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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更直接的民主,就能更實現皮凱提的理想

實現更直接的民主,就能更實現皮凱提的理想
Photo Credit: tenz @ Flickr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財稅政策難道只是個政府拿來填滿國庫的方法?還是還有牽涉到其他面向呢?皮凱提在他的暢銷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提到,財稅政策是一種界定經濟活動標準及類別的方法。他認為財稅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阻止貧富差距無限制的增長,經濟政策是道德上的決定,會影響市井小民還有那些制定這些政策的人,因為他們住在同一個道德世界裡。但怎麼樣才算是正確的道德決定?

翻譯:Wendy Chang

財稅政策難道只是個政府拿來填滿國庫的方法?還是還有牽涉到其他面向呢?皮凱提在他的暢銷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提到,財稅政策是一種界定經濟活動標準及類別的方法。他認為財稅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阻止貧富差距無限制的增長,經濟政策是道德上的決定,會影響市井小民還有那些制定這些政策的人,因為他們住在同一個道德世界裡。但怎麼樣才算是正確的道德決定?

我覺得最令人信服的道德是,在你享有最大的自由時,別人也可以擁有最大的自由。自由在這裡的意思是自主、自己決定,也就是我找到一個令自己信服的理由,根據法規或準則做出相對應的事。我覺得如果道德原則不能最大化每個人的自由,那就沒有達到現代的道德標準。現代的道德規範是平等的,大家是互相的,這個準則全世界通用:我的自由不能影響你,你的自由也不能影響我,相似的概念康德在200年前就提出了。

然而在傳統文化裡,道德指的比較是文化特權,像是部落美德:你要尊重在上位者並服從,個人自由往往被犧牲,諸如儒家文化的傳統在本質上並沒有平等,從現代的角度來看,他們往往會造成不公平及不公正。

每個人都享有自由其實不是無法實現的幻想,它能夠化為現實,不過可惜的是只能在個人身上一一實現。自由政府和其他傳統政府不同,他們認為所有人的生活都應該是每個人自己決定的,政治應該提供好的環境及框架,有利個人自決的發展,這件事應該是包含道德的社會議題,也是我這邊想要補充的。

自決,就如上面提到的一樣,應該是每個人的事,但是如果外在環境不允許,生活選擇減少,就會影響到你的「自決」。比如說,你的父母強迫你念你不想念的科系或組別。相反地,當今天生活中的選擇變多了,「自決」的機會也就跟著提升。

政治正義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也和個人道德觀念有關聯,不同點在於政治正義的「選擇」範圍不單只有個人,而是整個社會。當政治有變化,受影響的是所有人,要讓所有人都能夠接觸到公共組織,能夠受益,每個社會基層的人都有更大的自由、可以「自決」。

但是現在的政治似乎已經沒有這個作用了。舉美國的健保還有教育制度來說好了,如果窮人家的小孩比起有錢人家的小孩,少了許多管道,那麼就是時候政府該介入了,史迪格里茲說,財富過度集中且大幅的減稅,意味著投資在公共事業的錢減少,公共事業包含教育還有兒童保障。他的結論是,受到公共政策服務減少影響最深的人,其實就是倚賴公共政策最深的人,有錢人並不會受到影響,這讓社會不公平的現象惡化。

然而對政府來說,減少不平等正是道義上的責任, 方法其實只是為需要這些服務的人增加公共服務。有四個方法可以達成:1.提高社會機構的財政補助,2.讓財政政策更透明,3.增加更多管道,4.加強人民參與的程度,讓政策能顧及所有政治階層。提高有錢人的稅率可舒緩第一個方法造成的限制,其他改善方法可以透過提高民主參與度達成,讓每個人民都有機會、更方便地參與政治決定。 接下來要談談最後一點。

一個普通的市民如果想要參與政治,了解會影響他的政治決定,就需要有管道可以一起參與辯論,在重要議題上發言。最好的方式是從第三部門出發,連結政治(公眾)及經濟(私人)部門,提高每個關心政治議題民眾的參與度。我說的就是各種消費者權益團體、人權團體、非政府組織、公民運動、環保團體、公會、公民委員會、公共論壇、媒體、公投、投票、或是擔任監察員,這些團體的成員往往代表的是關心公眾事務的人民,而不是像企業只追求自己的商業利益。

企業等私部門的存在,就是需要透過政府的行動來平衡,政府要確保各個民間團體有足夠的發言權,在制訂政策的時候,他們的聲音會被聽見,在民主社會,社會壓力通常有用,台北的太陽花學運就是一個例子。

一個民主的政府應該要提供更多機會及平台,讓人民可以對公眾議題表達自身意見。

台灣在這個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說現在已經朝著好的方面發展,「向丹麥學習」是政治學者福山創造的一個詞,希望大家可以向現在政治及經濟都發展良好的丹麥看齊,的確,台灣應該可以再「丹麥」一點。第三部門在台灣相當不發達,是因為文化上都不夠重視透明度的原因。第三部門的聲音幾乎消失:工會不夠強勢;由政府贊助的非政府組織(這樣可能會有利益衝突);決策過程不透明,而這個文化已存在久許,導致最近要求一個更「開放政府」似乎不太容易。教育顯然阻礙了批判性思考,進而阻礙尋找更具包容性的解決方案;缺乏可以深入研究報導的媒體;許多人領的養老金太低;健保無法提供需要但無法負擔的人足夠的醫療資源等等問題。

我們都知道,如果參與政治決策的人越多,就能夠照顧到越多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走獲利路線。舉例來說為貧窮學校招募更多老師,就不是一個「營利」的決定,但會讓貧窮家庭的小孩得到更多教育資源。台北飆漲的房價也許可以透過興建公共住宅解決,讓更多年輕人有「自決」的機會,而政府在這其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如果台灣人有更多參與權及機會,他們會投票給能服務更多人的政策,讓大部分的人都能受益,大眾的壓力會讓各級政府重視上述的社會需求,提供更多的照顧,這些需求在道德上都是正當的,也因此道德因素應該包含在政治決策的過程中。這可以透過提高參與度來實現。參與度最後可以導正政治,政治家能夠為他們的決定更負責, 最近幾個國民黨立委被提起罷免就是因為他們無視選民的意願,這些公民參與政治的勇氣就是令人振奮的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