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台灣農民組合」為何集體不滿?為何導致沒落?

日治時期「台灣農民組合」為何集體不滿?為何導致沒落?
騎在牛背上的農民運動家簡吉|Photo Credit: Unknown@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綜觀台灣的農民運動,就運動本身來說,是一種純粹的經濟運動,對手的大部分是所謂殖民者的日人,所以它的性質仍是民族運動,不幸的是農組幹部,對客觀情勢認識不足,中途妄信左傾教條,遂使整個運動瓦解,真是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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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燈岸

文化協會與農民運動

農民受到文化協會所領導的民族意識的啟蒙運動以後,很快就進入覺醒時期。而農民一旦覺醒,自然就會像燎原之火,產生不可收拾的農民運動。

第一憨 種甘蔗隨人磅

台灣的農民問題,由於若干基本的缺陷,而加重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第一是,土地制度的封建性,基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傳統思想,很多土地的所有權都未經確立,所以所有關係不明確,導致在日本資本主義進入台灣,開始土地調查、林野調查工作時吃了大虧。

第二是,小農作農佔多數,就是未滿一甲的土地所有者佔全農業總戶數的9.26%,由於農民的耕地面積少、收入也少,使農民生活窮乏。

第三是,製糖會社與日本資本家的土地獨佔,其所擁及其所支配耕地達20餘甲,佔全耕地之一成半,迫使農民失去耕作機會。

由於這些事實,農民受到文化協會所領導的民族意識的啟蒙運動以後,很快就進入覺醒時期。而農民一旦覺醒,自然會像燎原之火,產生不可收拾的農民運動。農民運動首先發動以製糖會社為對象的蔗農運動。

總督府為擁護日本資本主義來台設立製糖公社,他們以雄厚資本,再受總督的保護,很快就成為榨取農民的機關。製糖會社中資本雄厚、規模較大者,有大日本製糖會社、鹽水港製糖會社、明治製糖會社等。他們利用政府權力硬迫農民種甘蔗,其收買的數量及價格皆由製糖會社任意決定,農民無權過問。對於當時蔗農的悲哀情形,憑民間盛傳的一句諺語:「第一憨,種甘蔗隨人磅。」就可以證明在製糖會社榨取下蔗農窮困的生活狀況。

據日本名殖民政策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批評當時蔗農的被榨取情形說:「供給製糖會社原料的蔗園經營者,並非蔗農,乃是製糖公社本身,蔗農的地位隸屬於會社,其從事蔗作完全聽從會社指揮,甚至有些會社竟然強迫蔗農從事農業以外的勞務,命令他們提供勞力,主張生產物的先買權。幾乎所有的蔗農所繳出甘蔗的代價,除充作佃租與耕作資金本息外,實別無剩餘,因此蔗農無可奈何,乃靠一分以內宅地菜園的收穫來糊口。同時由耕作資金的繼續借之來供作生活費,因此蔗農便自然的成為製糖會社長期的債務奴隸。」

由於農民受了製糖會社的長期壓榨,終於引起中南部農民集體的不滿,便於1924年(大正13年)紛紛組織農民組合來與製糖會社對抗。此時成立的農民組合有二林蔗農組合(成立於1924年)、鳳山農民組合(成立於1925年),大甲、嘉義、曾文等地區的農民組合(成立於1926年),至1926年(大正15年)6月28日,全島各地農民組合代表集合於鳳山,擧行台灣農民組合創立籌備會,其幹部如後:

中央委員長簡吉,中央常務委員:簡吉、陳連標、黃石順、黃信國、趙港、侯朝宗(後改劉啟光)、陳德興、陳培初、謝神財。本節專以製糖會社爭執有關的二林蔗農組合與鳳山農民組合的運動概況為主,最後敘述農民組合被彈壓的始末。

二林蔗農事件

二林蔗農事件發生於1925年,但早在1923年就有二林、大城兩庄長領銜,由大城、沙山、竹塘、二林四庄的蔗農兩千餘人的連署,向台中州及總督府殖產局提出請願之運動。可見蔗農早已不堪會社之剝削,會社與蔗農間就有互相對立的局面,不過在初期,蔗農雖已覺醒,可是因處在警察與會社多年壓制下,態度仍然顯得溫和,但是會社為着私利,不顧蔗農利益,蠻橫到底,致使惹起事件。蔗農自有新式製糖會社以來,就成為被榨取的對象。上擧四庄蔗農所以作不斷的呼籲與請願,除了他們的生活困苦艱難外,還有其他的原因。

林本源製糖會社(當時由債權者台灣銀行派員代管),全體之原料甘蔗等約2億5千萬斤,其中由上記四鄉蔗農耕作的達1億6千萬斤,約佔全生產量三分之二,而其收購價格,比鄰接區明治製糖會社的溪湖工廠每千斤降低8角,以2億5千萬斤計算。林本源製糖會社之不當利得,達20萬圓,而且所供給肥料之價錢又較明治製糖為高,太不合理。這種欠公平的現象,當然使蔗農難以忍受。

四鄉蔗農為籲請會社改善,無奈在地方有力人士支援下,才向台中州知事及總督府殖產局長提出請願書,可見蔗農對會社不滿的情緒鬱積,已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據《台南新報》記者泉風浪著《台灣的民族運動》說,林本源製糖吉田專務接到蔗農請願運動的消息,馬上帶了兩三個幹部馳赴台中招待各報記者,央求各報無論如何要作對會社有利的報導,可見會社方面如何重視這一運動的情況。此一請願運動雖然沒有直接的結果,可是後來北斗郡守認為蔗農的要求有充分的理由,因此便出面斡旋,才得到社方的讓步。每甲支付補給金5圓,數目雖少,但是意義是很大,就是自有新式製糖會社以來,蔗農集體運動得到成功的第一次記錄。

經過這一次的經驗,蔗農知道集體運動的效果以後,大家為了共同的利益着想,便於1925年(大正14年)1月1日舉行二林的蔗農大會,議決組織蔗農組合。接着於同年6月成立二林蔗農組合,參加的蔗農有4百餘人,足為蔗農組合的先聲。成立大會選出理事長李應章、劉崧甫、詹奕侯、詹仁華、蔡淵騰、王芽、謝日新、邱菊花、曾明得、戴成等10人,監事謝黨、陳萬勤、謝月、詹忠、洪珍、詹昌寶等6人,另選代議員50人,特聘鄭松筠律師及日人泉風浪為顧問。

據《台灣警察沿革誌》說:「本島農民運動勃興之原因與日本本土頗異其趣,基於民族主義的意識之要素極為濃厚,實際運動之內容含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並指為係受文化協會之煽動云云……例如二林蔗農組合指導者李應章是和蔣渭水創立文協的倡議人之一,本身又是文協的理事,其他幹部的劉崧甫、詹奕侯、蔡淵騰等都是文協的會員。

在組合成立以前的同年4月,林獻堂一行訪問此地開講演會,震動了這一帶的農村,刺激蔗農的民族意識,同時也提高農民對領導者的向心力」。

組合成立後,於同年9月再度擧行農民大會,議決對製糖會社要求的條件,到10月才向林本源製糖開始交涉,交涉委員有李應章、詹奕侯及農民數十名,泉氏特以顧問身分應邀參加。據泉風浪的《台灣的民族運動》一書中說:「社方代表吉田專務帶同社員2名,會見交涉委員李應章等10數名,李應章與吉田一見面就爭吵起來,火藥味充滿全客廳,我坐在一隅的椅子上靜聽他們的應對,覺得一個堂堂會社的總經理兼常務董事,用這種流氓作風對付台灣的青年與蔗農,實在看不順眼。經過1小時後我才站起來開口」。

蔗農組合對會社的要求有如下五項:「一、蔗農收割前公布收購價格。二、肥料任由蔗農自由購用。三、會社與蔗農協定甘蔗收購價格。四、甘蔗過磅應會同蔗農代表。五、會社應公布肥料分析表。」

吉田除對於最重要的提高收購價格不作明確的答覆外,其他都表示同意的態度,同時向交涉委員聲明,以後如果以蔗農代表身分來談,必須提示正式委託書(吉田不承認蔗農組合),並約定第2次交涉日期。

第2次交涉,由李應章、詹奕侯和組合幹部十數人,携有蔗農千餘名之委託書於十月十五日前往會社見吉田。可是出乎意料,吉田的態度比前次更加蠻橫惡劣,絲毫沒有誠意,使代表們不得不黯然而退。

由於組合代表與社方談判得不到任何結果,終於惹起所謂二林蔗農大事件,這一樁事件的發生與經過是這樣的:林本源製糖會社定自10月21日起着手收割原料,由於愈早採收含水分愈多,所以蔗農都渴望自己耕作的原料早日採收,而依照以往的慣例,各區域的採收都是由抽籤決定日期的。但是這次因為會社與蔗農組合搞得不愉快,為使組合員蒙受報應,故意由非組合員的甘蔗先行採收。組合幹部眼看着會社這種缺乏公平的作法當然不能坐視,立刻講究對抗策略,勸告組合員及組合外的蔗農,在會社尚未發表收購價格以前拒絕採收。

當天派出所警員帶着數名的工人到竹圍子一蔗畑處,當正在着手割取之際,被組合員阻止而不果。翌22日會社派出原料員十數人帶領工人10數人,趕到火燒厝的一蔗畑着手採收又被組合員阻止。會社就請大批的警察來勢洶洶到場監督,令工人強行收割,工人雖然拿到較平時優厚的工資,但懾於組合員的聲勢,大家觀望不前。

日人的原料主任矢島見情形不對,便抓起一把鐮刀親自動手割蔗,同時喝令工人跟他一齊割取,此時6名警察急速的環繞在矢島身邊以盡保護之責。蔗農見警察不作公平的處理,反而袒護會社視蔗農為敵人,於是大聲叫喊:「未發表價格不能採收甘蔗」。

時有人拾起地上蔗節及土塊向矢島投擲。在場警察6名見狀立卽拔出佩刀,並說割下去不要管他,蔗農中有兩三個氣銳力強的青年,直奔正在揮刀示威的兩名警察,將他們的佩刀搶下來。蔗農見此狀自知闖下大禍,在呼喊聲中,各自逃脫現場。北斗郡接到報告卽時召集大隊警察馳赴現場,但衆人已經散離現場,這一場糾紛當時稱謂「二林蔗農事件」,在糾紛中矢島及5個警察各負輕傷,但是幾十倍的農民及組合指導者却因此遭到毒打,竟受到千萬倍於此的苦頭。

被檢擧者在二林分室先挨一頓拳脚交擊的洗禮,然後再押到北斗郡復受正式的拷問,其虐待凌辱非刑毒打,真有慘絕人寰的情況,其中甚至有人因不堪其苦刑,因此在拘留所裏出現懸樑自盡的現象。

事件由台中地方法院古河檢察官親自赴二林坐鎮從事檢擧,此時的二林庄宛如施行戒嚴令,車站前有警察站崗,沿街有警察立哨。這一帶農民天昏地黑,戰戰兢兢坐立不安,不知何時自己或家族要被召問而被拘押(《台灣民報》記者謝春木實地調查報告)。

結果被檢擧之嫌疑者93人,被送預審者47人,預審終結,其中7名免訴,被送公判者39人,第一審公判結果無罪者8人,被判刑懲役者31人,除執行緩刑者3人外,其他被告全部提出上訴,第2審判決結果(1927年4月13日,昭和2年),有罪25人,其中8人緩刑,25人中除了1人外,其餘被告全部再上訴第3審,但是被駁囘維持原判決。

被判有罪者最高懲役1年,最低者4個月,組合領導者李應章被判懲役8個月,其他幹部劉崧甫、陳萬勤、詹奕侯均被判6個月,為此一事件,日本勞動農民黨的布施辰治、麻生久兩位律師特地來台為本件辯護,因此由他們的引導,台灣的農民組合與日本勞動農民黨發生關係。

鳳山農民組合與台灣農民組合之沒落

(一)鳳山農民組合

1925年(大正14年)1月,高雄市新興製糖會社通知該社所有鳳山郡大寮庄下土地7百30餘甲中之2百70甲的佃農,將收囘彼等承佃之耕地。同一資本系統的陳中和物產株式會社,因為要將自己會社的所有土地,鳳山郡鳥松庄灣仔內及鳳山街赤山之田地70甲土地,讓與新興製糖會社作為自營農場,因此於同年5月對佃農發出索還土地的通告。

這對佃農當然是生活上的一大威脅,由於該地佃農常受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的影響,多數的佃農以為會社的措置不當,乃與附近佃農協商,向會社提出抗議。接着於5月23日,由黃石順邀集佃農50餘人於其家,結成佃農組合。以後黃石順代表組合與會社接頭,會社因耕作者團結鞏固,反對激烈,知道收囘土地不容易,遂使陳中和物產會社放棄收囘耕地的企圖,新興製糖不得不作讓步,展期1年並允許換地耕作。

農民經過這段鬥爭過程,漸次認識團結的效果,不但對指導者有信賴感,對團體組織亦極具信心,於是在同年11月15日假鳳山街赤山劉萬福家擧行創立委員會,議決創立農民組合,推擧簡吉為組合長,並將佃農組合改稱鳳山農民組合,當時組合員有80餘人。

(二)台灣農民組合的沒落

關於農民與退職官吏間土地糾紛問題(竹山、斗六之間的竹林問題,大肚庄的溪埔地,崙背庄的濱海土地問題),農民用盡方法爭取,但是始終不能達到目的,最後簡吉與趙港協議的結果,為喚起日本政界的注意起見,決定仿效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方式,向日本國會提出請願,簡吉遂於1927年2月3日赴日,得到在東京台灣議會請願關係者的介紹,請清瀨一郎為介紹議員向國會提出請願。這一請願運動,請願書雖經衆議院受理並列入該院請願委員會議程,可是始終並無下文。

台灣農民組合的思想,不免被人認為一開始就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這種看法似乎與事實頗有出入。因為台灣農民組合不能正式擧行創立大會,無法由其綱領政策或宣言決議等文獻來分析其思想背景。但就領導者簡吉、趙港等個人的思想來判,在初期他們的思想仍然是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

就大甲農民組合的綱領而言(此綱領係趙港得到簡吉的協助而擬的,有人說是簡吉執筆起草的):

(一)進修我等農民之智識,研究技術,涵養昌德,期能享受農村生活之快樂,完成農村文化。
(二)我等倚賴相愛扶助之力,互助合作以期農村生活之改善。
(三)我等農民穩健踏實以合理合法之方法,期能達成共同之理想:

  1. 交易合理化。
  2. 成立全台灣農民組合。
  3. 促進台灣自治體制。
  4. 發展農民教育。
  5. 發展農村文化。

就此綱領看來,所主張的是互助合作,強調合理合法,所以在此階段,他們還是停留在改良主義的範圍。

台灣農民組合在第1次全島大會(1927年12月)前後,亦卽1927年至1928年之間運動最為活潑。據《警察沿革誌》的統計,在此期間中,由該組合指導的農民爭議事件,達4百20餘件之多。

第1次全島大會在台中樂舞台擧行時,出席者達8百餘人,顧問古屋貞雄,日本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長山上武雄專程蒞會指導,聲勢之大真的未曾有。但是自1928年(昭和3年)4月台共結黨大會採擇「農民運動綱要」規定「農民運動之重要性」,其要點為「土地問題的解決」與「農村封建勢力的排除」後,台灣農民組合接受台共的指導,而在第二次全島大會(1928年12月)竟更左傾,因此引起行政當局的注目(據《警察沿革誌》記錄)。

由於台灣農民組合內已被台共勢力滲透,組合一切活動處在其策動下,於是台灣的行政當局便與司法當局協議,經研討之結果,認為不能再任其毒害農村思想,就決定於1929年2月22日拂曉斷然實行全面大搜查,遍及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各州,所有各地農民組合本部、支部辦事處、關係團體及幹部住宅等3百餘處全部皆經搜查,沒收證據達3千餘件,逮捕者達59人。

農民組合重要份子,譚廷芳、簡吉、張行、楊春松、江賜金、陳德興、陳海、蘇清江、侯朝宗(劉啟先)、黃信國、顏石吉、林新木、陳崑崙等13人,以違反出版規則第17條之罪名移付偵查。

除林新木一人免訴外,其餘12人經提起公訴。8月20日宣判結果,簡吉處刑4個月,其餘被告均處刑1個月。黃信國表示悔悟,改判緩刑2年,其後檢察官不服上訴,2審判決結果,簡吉改判徒刑1年,其他蘇清江等9人改判徒刑10個月,侯朝宗、陳崑崙、顏石吉、陳德興、譚廷芳等5人緩刑5年,世稱「212」事件。

台灣農民組合經此次的打擊,因主持沒人而自然的沒落。綜觀台灣的農民運動,就運動本身來說,是一種純粹的經濟運動,對手的大部分是所謂殖民者的日人,所以它的性質仍是民族運動,不幸的是農組幹部,對客觀情勢認識不足,中途妄信左傾教條,遂使整個運動瓦解,真是令人惋惜!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磺溪壹老人》,玉山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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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燈岸
編註者:王鏡玲

重新認識王燈岸,折射出一個和現在有時間差,卻充滿當代文化的在地性以及時代精神的綻放。是可以繼續傳承下去的講古詩篇,指向未來的「出土」與翻新的生命史。

本書寫於黨外民主運動關鍵時期(1978-1979),是王燈岸與石錫勳在20世紀的民主運動見證錄。1980年一出版就遭查禁,近40年後重新出版,對於彰化地區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反對運動發展的歷程,提供時代先行者的現身說法。

雖主要是描述曾經參加三次彰化縣長選舉的石錫勳對於台灣民主運動的投入與影響,但相當部分也是王燈岸親身經歷或觀察的紀錄。是一本認識自日治到戰後台灣政治發展頗具代表性的回憶性著作,對了解台灣中部地區,特別是彰化反對運動的發展,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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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玉山社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