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杜特蒂宣布策略合作關係,共同開發油氣、「管理」南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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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菲律賓總統杜特蒂20日同意把雙邊關係提升至「策略合作層級」,增加在「一帶一路」倡儀之下的合作,並且共同「管理」南海爭議。

(中央社)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菲律賓總統杜特蒂20日同意把雙邊關係提升至「策略合作層級」,增加在「一帶一路」倡儀之下的合作,並且共同「管理」南海爭議。

習近平20日在馬拉坎南宮與杜特蒂舉行擴大雙邊會議,會後兩人在聯合記者會上宣讀了各自的新聞聲明,但未開放媒體提問。

根據馬拉坎南宮提供的資料,習近平表示與杜特蒂進行了「友好、深入及成果豐碩」的會議,並為菲中關係的未來發展勾勒了「雄心勃勃」的藍圖,兩人同意把現今關係提升至廣泛、策略合作的層級。

習近平說:「國際形勢可能會變,但雙方將維持這樣的關係並努力讓它變得更堅穩。」提到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除邀請杜特蒂出席明年的第2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之外,也承諾中國會繼續盡力為菲律賓提供各種形式的援助。

這包括掃毒、反恐、重建馬拉韋市(Marawi)、進口更多農產品、於2019年至2021年提供50個獎學金名額、安排菲律賓教師到中國教英文,以及捐贈一萬噸白米賑濟颱風災民等。

在領土爭議方面,習近平表示中菲兩國在南海有許多共同利益,雙方會繼續管理爭議性議題,透過友好諮詢促進海事合作,並與其他東南亞協會國家共朝3年內完成南海行為準則協商的共識而努力。

杜特蒂則表示,他對現今菲中關係的正面動能感到欣喜,兩國政府的互信正在深化中,各層次對話與互動也在大幅增加。他說,兩人討論了基礎設施發展,特別是中國對菲國基礎建設方案的參與,以及菲律賓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參與。

在聯合記者會之前,杜特蒂與習近平見證了29項合作文件的簽署,包括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油氣開發合作備忘錄、菲中基礎設施合作方案與菲中工業園發展合作方案等。

習近平20日中午前抵達馬尼拉進行國是訪問,他在馬拉坎南宮接受了軍禮歡迎,21日在下榻飯店會見國會領袖及僑界代表之後,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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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日下午禮訪馬拉坎南宮,在菲律賓總統杜特蒂陪同下校閱菲國海軍儀杖隊。

習近平與杜特蒂傍晚在菲律賓總統府馬拉坎南宮見證了29項合作文件的簽署,包括各界關注的油氣開發備忘錄。

油氣開發合作備忘錄由菲律賓外交部長陸辛(Teodoro Locsin Jr.)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簽字,但馬拉坎南宮未公開備忘錄內容,暫不清楚合作範圍是否涵蓋南海。

馬尼拉正與北京洽談南海共同探勘及開發架構,知情人士透露,因法律與技術問題尚未解決,因此先簽備忘錄。但菲中共同開發南海位於菲國專屬經濟區內的油氣計畫,遭國內反對人士以有損主權為由極力反對。

菲律賓前總檢察長希爾拜(Florin Hilbay)曾說,在南海菲國聲索區域共同開發油氣,違反菲國憲法。他指出,馬尼拉在2013年1月提出的南海仲裁中取得勝利,意味著菲國可以擁有南海聲索區域的經濟主權,控制範圍內所有資源,不應與中國分享。

另方面,在20日的擴大雙邊會議開幕儀式上,杜特蒂形容習近平此行是一次「歷史性」的訪問,「我們就開放與合作翻開了新頁,並且準備寫出新的篇章」。

習近平則說,自從杜特蒂於2016年6月上任以來,兩人已見過6次面,就菲中關係及相互關切的議題深入交換過意見,他準備從「戰略觀點、深化友誼與合作」出發,與杜特蒂聯手勾勒雙邊關係未來發展。

杜特蒂上任後改變外交策略,從前政府的「聯美抗中」轉為「親中遠美」,幾乎以一己之力扭轉了因南海爭議而陷入谷底的菲中關係。

習近平到馬尼拉展開為期2天的國是訪問,菲律賓抗議民眾與反對人士紛紛要求政府勿為經濟利益出賣主權。

約300名激進組織成員上午聚集在馬卡蒂市(Makati)中國領事館所在大樓前方,要求菲國政府勿為中國的貸款而出賣南海主權,現場約有50名警員維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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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國前眾議院副議長譚納達(Lorenzo Tanada)在聲明中,呼籲菲國民眾協助杜特蒂政府保持警覺,捍衛國家利益。

2013年1月,菲國時任總統艾奎諾三世把南海爭議提交國際仲裁,設於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2016年7月12日裁決,中國的南海9段線在國際法下沒有效力。現任總統杜特蒂為修補菲中關係,以取得經濟利益,擱置爭議。

馬尼拉正與北京磋商的南海共同開發協議,菲律賓前總檢察長希爾拜(Florin Hilbay)19日說,此舉違反菲國憲法。

希爾拜指出,馬尼拉在南海仲裁中取得勝利,意味著菲國可以擁有南海聲索區域的經濟主權,控制範圍內所有資源,不應與中國分享。

中國於2016年10月杜特蒂去訪時,承諾價值約240億美元的投資與援助,但迄今兌現的不多,據媒體報導只有大馬尼拉地區的兩座橋梁已經動工,還有馬尼拉以北的一座灌溉系統完成貸款程序。

對此,菲律賓預算部長狄歐克諾(Benjamin Diokno)日前說明,中方不熟悉菲國的競標程序而導致拖延。

馬拉坎南宮發言人帕內洛(Salvador Panelo)20日上午在電視節目說,杜特蒂將利用習近平來訪的機會施壓,要求北京兌現這些投資及援助承諾。他也強調,杜特蒂不會為了中國的援助而犧牲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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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牧宜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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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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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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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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