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習近平急變調、突然珍惜香港的「真正原因」

習近平受壓，正準備「第二次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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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性有陰暗的一面，建立在人性之上的歷史，絕不會是美麗的天堂，繁華幸福的日子不是沒有，不過比想像中短暫，相信香港人對此感觸良多。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預告，中國很快就派代表團到美國商談初步協議，意味美國中期選舉過後中國談判方向拍板定案、再無懸念，不過十天左右，美國、中國、香港「三角關係」隨之劇變。

《環球時報》終於坦言，中國至今依然難以掌握美方「混亂複雜」、「態度不一致」的交涉過程，不滿美國一方面接受中國展開協商，另一方面對中國說話強硬，令談判前景增加不確定性。這正是筆者早前藉〈特朗普「變色龍」談判術：設陷阱引中國入局、別錯判美國選舉〉一文，剖析特朗普的多變手段，在談出明文協議「之前」，必會持續圍堵策略、軟硬兼施，中國確是到了近期才醒覺，對手有別於以往的美國總統。

新冷戰僵局至此，不只中國頭痛得應接不暇，許多人亦感到撲朔迷離，尤其難以解讀習近平對香港的講話、李克強在新加坡晚宴的演說，到底真正意謂甚麼。

習近平低調南下過後，一轉高調接待香港政商發表劃時代講話，猶如「重塑兩制新時代」宣言，更見證著全中國國策急速轉彎變調，由一個月前大談「增加稅收、直接修改公司章程增設黨委」，強化企業姓黨路線，更向民眾重提「自力更新」，香港也不能只讓「商家話事」，似乎全面走黨管天下，寧鎖關閉國也誓不低頭。

可是如今，在美國圍堵逼迫之下妥協，習近平接納李克強等開明派建議，國策主調即將轉向「第二次改革開放」，意味延續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基本精神，與全球化正常接軌，令各國未至於隨時間全數站在美國一方，緩和新冷戰不安局勢。

甚麼是鄧小平式「改革開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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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第一次改革開放的精神是甚麼？如果各位嫌歷史太過複雜，筆者分享一個小故事說明：

1992年鄧小平南下期間到過深圳，在探訪工廠之前，一家人看到路邊一個標誌印上「深圳」二字，是鄧小平的筆跡，這時女兒鄧楠說：「你應該收利息，你有知識產權啊。」聽女兒這樣說，鄧小平會心一笑，後來他們到了仙湖植物園，鄧打趣跟導遊說：「你們也要給四川付知識產權費啊。」

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還為這個小故事畫龍點睛：

「鄧小平這個玩笑是深有寓意的：

人們都知道鄧小平對西方要求中國支付大筆知識產權費的批評，鄧小平提醒西方人說，其他國家模仿中國的火藥和印刷術一類的發明，中國並沒有為此收過費。但是鄧小平也明白中國需要是適應新的國際秩序。在視察深圳一家生產CD光盤的工廠時，他問他們是否從外國買了版權，並提醒工廠經理說：『一定要遵守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規則』。」

所謂改革開放精神，儘管鄧小平在用語上避忌「資本主義」一詞，刻意強調「市場」有別於「資本主義」，然而，不管歷史如何看待誰抄誰的問題，最根本是中國要「遵守國際規則」，讓中國開放與世界交流接軌、互惠互利，反之就是封閉，如果封閉換來的是貧窮和落伍，這是要不得的。這就是「改革開放精神」。

當年鄧小平安排了接班人，卻仍然不滿江澤民、陳雲等人保守作風，陽奉陰違，似決意不加快發展、開放上海經濟，便藉故與家人外遊南下，與南方城市一同打氣，期間向官民直言：「誰不改革，就讓誰下台」，結果改革開放的勢頭從此定調，江、陳等人再無異議，江順利接棒。

李克強「不想用講稿」有所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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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近日發生之種種。李克強在不久前的演說，一些人誤以為他有意跟習近平背後分工，一人唱紅臉，一人唱白臉。所以李克強說話假裝溫和，表示中國願意與世界公平公正交往，習近平說話硬一點或有利談判；實情，這與紅臉白臉並無關係，新國策、新方向既已定案，李、習二人的妥協立場並無二致。

李克強的演說有另一重暗示，那句：「我本人也希望（不用演講稿），表達對你們的敬意，同時也是在用心講話」，講的是願意在未來三年，重新與東盟協商南海問題，同時略帶諷刺習近平「讀稿」是不夠真誠，突顯自己態度誠懇，在黨內才是貨真價實的開明派，堅定走改革開放路線，不會陽奉陰違，不會枱面講的是開放，底下做的卻是另一套。

如無意外，中國接下來不但願與美國展開談判（即使未必順利），亦謂可與東盟成員重新商議南海問題，甚至高調肯定「香港地位」，實際是利用改革開放40周年借題發揮，誠邀李澤楷、黃志祥、李家傑、唐英年等商界共聚，釋出第二次改革開放下的香港定位：

可以讓香港站穩「本土重商主義」角色，繼續開放讓各國投資，維持過往自由競爭活力，尤其在創科層面持續發揮影響力，認為既可在新冷戰形勢保住「南方窗口」意義（關乎《香港關係法》），亦補足中國未來產業發展之不足；僅僅是涉及國家安全一項毫無商議餘地，港府必須嚴肅處理。

遺憾的是，英媒BBC徵詢部分評論人的分析，仍未能準確解讀習近平講話真義，指當中內含矛盾，無法理解如何既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又肯定「香港兩制意義」？

中國重塑兩制時代，其本質不過是「嘗試」借鑑歷史重新利用香港，舊式香港繁榮命脈，不過就是地方重商主義，就是金庸口中「一隻生金蛋的怪鵝」，相對之下，不認為民主制度有何舉足輕重的價值，這種政治取捨英國當年不認為有絕對矛盾，今日中國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