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傾向是否有生物基礎?同性戀是天生的嗎?

性傾向是否有生物基礎?同性戀是天生的嗎?
僅為示意圖。|Photo Credit: AP IMAGE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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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基因研究頂多能說性傾向具有生物性,距離發現同性戀基因還很遠。同時,先天與後天之間並不是截然二分的,人類行為是先天與環境互相影響的結果。無論是先天或後天,研究性傾向的科學家們看待人類性傾向的多樣性,就像生物多樣性一樣,是生態平衡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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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秀雲(成功大學醫學系及科技、醫療與社會研究中心副教授)

性傾向是否有生物基礎?同性戀是天生的嗎?

「同性戀是天生的嗎?」這個問題部分是醫療化與去醫療化爭議的延伸,前述為去醫療化鋪路的科學研究,也是在問關於同性戀成因的問題,有些人認為同性戀者是天生的而企圖尋找生理特徵,有些採取後天(心理)的角度,主張是家庭環境使然,當然也有主張是多種因素形成。生理特徵的研究雖然沒有持續,但是支持先天的觀點仍以其他科學方法尋找答案。如1950年代Franz Kallmann以雙胞胎所進行的遺傳研究,發現同卵雙胞胎中若有一人為同性戀,則另一人必也是同性戀者,但在異卵雙胞胎中,若其中一人是同性戀者,另一人為同性戀者的機率則僅有八分之一。雖然這對於Kallmann而言,似乎是同性戀為遺傳的證明,但對主張後天形成者而言,除非同卵雙胞胎從小就分開養育,否則難以證明同性戀是遺傳的(Massett 1969)。

相對於雙胞胎研究,基因研究與大腦研究可能是更直接的證明,尤其是基因研究。20 世紀號稱是基因的世紀,許多研究致力於尋找生理特徵(如眼睛、頭髮顏色)或疾病(如唐氏症)的基因,但這樣的研究是否也能用在性傾向研究上?1990年代初,腦神經科學家Simon LeVay(1991)及研究基因的Dean Hamer(1993)團隊分別提出性傾向的大腦及基因研究,為性傾向的生物基礎開創了新局,引發廣泛的爭議。LeVay發現男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在大腦的某區位(third Interstitial Nucleus of the Anterior Hypothalamus, INAH3)的大小有異。Hamer所發現的則是可能與性傾向相關的基因序列(linkage),這頂多可以說性傾向有生物基礎,但與找到同性戀基因(gay gene)是兩回事,也不能論斷性傾向是由基因所單獨決定的,但媒體報導卻是以科學家尋獲「同性戀基因」為題。

同性戀基因研究引起許多批評, 包括研究法、概念及倫理等面向。雖然同性戀團體如全國同性戀科學技術人員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Gay and Lesbian Scientists and Technical Professional, NOGLSTP)對於這個研究為性傾向的不可改變的部分(immutable component)找到證據感到高興,他們認為Hamer的研究有助於為同性戀者取得法律的權利。當時夏威夷的高等法院正在審理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其考量的依據不是基於於性別歧視或是隱私權,而是遺傳上無法改變的特徵的生物必然性,而應提供少數族群公民權,但是他們也對潛在的優生學問題感到憂慮。

女性主義生物學家Anne Fausto-Sterling與Evan Balaban除了質疑Hamer的研究沒有適當的對照組之外,也指出該研究即使提供相關性,仍不能稱之為成因(causation),也就是說他們反對將之稱為性傾向為基因所決定的(Fausto-Sterling & Balaban 1993)。女性主義社會學者Lupton則認為同性戀基因的研究暗示著將同性戀視為是需要被矯正的偏差,同時也潛在優生學(eugenics)的可能性(Lupton 1995)。優生學的問題也是倫理問題——如果可找到同志基因,那麼就意味著人們可以透過產前基因檢測而找到同性戀胎兒(或是帶有同性戀基因的胎兒),將之人工流產的方式使其蒸發,就像羊膜穿刺技術所導致的女嬰蒸發疑雲一樣。還有人質疑,人類性傾向真的可以如此截然二分為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嗎?這個問題讓這類同性戀科學研究陷入方法論的困境(Jordan-Young 2010)。最後,多數研究都是以研究男同性戀者為主,無法擴及女同性戀族群。

值得注意的是,反對同性戀科學者認為科學知識可能被用來壓迫同性戀族群,但是同性戀科學的科學家們則抱持著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生物證據有助於提升同性戀者的權益,如上述夏威夷的法院案例。雖然Hamer與LeVay 在他們聯合發表的文章中對於科學的政治性採取比較含蓄的說法,承認科學研究的成果也有可能危及許多個人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但是後續的討論中,兩人都主張同性戀科學有助於公民權的取得(Hamer & LeVay 1994)。

LeVay的書中針對生物證據能促成的社會改變提出許多討論,他引用心理學實驗指出,如果告訴人們同性戀是先天的,那麼他們會傾向支持同性戀者的基本權利。反之,如果告訴人們同性戀是後天選擇的結果,那麼人們則較可能傾向反同(LeVay 1996)。他也舉例說明某些因宗教信仰而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罪惡的保守人士,在接觸相關科學研究之後而改變立場,關鍵就在於他們理解到同性戀不是一種選擇(LeVay 1996)。確實,世界各地以天主教為主的基本教義派,大多主張同志是後天造成的或是選擇的結果,走入此途若非可憐就是可鄙,也因此應被「矯正」。科學家Dean Hamer的辯護也類似,他主張如果科學可以證明性傾向是天生的,那麼將可使同志族群「正常化」,他們的人權也可獲得正當性。

嚴格來說,性傾向有生物基礎並沒有證明什麼。因為人類是生物,我們的許多特徵與行為終究有生物性,問題在於生物性的具體內涵是甚麼。科學家所能找到相對應的基因的生物特徵,大多是生理特徵(如眼睛頭髮的顏色、身高等)或是疾病基因(如糖尿病),但是甚少找到特定行為的基因,因為行為必然是生物與環境互動的結果,無法由單一因素所決定(Rogers 2002)。事實上,無論是Hamer、LeVay或是許多科學家都同意性傾向是先天與後天所共同形成的(Hamer & LeVay 1994)。

此外,先天與後天並非二元對立的關係,也無法被一刀兩斷。最近來自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與腦神經科學研究發現,讓我們重新思考先天與後天,生物與環境的關係。根據表觀遺傳學,性徵(characteristics)的表現背後是複雜的基因管控與表現,且中心信條中的機制(即從DNA到RNA到蛋白質製造的過程)並不是永遠單向的,也有反向的。也就是說,外在環境的影響也參與在這個複雜的機制中。腦神經科學的研究也顯示,外在環境的刺激能使大腦特定區塊發達。換言之,用先天建置(hardwired)來理解人類行為並不恰當,人的生物性會受環境影響。總之,這些研究指向人的可塑性(plasticity),強調人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產物(Keller 2017)。

台灣直到1980年代仍視同性戀為不正常,而關於同性戀成因,主要是眾多後天因素加上遺傳。例如,醫普雜誌《健康世界》在1982年翻譯了一篇題為〈同性戀的原因〉的文章,文中主張同性戀沒有單一成因,不同原因造成不同的同性戀,並列舉了12種形成同性戀的原因,包括誘惑、惡例、無吸引力、性的隔離、遺傳性、先天異常、賀爾蒙失調、先天異常、養育錯誤、逃避現實、情緒疾病、天然衝動、嗜好。嚴格來說,除了遺傳外,所有的因素都可歸類為後天因素,這樣的框架基本上是將同性戀視為是社會問題。

最後,我們來看「同性戀違反自然嗎?」這個問題。首先,這個問題有兩個關於「自然」的預設,都未必正確。預設之一,每個生物都需要產生自己的下一代是自然的法則,所謂「生命的意義在於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人們認為同性戀無法繁衍後代就是違反自然。事實上,不是每個物種的每個生物體都擔負繁衍的任務,分工的物種不少(如蜜蜂、螞蟻)。關於生殖的延伸問題是:「同性戀會讓人類滅絕嗎?」,我們可以用數學回答這個物種延續問題。人口中的同性戀者,根據不同的統計方式而不同。根據美國2014年的統計,回答自己是同性戀者為1.6%,雙性戀者則有3.4% 。根據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回答自己是同性戀者為0.2%,雙性戀者則為1.7%(但這些數字可能較實際為低)。由此可知,同性戀不太可能造成人口滅絕。

「同性戀違反自然嗎?」的另外一個預設是自然界沒有同性戀。事實上,目前已知至少有400種的物種有同性性行為,不僅涵蓋鳥獸蟲魚,也包括低等動物(Bagemihl 2000)。過去因為同性性行為是冷門且禁忌的主題,動物學者鮮少將之設定為觀察現象,或是即使觀察到了也將其視為是例外,Bagemihl 稱此為「異性戀假定」(Heterosexual until proven guilty),就像法律上的無罪假定一樣。晚近的動物學則不再受此侷限,動物界的性行為研究出現許多新發現,跳脫過去僅將性行為視為為是繁衍的手段的觀點。例如,許多動物的同性性行為是解決群體中的紛爭或是強化團結合作的重要機制,像黑猩猩(Bonobo)的雌性同性性行為與其食物競爭之間的關係即使一例(Bailey et al. 2016)。至於同性性行為與同性戀(homosexuality)是不是同一件事,那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人們可能還會問,同性戀有何演化意義嗎?同性戀基因(若有)如何延續?當代的演化生物學家從生物/基因繁衍的觀點提供了一些可能的假說。有人認為負責同性戀特徵的基因可能與其他有助繁衍的特徵基因在一起。例如,一個異性戀男人,可能帶有同性戀基因,且可能同時具有吸引異性戀女人的特徵(如細心體貼負責),而使其能在擇偶中具有優勢,最後這個基因得以持續。另外一個假設,一個群體中若有同性戀者,雖然他們未必繁衍後代,但他們很有可能協助照顧下一代,也就是所謂的同性戀叔叔與舅舅(gay uncle)的理論,因此從族群的層次來看,同性戀者甚至是有助於生存的(Bailey et al. 2016)。

結論

從醫療化到去醫療化的歷程,不只是觀點的改變,也涉及到社會如何對待同性戀者,及如何看待人性。所謂的「正常的」概念,隨著社會條件不同而有所不同,是可打造的、且往往是矛盾的,而同性戀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一個被界定為「不正常」的標記(Terry 1999)。近代以來,具有相當權威的醫療體制,如果抱持著壓迫性的觀點,往往造成傷害。專業基於如此的反省,企圖彌補這樣的傷害。自從美國精神醫學會不再將同性戀視為疾病之後,在大大小小的戰場裡,人們也時常援引這個權威來爭取同性戀者應有的權益與平等的對待。

除了社會運動之外,為這個改變鋪路的是幾個重要的科學研究,逐漸拆解同性戀是偏差病態的觀點,而將同性性傾向納入人類性傾向的多樣性的框架之中。1930年代的性異者研究雖然仍然將同性戀、自戀視為是不正常,但是它指出這些性異者是少數而相當普遍地存在於社會之中。同時,性異者(sex variants)這個名詞的使用,也反映了它視性少數為一種變異。不過,性異者研究受限於其所處的年代,影響有限。相對之下,1950年代的金賽的震撼就在於他指出性少數是正常多樣人類性行為的一部分。此外,性異者與金賽的研究均使用了統計學方法,而使得他們能夠發展出性行為多樣而連續(continuum)的概念。最後,虎克的心理學研究積極地證明了同性戀不是精神異常,成為去醫療化關鍵性的知識基礎。

在專業領域中的疾病戰線幾乎已經塵埃落定之後,許多宗教團體、企圖改造同性戀者的心理、諮商輔導者,往往主張性傾向是後天形成而非「天生如此」,這個天生與後天的戰場,戰火仍然尚未止息。這個戰場中還有同性戀是否「天生如此」的相關研究,最顯著的是企圖證明性傾向有其生物基礎(天生如此),例如,尋找同性戀基因或是大腦結構差異。有些科學家主張科學證據將有助於爭取同性戀者的權益。雖然科學家如Hamer以及LeVay認為科學能夠消除一些對於同性戀者的迷思,但也有人指出科學知識也可能被用來壓迫同性戀者。例如,同志基因存在著被用來消滅帶有同志基因的胎兒的可能性。不過,至今基因研究頂多能說性傾向具有生物性,距離發現同性戀基因還很遠。同時,先天與後天之間並不是截然二分的,人類行為是先天與環境互相影響的結果。無論是先天或後天,研究性傾向的科學家們看待人類性傾向的多樣性,就像生物多樣性一樣,是生態平衡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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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欲望性公民:同性親密公民權讀本》,巨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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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陳美華、王秀雲、黃于玲
作者:趙彥寧、胡郁盈、徐志雲、黃克先等人

「欲望性公民」正視公民的慾望,也強調社會想望性公民的意涵。書名突顯了同性婚姻合法化運動,正是同性親密主體現身公領域、主張將性納入公民權範疇的時刻。本書邀集國內關注同性親密關係的學者與倡議者,以同性親密關係為主軸,探討同性親密在宗教、醫學、文學、社會學上的多元面貌與辯論。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同性親密在電影、社會的再現;同性戀病理化與去病化的辯論;不同宗教觀下的同性戀;以及同性親密與親職實作。本書多數章節從台灣社會內部的相關辯論出發,並引介國內同志社群內部的多元家庭實作,期望呈現出在地親密關係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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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巨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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