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華秩序》: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圖01 中華世界:絕緣與隔離|Photo Credit: 八旗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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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飛凌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拉丁文為Sina,梵文為Cīna,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Chin,西元前770~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西元前221~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Europe)、美利堅(美洲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10到12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

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8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China或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Cina)而不再稱中國(Tiongkok)。直到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西元前11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

但是,「中國」一詞在19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19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China(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西元前221~前207)外,只有在西元4至5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占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

只是到19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兩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菁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菁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19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China(秦)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China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依然用中國和China作為中英文簡稱。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兩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須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9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義。而這些偏見和歧義,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智

中國的命名反映了中國人心裡獨特的自我身分認同,及其政治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觀念。它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互動。如同歐亞大陸西部和南部,即地中海—歐洲和南亞次大陸的情況,中華世界的歷史也是由其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所決定。中華文明的長壽及其「離心機式地理傳播的模式」,也與它獨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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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出版
圖02 中華世界:降水線界定的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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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03 黑河—騰衝線

整個中華世界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在地理上被明顯地隔離甚至絕緣開來。它的東部是浩瀚太平洋,北部是冰封的西伯利亞,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巨大山脈以及廣袤沙漠,南部則是海洋和熱帶叢林(隱藏著致命的疾病如瘧疾)。中華世界被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包圍,更進一步被氣候、尤其是降水量所制約。由此形成了兩個獨特的部分:中原(Centralia)或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以及周邊地區。

中原主要位於每年15英寸降雨線的東邊和東南邊(圖02),其降雨來自西太平洋的海洋季風。主要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後來還包括滿洲(東北)的東部。這裡地形相對平坦,有肥沃的土壤,尤其是維持了早期中華文明的巨大黃土地帶,加上降水穩定充沛,適宜的季節變化,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非綠洲農業經濟,支撐了數千年的文明社會。因此,自史前以來中原一直是中華世界裡絕大多數人口聚居的地方。1935年,中國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繪製了一條想像的中國人口居住分界線,即與中國的15英寸年降雨線大體一致,他稱之為黑河(璦琿)─騰衝線(圖03)。此線以東的中原僅占中國領土總面積的43%,但在1935年擁有中國總人口的96%,2002年擁有94%,到2011年仍擁有92.4%。

從這個相對孤立的中華世界(中原、中土或中國本土)出發,中國人很早就輕鬆抵達了它的邊陲。遊僧、朝聖者、商人帶來了來自異國的奇聞逸事和各種物產,他們自然地也想了解邊界的前面還有些什麼。然而,難以逾越的邊界以外,通常都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世界。直到19世紀以前,中國人大體上是忽視中華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中國人對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即東方極點)、西藏(西部地域)和越南(越的南方)的命名表明了他們的心態。中原(中國本土)在清朝被最後明確定義為十八行省,是一塊相對平坦和不大的土地。它只相當於今天中國全部領土的大約三分之一,大致等同於阿爾及利亞或伊朗的面積。中華世界的交通線南北長約1300英里(北京到廣州)或900英里(北京到長沙),東西長約850英里(咸陽到杭州)。

在冷兵器時代,某個帝國軍隊的步兵和騎兵,就完全能夠對這塊土地實行統治。故歷史上大多數中華帝國主要就是在中原,它的周邊有著良好的自然緩衝區和隔絕帶,實際上統治的領土比拜占庭帝國還要小。雖然中原也有山脈和河流阻隔,但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技術上,對這塊土地實行統一的、集權的統治都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有利可圖的,甚至因為水利工程等原因是必要的。一個例外是較難逾越的南嶺,它的存在,在多個世紀裡使得廣東地區避免或者減弱了北方帝國的統治,直到20世紀依舊保存了與眾不同的粵語社會文化。同樣,因為山地的交通困難,中華世界的許多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和客家得以存續於今天的廣西、貴州、雲南和福建的偏遠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分散而自治的高山社會(Zomia)的組成部分。

作為對照,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歐洲世界,高聳的大山脈(阿爾卑斯、庇里牛斯和札格洛斯)和巨大的水域(地中海、黑海和波羅的海)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分割成許多個容易維持自立、面積可觀的農耕國土。多個民族得以因地制宜,各自發展,在冷兵器時代,通過軍事征服、集中統治整個已知世界的成本變得極其高昂,滯礙難行。此外,地中海—歐洲世界的各個民族,還可以通過低成本但有效的航海手段,實行大規模的入侵、移民和定居,可以進入、逃出乃至重新進入這個世界。而中華世界在地理和後勤技術上,都很容易被作為一個整體來統治。處於競爭狀態的各國很難長期共存,因為缺乏天然的屏障自保;它們也沒有什麼選擇,可以逃出這唯一適居的中原。「外部」競爭主要是來自同一個方向的遊牧騎兵,劫掠中原的農耕定居社會,從而也促使了後者的聯合防禦。因此,中華世界常常是(後來變成「應該是」或「必須要」)統一為一個政治上單一的政體,儘管這個世界政府的名稱會隨著統治者的變化而不同。總之,由於上述生態地理和社會經濟的原因,中原傾向於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

地理上受隔離的中華世界,自遠古以來都與其他世界進行重要的聯繫和交流。移民和商人主要沿著今天中國西北部連結中亞的綠洲帶,以及繞行喜馬拉雅山脈、穿過東南亞叢林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而不斷來往。在中華世界之外,在東亞地區一直都有著一個可識別的「國際社會」。考古證據表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從西元前1800年起就曾定居在今天的中國西部。筆者1998年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博物館曾看過一個「內部展覽」,陳列了新疆發現的四千多年前的白人木乃伊。有些學者通過DNA(核糖核酸)檢驗和其他考古方法,斷言大量移民曾經從歐亞大陸西部經由新疆遷移、定居到中華世界。西元前3世紀隨秦始皇埋葬的聞名於世的兵馬俑,據說就受到了當時希臘雕塑藝術的「啟發」。一個少數但越來越流行的觀點(包括今天中國的歷史學界)認為,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和書寫系統,可能起源於西方(希臘世界)和西南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或者是受到它們的影響。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還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古代宗教和語言都來自非洲,通過西亞而抵達中國。中國四川成都驚人的三星堆考古,也挑戰了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標準觀點。非中華世界在很多方面對中華世界的影響確實貫穿了整個歷史:從進口的諸多意識形態到進口的諸多重要作物,如棉花、小麥、核桃、西瓜、胡椒、葡萄、芝麻、黃瓜、胡蘿蔔,以及後來的玉米、薯類、番茄和菸草等等。然而,這些外部影響主要是涓滴細流和緩慢間接的。非中華世界很容易就在文化和政治上被遮蔽掉。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他們確實有堅實而簡單的理由相信中華世界就是整個世界;而中華天下帝國的歷代統治者和菁英們,其強大而不懈的宣傳與灌輸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觀點。

中原的生態地理(ecogeography)因此使得一個堅定而強大的統治者可以相對容易地去統一和統治整個中華世界,而基本上不受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的影響。而國際比較和國際競爭一直推動了羅馬帝國以後整個西歐和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發展。除了一些個體的、單向的航海和徒步旅行者(比如遊僧、傳教士、漁民和商人),以及非常罕見的政府資助的陸上或海上探險(比如著名的張騫在西元前2世紀後期對中亞的探索,及鄭和在15世紀早期的航海),中國人在幾千年裡基本上一直被鎖於內陸。主要的外部威脅和挑戰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居住在生存條件惡劣的亞洲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後者曾多次入侵、征服並統治了部分甚至整個中華世界,蒙元帝國的統治長達近百年,而滿清帝國的統治則長達兩個半世紀以上。

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由此賦予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世界觀許多深刻而持久的特點。中國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世界,即一個世界帝國。為了統治的效率、舒適性和穩定性,中華世界的統治者們後來故意孤立其人民,以增強其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感。相對容易進出的海上交通尤其受到政策和武力限制。許多中華統治者使用海禁政策,禁止與外國人的海上接觸來往,以明清帝國(14~19世紀)的海禁最為嚴格持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世界在地理上隔絕孤立的初始條件,逐漸變成了一種持久的心態、甚至是觀念和理想,支持著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秩序。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科技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華世界。就地緣政治而言,現在的中國只是由兩百多個主權單位構成的世界中的一個國家而已,隔絕中華世界數千年的地理障礙已經不再重要了。但是,本書稍後將顯示,關於中原和中華秩序的觀念和傳統仍然存在,對當代中國人仍然至關重要。

今天的中國包含兩個事實上互相獨立的部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內戰的勝者在1949年建立,統治了大多數人口和土地,是一黨執政的威權主義政治體系;另一個是中華民國,它從1912年到1949年是統治中國的威權主義政府。但在內戰失敗後逃離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演變成在台灣的一個民主政治國家。201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為13.54億,為世界最多;中華民國則有2335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兩個暫時實行內部自治(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的富庶之地:香港特別行政區(1840~1997年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1535~1999年曾是葡萄牙租借/殖民地)。狹義而言,「中國」一詞現在特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兩個特別行政區),而中華民國被稱為台灣。它們常常一起被稱為「大中華地區」(Greater China),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密切的聯繫。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數量上排名世界第一,按領土面積計算排名世界第四。與台灣(中華民國)統一與否不會改變這兩個排名。然而,北京政府一直堅持並教育其公民相信,該國擁有世界第三大面積的國土(許多國際組織也接受北京的此種說法),因為它聲稱完全擁有幾塊與鄰國有爭議但不在它控制下的土地,比如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2萬多平方公里)。

相關書摘 ►《中華秩序》:中華秩序的結構性缺陷,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八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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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
譯者:王飛凌、劉驥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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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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