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廢料真的能包起來放你家?低階和高階核廢料有什麼不同?

核廢料真的能包起來放你家?低階和高階核廢料有什麼不同?
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長期以來,讓民眾難以信任核廢料處理的原因,一直是政府與電力公司不透明的資訊揭露與權力關係——如同一開始送核廢料到蘭嶼堆置,欺騙蘭嶼族人,以及刻意粉飾太平的公關說詞,又如同擁核人士「將核廢料包起來就沒問題」的說法,都是更添加不信任的來源。

文:蔡卉荀(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洪申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

最近核廢料的處理,在台灣社會又掀起討論。擁核人士頻頻在媒體上說,核廢料只要「將核廢料包起來就好了」?他們又說,核廢料處理在科學上已沒有問題,現之所以難處理,都是反核團體煽動的「政治問題」。真的是這樣嗎?

大圖--「萬年核廢時光布條」圍繞北門,比喻百萬年輻射的「暗黑古蹟」核廢料,已超越
Photo Credit: 蔡馥宇攝
「萬年核廢時光布條」圍繞北門,比喻百萬年輻射的「暗黑古蹟」核廢料,已超越人類社會上任一古蹟,如何處置這核廢料,需要台灣2300萬人共同承擔責任。

核廢料到底是什麼?

核廢料分為高階核廢料和低階核廢料。

高階核廢料是指核電廠中使用過但已無發電效益的核子燃料棒,具有高輻射和高熱量,必須先在用過燃料池中降溫,再經過乾式中期貯存,最後隔離上數十萬年(如下圖),才能使輻射量降至安全背景值。需要提醒的是,乾式中期貯存只能作數十年,數十萬年的輻射危害,只是極為短暫的暫時處理,還需要能隔離數十萬年的最終處置。

不過,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家成功運轉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因此核廢料成為各國難以解決的燙手山芋。如果如擁核人士說的「包起來」就好了,那麼,請問有哪些東西可以拿來「包」數十萬年,而且保證都不會毀損、變質,保證數十萬年之間,高階核廢料輿幅射都不會有洩漏?

台灣的高階核廢料目前都還放在核一、核二、核三廠的廢燃料池中,但核一廠的廢燃料池早已爆滿,核二廠也將在2021年左右爆滿,迫使核一、核二於運轉年限到期前,就必須提早停止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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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地球公民基金會製圖

低階核廢料是指受到輻射污染過的物質,包括(1)多數來自核電廠的衣物、工具、廢液、殘渣等;(2)少量來自醫療院所、農工學研的放射性廢棄物與使用過的輻射源;(3)核電廠停役後,各項拆除下來的放射性污染設施。低階核廢料也具有輻射性,需隔離靜置上百年。目前台灣也尚未找到低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全都暫存在核電廠、核研所及蘭嶼。需補充的是,將低階核廢料遷出蘭嶼雖已是藍綠政府及民間團體的共識,但因遷移的落腳地一樣是個難題,因此,遷出計劃已延遲許久。

  • 台灣高階核廢料貯存現況|資料來源:原能會(統計至2018年9月底止)
用過燃料池 設計容量(束) 已貯存量(束) 剩餘空間(束)
核一廠 一號機 3083 3074 9
二號機 3083 3076 7
核二廠 一號機 4838 4548 290
二號機 4398 4388 10
核三廠 一號機 2160 1516 644
二號機 2160 1468 692
滑動1
資料來源:原能會

聽說高階核廢料可以送國外再處理、還可以再利用,所以不是問題?

「高階核廢再處理」不是一項新的技術,九零年代有一些國家嘗試過,但絕大多數國家已不採用,因為再處理無法真正解決核廢問題,而且過於昂貴,成為各國難以承受的負擔。另外,沒有一個國家允許存放他國核廢料,就算花錢送到國外再處理,最後還是要運回台灣。

高階核廢再處理不是什麼靈丹妙藥,絕大多數嘗試過的國家都因過於昂貴,又無法真正解決核廢問題而放棄再處理了。

高階廢燃料棒的境外再處理不是新的技術,這個技術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為了讓核廢料消失,而是從用過燃料棒中取出鈽跟鈾後讓燃料循環使用,但取出後還是會剩許多放射性成分更複雜的萃取殘餘物,也還是高階核廢料,半衰期依舊長達一萬年,一樣要送回自己國家作最終處置,這是倡議的擁核人士不想說清楚的地方。同時,國際上許多核物質專家更擔心再處理會導致核武擴散的風險。

依據再處理技術的主要擁有者法國的法律,《放射性廢料與物質永續管理相關計劃法》第八條規定外國廢料禁止存放,所有他國生產的核廢都必須返回原國,意即,如果台灣的廢燃料棒選擇境外再處理,在花了數千億後,半衰期長達一萬年的高階萃取殘餘物還是要送回台灣,一樣無處尋找要存放數十萬年的最終處置廠址,所以高階核廢問題並沒解決。

過去經濟部與台電屢屢放出與北韓、中國接洽的訊息,但實情上是國際間從未有將高階核廢料送到國外永久貯存的前例。這是過於一廂情願是不切實際的,從1970年代至今,沒有國家願意接收其他國家的核廢料,台灣還是趕緊設法建立核廢料處置機制會比較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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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子瑜攝影

核廢料處理在科學上已沒有問題,現在所以難處理,都是被特定團體煽動的「政治問題」?

這種將科學與政治簡單二分切割的認知與扭曲,暗指科學才能解決問題,政治都是不理性的干擾,其實才是讓核廢料處理困難加倍的原因。

核廢料處理當然有科學技術該扮演角色之處,但不論選擇以哪個技術作法,技術的執行都不會在另一個次元時空,都還是需要挑選某一地方來作為廠址,由這個地方來承擔未來的各種風險。那麼,按照民主的概念與原則,當然需要在各類相關科學初步的篩選與分析後,交由該地方的居民或行政轄區下的公民,來決定是否願意接受。這是核廢料處理必經的「政治過程」,才能讓處理的科學技術得到執行的授權。

然而,長期以來,讓民眾難以信任核廢料處理的原因,一直是政府與電力公司不透明的資訊揭露與權力關係——如同一開始送核廢料到蘭嶼堆置,欺騙蘭嶼族人,以及刻意粉飾太平的公關說詞,又如同擁核人士「將核廢料包起來就沒問題」的說法,都是更添加不信任的來源。

事實上,核廢料的處理與選擇本來就有極為複雜的倫理爭議。試問,一般人的生命只有數十年,要如何決定某處能否放置高階核廢料數十萬年?如果某一處居民同意了,但該處五十年後的後代居民反對,或是發生了不願再承受的風險問題,那該怎麼辦?可以要求關閉廠址或遷移嗎?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啊!

從上述問題可知,刻意忽視科學技術本身的倫理爭議,只想將所有不願面對的問題講成是「政治干擾」,這才是讓核廢難題難上加難的原因。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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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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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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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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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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