。台北的《自立晚報》、台中的《台灣時報》、高雄的《民眾日報》,都有我的政論專欄。那時仍然持續使用施敏輝的筆名,在雜誌與報紙同時發表。由於報禁的開放,使得政論雜誌的市場慢慢萎縮。鄭南榕的《自由時代》也開始出版系列叢書,似乎顯示鄭南榕有意要轉換跑道。他在一九八九年為盧修一出版了《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就已經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即將展開。這可能是台灣讀書市場第一次接觸到這樣的歷史著作,那不僅是屬於左派的歷史解釋,而且也是重建台灣記憶的一個里程碑。

台灣歷史的解釋權,從戰前到戰後都一直掌控在統治者手中。無論是帝國或黨國,基本上都是屬於極右派。其中的關鍵因素不難理解,日本是依賴資本主義而完成了現代化的工程,在台統治五十年,從來不容許左派知識分子的存在,因為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甚過一般島上住民。國民黨來台統治之後,不僅全面繼承日本人遺留下來的資本主義體制,而且還更全面向美國資本主義傾斜。所有的批判性思考,特別是與馬克思主義銜接的政治活動,必然遭到毀滅性的鎮壓。即使是屬於右派的自由主義思想,國民黨根本無法容忍,更別提左派的政治思考。在一九八○年代黨外運動最活潑的時期,史明撰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就已經在地下普遍流傳,而且也屢次遭到特務單位的沒收。鄭南榕正式出版盧修一的作品,顯然有意向國民黨挑戰。在解嚴後的兩年,國民黨竟然還是無法容忍《自由時代》的存在。

鄭南榕在二月到達聖荷西時,北加州還是非常寒冷。他與我都是在一九四七年出生,是典型的二二八事件世代。我們一起穿越了戒嚴時期最嚴酷的年代,也同樣見證了台灣的先人是如何遭到屠殺。那樣的傷痕,已經成為我們生命裡的共同印記。他對我正在撰寫的《謝雪紅評傳》特別有感覺,迢迢千里來到加州,其實是要與我簽訂出版合約。我事先幫他預訂了Motel 6的旅館,那時候我實在太窮困了,就在住處附近找最便宜的旅館預約。鄭南榕與我在機場見面時緊緊握住我的手,彷彿是失散已久的兄弟。從他手掌所傳過來的熱力與握力,我可以感覺他內心的激動。從我的穿著,他似乎可以感覺我那時的落魄。坐進車子時,我仍然記得他說的第一句話:「你生活好辛苦吧。」我只能默然點頭,只回應他說:「你辦的雜誌才辛苦吧。」縱然是初次見面,卻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車子停在那旅館前面時,我可以讀出他失望的神情。他是相當誠實的人,立刻就說:「怎麼為我訂這樣的旅館。」那時我無法理解他的心情,他站在汽車旅館的辦公室前面,回頭指向聖荷西市中心的豪華旅館說:「我要住的是那種旅館。」第一次見面就這樣抱怨,讓我好喜歡他的誠實。我只是覺得有點抱歉,只回他一句:「沒關係,你只停留兩個晚上。」那天我們在旅館裡談了整個晚上,他把自己創辦政論雜誌的過程都告訴我。我才明白,他在解嚴之前所受到的官方待遇,幾乎沒有一期不遭到查禁。每次出版之前,他就知道警總一定會派人到印刷廠去查扣。他一定會事先印好兩三千本,讓警察進來時帶走。然後他繼續加印數千本,運送到夜市或黨外活動的場合去銷售。在那寒冷的年代,他就敢玩這樣高成本的遊戲,讓我更加欽佩他的膽識。原來為了爭取言論自由,他必須付出如此昂貴的代價。相較之下,我只能在海外撰寫政論文字,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天我帶他到聖荷西的埃及博物館參觀,他對館內展出的歷史文物感到特別好奇。尤其走到木乃伊的玻璃櫃前面,他駐足甚久。那種端詳的姿態,好像是在進行研究工作。事實上,他與我都是輔仁大學畢業。當時我在歷史系,他在哲學系,似乎沒有碰面的機會。畢業二十年後,我們竟在遙遠的另一個海岸見面,到今天我還是覺得非常神奇。安排這次的相見完全沒有什麼理由,只不過是我們對言論自由都太過嚮往,自然而然就被命運安排見面了。站在他旁邊,我靜靜觀察著他的專注眼神。他在雜誌封面打上這樣的字樣:「爭取100%言論自由」,絕對不是口號,而是以勇氣、以膽識去追求。他那銳利的眼神,似乎射出他對時代的觀察,也投出他對政治的介入。在那充滿禁忌的年代,他的眼神簡直毫無禁忌。

那天晚上回到旅館時,他拿出一份出版合約,希望我的《謝雪紅評傳》完成時就交給他的出版社。最初我不想與他簽約,因為那本書還在撰寫之中。我委婉提醒他,這本書可能還需要一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他說話非常乾脆俐落:「沒關係,我會等你完成。」他是那樣沒有遲疑,而是非常果斷地信任我。這時我才真正領教了他的脾性,完全不拖泥帶水。說完時,他立刻從口袋掏出一千塊美金給我,讓我完全沒有拒絕的餘地。那個晚上,我從來沒有想過,那是我唯一與他見面的最後一次。現在每次想起他時,他眼鏡背後的神情到現在還是閃閃發亮。

2.

一九八九年是我非常難忘的一年,那時我積極申請回台的簽證,前後大概經歷了三次刁難。我每次到舊金山的辦事處申請時,總是會被請到辦公室裡面。那是一個密閉空間,燈光卻非常充分。進去時,已經有兩位辦事員坐在裡面,他們請我坐在對面的空椅上。我最初不明白,為什麼必須坐在這室內接受簽證。一般持有護照的人都是在外面的辦公室申請,而且在最短的時間就取得簽證。我拿的是中華民國護照,卻一直得不到許可。鄭南榕離開聖荷西之後,我便不斷進出舊金山辦事處。在那室內我坐下時,他們希望我寫一份切結書,要我寫下三個保證:一、回台後不參加民進黨,二、在台灣不參加街頭遊行,三、不寫文章批評政府。他們開出這樣的條件時,我立刻拒絕。那兩位辦事員絕對不是辦事處正式編制的人員,而是警備總部派駐海外的工作者。我只回答他們說,我不可能寫這樣的切結書,因為台灣的報紙現在正刊登著我的政論,而且正是在批評政府。

那兩位辦事員一搭一唱,一個扮演黑臉,一個扮演白臉。後來那位白臉說,你們聖荷西有很多同鄉都簽了這份切結書。我只能回答,我不在意有哪位同鄉如此簽署,但我不會做同樣的事。最後那位黑臉說,這樣我們就沒辦法同意你回到台灣。每次走出那間辦公室時,內心非常挫折,甚至感到非常絕望。我無法理解,台灣已經解嚴兩年,而且是李登輝擔任總統,顯然他也無能為力。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似乎已經使國民黨習慣成自然。縱然已經解嚴,還是情不自禁要刁難百姓。我第三次進入那間辦公室時,同樣還是那兩位黑臉與白臉,到今天我還是不知道他們的姓氏。我只知道,他們就是體制的代理人。

我進去時,他們突然表現得非常友善,只告訴我,這次不用寫切結書,只要用口述的方式就可以。我當然還是回答,不可能做出違背自己良心的事情。那時我不經意抬頭,才發現天花板四周有四架監視器。原來我可以選擇不用簽字,但必須接受他們的監視錄影。國民黨在科技方面還是進步的,他們控制人民的手段可以說日新月異。忽然有一股強烈的羞辱感襲來,我是來接受簽證,而不是來接受約談。我站起來轉身就走,那位白臉忽然很客氣的說,你坐下,我們好好談。他說,你如果要回去台灣,可以拿美國護照就沒有問題。

我急於想回到台灣,是因為鄭南榕在那年四月自焚身亡。那個事件對我衝擊甚鉅,覺得自己不能繼續留在海外。那年二月鄭南榕回到台北之後,台北市的警察就要逮捕他,只因為他的政論雜誌揭露太多蔣家的歷史。鄭南榕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並且置放汽油桶在他身邊。他等於是自我綁架,拒絕與國民黨妥協。當他監禁在那狹窄的辦公室裡,好像所有的台灣人無論島內海外,都緊緊與他綁在一起。那時我只能與《台灣文藝》的主持人陳永興聯絡,他不時會傳達一些最新狀況的訊息。在四月初接到他的電話說,情況好像越來越惡化,因為鄭南榕不妥協,國民黨也不妥協。受到那樣的影響,我幾乎無法寫稿。

鄭南榕堅持相信,必須台灣獨立,才能獲得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從一九八七年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時,鄭南榕與陳永興、李勝雄聯手舉辦二二八事件自由日的活動。不僅是紀念歷史上的悲慘事件,也是為了推動言論自由。主張台灣獨立,是他言論自由的重要一環。他對言論自由的嚮往,其實是代表著二二八事件世代的終極理想。但是解嚴後的國民黨,仍然無法接受台灣獨立的主張。如果這樣的主張被列入政治禁區,則解嚴等於沒有意義。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還是無法接受台灣獨立的主張。正是在這個關鍵點,鄭南榕完全不妥協,而國民黨也不妥協。

四月七日那天,台灣所有的電視都在現場。仍然記得那時的加州華人電視台,事後也轉播了真實的場景。當時率隊包圍的是侯友宜,事前似乎並沒有做任何道德勸說,只是不斷地強調要逮捕他。也許他們的主觀想像,覺得鄭南榕只是在做姿態而已。事後注視著加州電視台的轉播,我的心情揪成一團。電視鏡頭定定地聚焦在民權東路巷內的那排公寓房子,時間分分秒秒過去。剎那間,一個窗口突然爆發了巨大的火花,就在那時刻,鄭南榕終於引火自焚。帶著淚水我告訴自己,鄭南榕終於勇敢離去。在心裡,我不斷呼喚他的名字,然後發現自己的身體不斷顫抖。人生有太多的告別,從來沒有一次像這樣如此殘酷,如此壯烈,如此炙痛著每一寸肌膚。縱然已經是事後的注視,內心的震動還是無法壓抑。那種痛,已經超越任何文字所能形容。彷彿在心臟的什麼地方,有一隻擦亮的火柴棒緩緩燃燒,如凌遲那樣,那種痛覺一陣又一陣襲來。

在那樣的時刻,我找不到任何語言對自己說話,更別提要向鄭南榕說些什麼。只知道他選擇這樣憤怒的方式離開人間,似乎也只能選擇這樣子的行動,才能對邪惡的體制表達內心的強烈抗議。他的身體也許就是整個台灣歷史、台灣政治的一個縮影,身為台灣人,從來就沒有享有言論自由。如果生命無法擁有說話的自由,他可能就不能稱之為人,更不可能稱之為台灣人。必須採取如此非凡的手段,也採取如此不可思議的行動,才能對照出國民黨統治者的冷血與無情。鄭南榕不只是毀壞自己的身體,也毀壞了一個美滿的家庭,更毀壞了他女兒的崇高期待。這種無法使用任何語言來形容的毀壞,只有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才有可能發生。他是我這輩子所遇到真正敢於行動的人,除了他再也沒有其他人。

曾經與鄭南榕約定,七月在台北相見,終於成了一個空洞的諾言。仍然清楚記得,跟他在機場握別時,鄭南榕溫暖的雙手久久不放。那樣的溫度,那樣的手感,到今天仍然無法忘懷。在機場與我握別的人,已經選擇在火焰中決絕地飄然而去。他那種毫不吝惜的離去,等於是對壓迫他的統治者表達最大的輕蔑。他只能選擇這樣的方式,才能證明國民黨體制是何等醜惡,而劊子手侯友宜又是何等的醜陋。他以烈火燃燒自己,卻保留了最乾淨的靈魂。所有的雜質,所有的流言,所有的侮辱,都在火焰中燒得乾乾淨淨。注視著螢光幕上的那排公寓窗口,我可以感覺他完全沒有任何的猶豫,甚至也沒有任何的回眸。他說走就走,相當乾淨俐落,把人間最醜陋的字眼都留給國民黨。噙著淚水,我向天上的鄭南榕說話,從此以後我不再祭拜你,我乾脆讓你活在我的身體裡,我的靈魂裡。

相關書摘 ►陳芳明《深淵與火》:江南事件的陰影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深淵與火》,印刻文學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陳芳明

那些走向街頭的年輕人,正是我的世代。
時代是那樣絕情,唯一能夠信任的,是我蒼涼的靈魂。

生存在畸形的年代,無法避開畸形權力的氾濫。
美麗島之後,隔著海洋瞭望台灣,戰後新世代巍然站起。
在洛杉磯三年多的歲月,赤裸裸的政治事件,讓浪漫主義者為了生存,生命之旅完全改變航線──
他借由書寫這救贖的過程,跨過人格重塑的一道閘門。

威權掌控者可以囚禁美麗島人士,卻關不住年輕世代的激進思考。
而新生代的視野與氣度,也與前十年的黨外運動有了區隔。
這趟回鄉的旅程注定孤寂,荒涼,苦澀,
但無論多麼艱難,都必須單獨走下去。

接續《革命與詩》後,陳芳明另一抒情之作《深淵與火》,
在最苦悶的時刻裡,終結流亡,不再缺席。

本書特色

  • 以文學形來過濾記憶,海外十年的深刻體認
  • 從海外黑名單談起,找到回鄉之路
  • 繼《革命與詩》之後,陳芳明另一抒情散文之作
getImage
Photo Credit: 印刻文學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評論』文章 更多『政治』文章 更多『精選書摘』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