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故事與聽故事的人(下):訴說紅色高棉帶來的折磨,是我痛苦活著的責任

說故事與聽故事的人(下):訴說紅色高棉帶來的折磨,是我痛苦活著的責任
Photo Credit:呂方雯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歷史上鮮少有如赤柬的大規模屠殺,然而,會不會就是這種認為「難以想像紅色高棉會再度發生」的傲慢,讓那些在各個角落、以不同的形式、規模發生的相似事件持續被忽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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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和平號大海學校:1983年,一群日本大學生不滿政府對二戰侵略責任迴避的態度,自行組織了一艘名「和平號」的船,前往曾被捲入戰爭的亞洲國家,深度了解當地的戰爭經歷。
「和平號」後來發展為國際非營利組織,每年執行推動世界和平的教育計劃,激發青年人思索和平、人權、貧富、永續發展等全球性議題。計畫執行30多年來,今年已進入第99次環球航行。每到一個港口,他們會下港訪查,用自己的雙腳雙眼探訪歷史,深掘每個城市的獨特。2018年,他們走訪了四國五城,日本廣島、中國廈門、新加坡、柬埔寨暹粒以及金邊。

說故事與聽故事的人(上):從原爆倖存者口中,我聽到「地獄」的存在

文:呂方雯

對柬埔寨的宗梅(Chum Mey)爺爺最初的印象是吐斯廉屠殺博物館(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園區中的一張照片。他站在監獄內、手輕輕握著鐵窗的橫桿,在他滿是皺紋、沒有太多表情的深褐色臉龐後方,是略顯失焦的、一幅幅赤柬統治受難者在進入S21監獄時拍攝的大頭照。那些男子的眼睛直視前方,和觀者的視線交會,讓人感到幾分他們的痛苦卻又無法掉頭。就算能夠掉頭可能也是沒用的。當時的受難者毫無掉頭的選項,儘管聽者只感受到其中微不足道的幾分痛苦,但似乎只要眼神一對上就會生根,在心中發芽,長出一根刺。

作為倖存者的宗梅在其口述史中提到:「每次走經那些受難者的照片都讓我感到痛苦,但為了講述發生的故事,我必須如此做。」他也談到敘說的責任:「我活下來了,但我無法說我是幸運的。我的妻兒都死了,而那些曾加諸在我身上的折磨極為恐怖。在那個時候,我寧願選擇死去。但我的確活下來了,我也相信敘說自身的故事是我的責任。如果我沒有挺身而出講述這些故事,下一代的人們會說,宗梅知道事情發生的真相,卻選擇不發一語。」

儘管赤柬統治已然結束,宗梅的日常依舊繞著當時的故事打轉。他定期在由當時的監獄改制的吐斯廉屠殺博物館向大眾講述他的遭遇,也在一旁的小攤賣著翻譯成多種語言的回憶錄。因為具有修理機械的特別才能,宗梅得以成為S21監獄中極少數倖存者之一。小時候修理汽車的夢想在監獄中摔碎,但這些夢想的碎片又似乎以某種形式將傷痕累累的他帶離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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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柬大屠殺倖存者宗梅│Photo Credit:呂方雯提供

赤柬,又稱紅色高棉,是1975-1978統治柬埔寨的獨裁政權,大量羈押、屠殺民眾,柬埔寨約300萬人因此死亡、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不到四年中消失。宗梅當時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蒙著眼帶到S21監獄,在漆黑的囚室中度過不安的一夜,接著便是不分日夜的拷打訊問他和中情局(CIA)的關係。宗梅的小指在挨打中折斷、右腳拇指甲被硬生生拔出,最後讓他受不了的,是左耳被電擊時腦部爆裂般的不適感。過去從未聽過中情局的宗梅,在電擊後承認自身和中情局的合作關係,開始說出各式各樣讓他們「滿意」的故事。

那天宗梅穿著淺灰色襯衫和西裝褲,坐在講廳中央地黑色沙發,背後是一大塊白色的布幕。他脫掉拖鞋、給我們看他當時受傷的右腳拇指。儘管傷口已然癒合,但那與左腳不同的黝黑傷疤卻也成為無法抹去的歷史印記。在最後的合照時刻,他拉開背後的布幕,出現一幅巨大的圖畫、上面畫著許多人被綑綁、暴打、虐待的情境。現在回憶起當時的畫面,好像也能說是某種對紅色高棉的象徵。統治者向人民建構一幅偉大、公平、美好的生活願景,卻沒想到當白色布幕被拉開後,出現的是從未在想像中的鮮紅。

在宗梅敘說在S21的痛苦遭遇時,最讓我疑惑的是,他反覆、認真地向我們說了好幾次:「請不要重複紅色高棉犯下的錯誤。」聽過或甚至見過部分赤柬屠殺人民的慘狀後,會讓人在聽到這句話時難以想像,這居然是件需要反覆提醒的事。的確,歷史上鮮少有如赤柬的大規模屠殺,然而,會不會就是這種認為「難以想像紅色高棉會再度發生」的傲慢,讓那些在各個角落、以不同的形式、規模發生的相似事件持續被忽略呢?會不會以為苦難太過離奇、難以置信時,它便更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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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呂方雯提供

納粹集中營的生還者萊維(Primo Levi)在書的序言寫道:「幾乎所有的囚犯,在他們的口述或回憶錄中,都會記得在集中營常做的一個夢。夢的內容大同小異——他們回到家,帶著熱情和寬慰,向所愛的人講述自己遭受的苦難。但對方不相信,甚至不傾聽他們的講述。在最典型(也是最殘酷)的夢中,對方會默默轉身離開。」雖然在宗梅的例子中,他所講述的故事並未遇到集中營生還者們遭受到的懷疑,甚至在許多時候,聽者會與他一同為過去的悲慘遭遇落淚。然而,如果只是被聽見的殘酷撼動,其實和到比較遠的電影院看了場電影沒什麼不同。旅行結束後,聽者還是轉身離開,回到原本的生活的軌道,被各自的日常事務牽絆著。

作為聆聽者的責任,可以說是在能力範圍內給予回應,去認可受苦者的受苦狀態。然而,對在社會處境中的受苦者的認可不該只停留在「知道」苦痛的存在。聽者應該主動尋找和敘說者之間的連結,在以為無關時去思考相似之處,感覺相同時去尋找差異。在聽見赤柬的殘酷和宗梅不斷的提醒時,不認為對方是不同的「他者」,而是思考過去在自己所處的社會中遇過最為相似的狀況、可能共同的元素及面對方式。

以台灣來說,此刻這塊土地上雖沒有正在發生的大規模屠殺,但卻有過二二八、白色恐怖等和赤柬相似,因為政治理念不同而採用暴力對待人民,不但造成大量傷亡,對家屬及倖存者造成的傷害也延續至今;雖然沒有如S21監獄般大規模的殘酷虐待,但刑求、不當取證和冤獄依然存在,也依然影響著許多家庭。或許能用經濟上的發展程度、地理上的不同來區隔不同國家,但就歷史和敘事的角度來說,卻不能以此來宣稱某種類型的故事只會在某些地方發生。英國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寫道:「沒有人能自全/沒有人是孤島/每人都是大陸的一片/要為本土應卯。」任何看似遙遠的苦痛、死亡,都以某種形式彼此相連。作為一個聽者要練習的是,當聽見戰地的喪鐘敲響、聽見倖存者發出的呼喚,不要只以為來自某個遙遠的地方,而還要試著聆聽那些身邊相似的鈴鐺共振時發出的聲響。

如果能不斷思考、尋找相同與不同間的微妙的平衡,在某種意義上,聽故事的人可以同時是說故事的人。聽者以他自身作為傾聽和給予回應的媒介,以他的經驗和聽見的故事連結、參與故事的重構。透過這樣往返敘說、聆聽與連結的過程,或許便能慢慢拉近那些被眾人以為是遙遠的、不真實的故事,幫那些在歷史、社會中受苦的人們找到他們在社會網路中的位置。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