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社會有歧視的存在 所以才有各種「櫃子要出」

文：Nana

輔大性 / 別研究社和輔大好社合辦的「我的出櫃宣言」講座，邀請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法務主任苗博雅主講。活動舉辦前，發生了校方撕下宣傳海報的事件。

好社和性研的共同聲明中提到，校方認為活動講題有「鼓勵大家出櫃」的疑慮，因此作為出櫃多年的女同志，我當天晚上決定衝這場活動。

其實學校「鼓勵出櫃」的評論，姑且不論邏輯是否荒謬，卻道出許多同志的荒謬處境：「我們不是不存在，只是無法現身，也被拒絕看見」。

「鼓勵出櫃」這句話正是一方面肯定了同志的存在，卻又同時希望「眼不見為淨」。雖然我不是輔大校友，但我想作為已出櫃女同志跑去，大概就是一個：「不用鼓勵我也會出櫃」以及「越是不想要我出櫃 / 出現在你眼前我越要來」的心情。（此人個性甚差）

聽講時我記了一份筆記，底下重新整理出來。理由大致有二，一是苗博雅分享的內容，我認為只有教室內幾十人聽到甚為可惜；二是在我看來，校方「害怕傳播同性戀相關信息」的這種心態，只有透過繼續傳遞相關消息才有可能破除。

下方內容非為逐字稿，而屬於我個人對於苗博雅演講內容的理解，還請大家了解：）

苗博雅在演講開頭首先指出：

出櫃，並不只限於性傾向的出櫃，每一次「害怕與人不同」、「擔心誠實做自己會失去家人、朋友」的情境，都是一場出櫃。

這一點，可說是出櫃議題的本質，從這點出發來看，就會發現每個人都有面對「出櫃」的時刻。

以她自己來說，或許因為外型的緣故，同性戀的櫃子並不難出，但要去廢死聯盟工作時，就讓她經歷「難以對父母訴說」的經驗。她說，要進入一個爭議性大的、薪水又不是特別高的非政府組織工作，對家裡是有點難開口的。

那麼出櫃是否是必須的？有「一定要出櫃」這件事嗎？苗博雅針對出櫃的公共性、政治性、社會性幾個不同面向，透過舉例來談。

首先，像是最近常常被提起的「馬金特殊性關係」。一個政府官員是否應該交代自己的私生活，決定性的因素，應在於這個私生活的關係，是否涉及濫用職權、私相授受、貪污受賄的問題，但是跟一個人是否和同性交往，卻沒有絕對關係。

這個「特殊性關係」的指涉，終究是放大「男男的性」去檢視。

又以蘋果執行長庫克來說，他的出櫃有「不懼標籤、不懼失去」的意義，因此對社會和同志有激勵的正向意義。但是庫克的出櫃也有另一個層面需要被討論，所謂「成功」的同志出櫃，如果被詮釋成，這樣的同志才是同志、才應該被看見，那麼便排擠了非為正典的族群。

比如台灣同志大遊行過去幾年的爭議；當愛滋感染者和用藥的同志希望出櫃時，因爲有些群體害怕標籤，使得他們成為出櫃又被推回去的一群。

透過這兩個舉例，如果做一個比較簡單的小結，可以說：

「出櫃」這件事情，雖然絕對是個人的選擇，但又很難只關乎自己。

苗博雅這時再以自己舉例，她說，雖然因為性別氣質明顯，讓她無法偽裝、一直站在櫃外，她因此時常面對的不是出櫃問題，而是如何在他人的「已知」中自處。比如說，她跟朋友如果太過親近，有時會招致對方父母的擔心；和女朋友交往，也因為自身的「明顯可見」，讓對方變成不得不出櫃。

同時，出櫃很多時候不是基於「必須向他人交待」的動機。

比如身在社會裡，在人與人的互動中，有時會面臨不出櫃的不便；又有時為了追求認同感，或想向家人、朋友分享自身的快樂、希望感到被接受等等，也都是出櫃的理由與原因。出櫃不是道德義務，但在與人的相處中，常常會在心裡從正反向都累積一種衝動。

就另一個層面來說，出櫃當然也是政治性的一種表態，讓自己的身份成為可見的，就是具有政治性的一種行為。

說到政治性，就以最直接的政治立場來舉例，比如說，支持哪個政黨有時也是很難出的一個櫃子；像是在深藍的家庭裡，「反國民黨」這件事情當然就很難開口。只是政治立場或許容易偽裝，很多時候也覺得無需負擔和家裡為此發生衝突的社會成本而決定不說。

但她認為，自己參與廢死運動並不是一個政治立場說與不說的選擇結果，歸根究底，是因為死刑與她的價值觀牴觸。

苗博雅認為，社會上歧視同性戀和死刑存在的原因，都是想要處理掉「不想看見的人」，在本質上相同，是一種排除異己的慾望，想要除去那些「噁心、不潔的異類」。

然而，多數並不等於有權否定別人的生存權。犯錯應受懲罰，但是當我們並不了解死刑案當事人的生命經歷，又如何可以評斷一個人應該生或死？如果我們生為人，能夠克制自己否定別人生存權利的慾望，社會和人都能更好。

以我來看，歧視，就是排斥與自己不同的人；因為有歧視的存在，所以才有各種櫃子。

如果我們了解：與自己不同的人一直都存在，我們也沒有否定他們生存權利的任何理由；那麼有一天，同志才會不再需要出櫃，也才會沒有任何人需要為了自己的不同感到焦慮害怕。

這是我認為苗博雅的演說非常值得分享的理由，只可惜文字無法重現許多生動的細節片段，但願能傳達那份理念的一絲一毫就好。

本文獲queerology授權刊登，原文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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