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擺脫金馬獎的威權遺緒,何不另立「台灣電影獎」?

想擺脫金馬獎的威權遺緒,何不另立「台灣電影獎」?
Photo credit: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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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說起來,傅榆的言論對本格派的獨派來說,是不太及格的說法。但傅榆只不過是把現況講出來,就受到了中國影人的抵制。外人來不只拿走國家級電影獎的諸多獎項,還軟土深掘。因此一堆支持中國影人的輿論也被罵翻,特別是「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這種吃豆腐說法。

2018年金馬獎頒獎典禮,再度爆發了一波統獨爭議,戰火由來賓與得獎者的言論挑起。

先是中國第五代導演張藝謀在致詞時,一句「這麼多年輕導演的作品,代表著中國電影的希望!」挑起台灣與中國的敏感神經。

接著,身分為馬來西亞華裔第二代移民的台灣導演傅榆,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得最佳紀錄片獎時的一席發言,引起中國影人的震撼:

這部片很多人都以為只是在講政治,但它更多是在談論青春。青春很美好,但青春也是最容易犯錯的時候,尤其是把錯誤的期待投射在別人身上,這種錯誤不只是可能發生在人對人,也可能發生在國家對國家。我真的很希望我們的國家有一天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而上屆金馬影帝、中國演員涂們不甘示弱,在頒女主角獎時隨即說出:「很高興來到『中國台灣』當頒獎嘉賓,我感覺到兩岸一家親。」瞬間引發台灣網民的暴動。

而接著奪得金馬獎影帝的中國演員徐崢,也在領獎時大喊:「這裏是一個專業的殿堂,我相信中國電影一定會越來越好!」更是火上加油。

最後在已故導演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獲得最佳影片時,代領獎項的朋友高一天感謝完幕後工作團隊,最後卻冒出一句:「我覺得電影是可以超越語言的,它可以讓語言變的『統一』。」讓全場氣氛再次凍結。

典禮結束,中國影人除獎項槓龜的導演婁燁外,集體缺席慶功宴。中國演員鞏俐也創下評審團主席拒絕跟媒體解說評審過程的首例,由李安代表致意,再由金馬執行長聞天祥講解評審過程。

風波在典禮後瞬間延燒,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場統獨言論之戰。金馬執委會主席李安面對媒體質問,只好說:「台灣是自由的,影展是開放的,愛講什麼就講什麼,不會阻止大家講什麼,影人都是我們的客人。⋯⋯不希望有任何人來干擾,希望金馬獎是很純粹的,請大家給電影人尊重。」試圖替所有人打圓場。

但當下一堆中國藝人,一致在微博等社群軟體轉發「中國,一點也不能少」的統戰貼圖,為國家宣示效忠的意味濃厚。

這些言論與態度是怎麼造成的?得從金馬獎的源由發展說起。

金馬獎最早是在1957年時,由台灣《徵信新聞社》(為中國時報前身)舉辦的第一屆「台語片電影展覽會」,頒獎模式仿效美國奧斯卡金像獎,其中11項「金馬獎」由專業評審選定。因為國民政府嚴格的電影檢查制度,對台語片明槍暗箭的打壓,台語片維持不過十五年的光景,接著由盛轉衰。這與國民政府注意到電影媒體的宣傳能力有關。

1962年,國民政府為了鼓勵國語電影與優秀電影工作者,由新聞局也舉辦金馬獎。雖然名目上以冷戰背景下的戰地前線金門馬祖作為獎項名稱,目的卻是借用上述1957年盛極一時的金馬獎名稱。而得獎名單,當然完全不選佔總人口八成以上的台灣籍電影工作者,而以操國語(北京話)為準的外省電影工作者為主。

而直到台灣新電影轉型,拍出以台語為主的電影《悲情城市》(1989)之前,金馬獎接納的電影就是國語電影。1997年起,金馬獎定位為全球華語影片競賽,開始接受中國電影報名。2003年之後允許非華語以及華人之外的人種得獎。整整40年,都是以大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操作這個獎項。

悲情城市劇照
《悲情城市》劇照|Photo Credit:學者國際多媒體

組織上,1962年到1990年金馬獎都是由行政院新聞局主辦,官方主導的性質重。後交由臺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主辦,但仍接受新聞局(現文化部)的公款補助。

金馬獎從創立宗旨到轉型後的定位,全都是以中華民國的意識形態在操作,到現在仍是如此。

隨著政黨輪替,台灣主體意識興起,每年都有對金馬獎的批判。金馬獎的存在其實就是威權體制的遺留。台灣現在的主流是「以土地為認同,容納多元文化、多元種族」的路線,中華文化與華語,不過是台灣文化的一小部分。但金馬獎卻是以中華為概念,用舊有中華民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將「台灣視為中華的一部分」在處理。

獎項的頒發自然如此,而頒獎典禮的呈現,又多以中華文化為準,將台灣文化與台灣電影工作者視為點綴之用,自然每年都激起許多台灣民眾的不滿,有人甚至認為金馬獎就是中(華民)國的統戰電影獎,與台灣無關,每年也都有改革的聲音響起。

即便民進黨兩次執政,為了拉攏泛藍選票,與不得罪文化既得利益者的考量,也放著金馬獎維持現狀。金馬執委會號稱為民間社團法人的機構,但去看他們過去七屆的主席,從李行到今年的李安,身分全都是外省人,他們個人經手的作品除王童外,都緊繞著中華文化,都非以台灣意識為主。這並不符合本土認同的台灣人期待。

而2018年之前,得到金馬獎的台籍人士,多半是60年代以來嚴重傾斜於蔣政權扶植的中影公司所養成,意識形態多有所偏狹。有點年紀的能得獎的電影工作者,因為產業的人際關係與資源因素,領獎時也不提敏感的國家認同話題。

但隨著二十一世紀到來,許多新生代的台灣電影工作者,開始勇於在台上宣傳各式的政治主張,但也都以社運議題為主。直到一個處理政治主題紀錄片的傅榆,才得以在台上喊出令國際注目的「台灣認同」講稿。結果在近20年中國電影壟斷金馬獎的狀態下,領獎或頒獎的中國影人當場給予反制,就構成近日的金馬風暴。

金馬典禮之後的電影人與輿論反應,意味著什麼?

中國影人的立場或委屈暫時不討論。許多擁護金馬獎的台籍電影工作者不斷高談「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台灣不要自偏一隅,格局要放大」,許多被黨國意識形態洗腦的民眾,也紛紛力挺中國影人,疼惜李安,並譴責傅榆的言論。在過去,這一套或許還吃得開,但在本土意識和民智已開的現在,已經行不通了。

嚴格說起來,傅榆的言論對本格派的獨派來說,是不太及格的說法。「我真的很希望我們的國家有一天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句話近似民進黨主張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立場。看似社會共識,實則泛藍不吃這套,部分獨派也不買帳。

對獨派來說,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等同外來政權,跟荷蘭東印度公司、明鄭東寧王國、大日本帝國,一樣都是殖民者。如果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就相當於要接受過去威權統治的正當性,這是許多獨派難以接受的看法。台灣今天國旗國號都未改,也未曾獨立建國,如何是「我們的國家」?

當然對很多「天然獨」與務實主義者來說,台灣算是獨立國家,這也是許多人會被中國影人言論激怒的原因,因為他們可能不在乎國號與車輪旗的存在,卻明確認為台灣跟中國是兩個國家,這也接近傅榆目前的立場。

傅榆只不過是把現況講出來,就受到了中國影人的抵制。外人來拿走國家級電影獎的諸多獎項就算了,更軟土深掘,硬是扣上「政治語言」的帽子。而一堆支持中國影人的輿論也被罵翻,特別是「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這種吃豆腐說法。

姑且不論「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本身就是極度落後且違背現實的威權言論,今天先提政治的也不是傅榆,而傅榆只不過是以台灣電影工作者的身分,為紀錄片內容發聲。而許多中華文化維護者還指責她在挑釁,在侮辱藝術殿堂。古今中外,藝術從來就跟政治有關,好的藝術還常常成為政治抗爭的武器,是創作者用以對抗邪惡現實的方式。

別的不說,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主導了中國近50年的藝文發展,這不是政治嗎?反對這個政策的中國文人,為此拋頭顱灑熱血的抗爭作品,不是政治的一環嗎?近幾年批判中國內部問題而得金馬獎的中國電影,不是在政治上反抗中國嗎?

如果真的要藝術歸藝術,那電影就是電影,為何還要區分出「中國電影」?

在這個立場之下,不管是李安打圓場的說詞,或是文化部長鄭麗君與台灣總統蔡英文先後表述的「民主」、「尊重」,其實全在避重就輕。他們三人主張的都是「金馬獎是個多元舞台,可以各自表述」。但許多在金馬獎出現的傑出藝術作品,都是藝術家為自己信念發聲的結果。金馬獎既然背負威權體制遺留的歷史、政治問題,在體制未改的狀態下,一個向中華文化價值觀傾斜的「國家級電影獎」,該做的就不只是「看似民主的讓弱勢可以講幾句話,但就放著讓中國影人侵門踏戶」。

那該怎麼做?設立「台灣電影獎」

李安受限於出身背景與文化因素,把挑釁者當客人看,那是他的儒教修養,在此就不特別評論。但蔡英文跟鄭麗君做為背負眾多台灣人期待的領袖人物,不是高喊希望中國影人尊重,糾正說台灣不是中國台灣就好,而是要更進一步,去修正文化獎項中威權遺留的問題。

套句李安說的,金馬執委會努力拉民間補助,減少文化部的補助,這很好,文化部該做的就是停止金馬獎的補助,並另立真正落實多元文化認同的獨立機構,以新的執委會,設立「台灣電影獎」,來鼓勵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

金馬獎喜歡保存他們55年來的「光榮歷史」,那是他們的自由,既然金馬獎是華語圈最公正、權威的電影獎,要拿到各方補助根本就不難,何必靠區區一個台灣地區政府的錢來辦?自己去籌不是更有骨氣?也不會讓評審團主席鞏俐因為不滿投票結果,而抵制頒獎。

至於泛藍意識形態電影工作者整天批評的:「台灣電影有台北電影節就夠了,不要讓金馬獎成為鎖國的地區獎項」。那就讓台北電影節改拿國家級的文化部補助,把現在過少的獎項,擴大到國家級電影獎的水準,如此更能表彰台灣電影工作者的努力。

至於「台北電影節」名稱是否要改成「台灣」、改成「獎」?反正台灣現在的國名也不是自己的名字,運動隊伍都還是叫「中華台北」。「台北電影節」只要實質便成國家電影獎,相信大家也能默默接受,台灣人從來就是只看現實的。但是像鄭麗君與蔡英文這種走尊重路線,卻不改革的態度,就大可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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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