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了解同性婚姻:性別認同的「語言遊戲」

如何了解同性婚姻:性別認同的「語言遊戲」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生、死、性都是本質可爭議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able concepts),其中尤以「性」為最。當異性戀者把解剖學的性別當成「性」的本質、把男女婚當成「婚姻」的本質來想像同性戀者的居家生活,是沒有辦法了解同性戀這個社群的。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My masculinity is not an experience in the world,but my way of experiencing the world.

我的男性並不是世界上的一種經驗,而是我經驗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

–Peter Winch,“Understanding a Primitive Society”

2016年12月10日,台北挺婚姻平權大遊行那天,我如常到我在奧斯汀德州大學的研究室工作,在系館門口遇到一位高瘦的男同學。我隨口寒暄:「Working hard?」他說:「My husband is out of town,so I came here to study。」(「我老公出城去了,所以我來這兒唸書。」)我愣了一下,隨即也就明白了。

從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語言哲學來看,夫妻的稱呼是一種「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

遊戲一:

外面《少女的祈禱》音樂響起。
妻:「老公!」
夫急急如律令立刻拿起垃圾袋往外衝。

遊戲二:

下班時間夫提著公事包疲憊地回家,妻在廚房。
夫:「老婆~」
妻:「怎麼?肚子餓了嗎?」

維根斯坦認為一個字詞的意義,不能脫離使用者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活動。在特定的生活形式之中,語言使用者說出字詞,同一脈絡中人自然懂得而有所回應。字詞的一來一往密切配合著生活形式中語言使用者人際之間的互動,有如在玩一種遊戲,因此維根斯坦稱之為語言遊戲。

在不同的生活形式之中,同一個字詞會有不同的用法,這些不同的用法可能有所重疊,但不會有共同的核心意義。這種義義/用法的蔓延,維根斯坦把它稱作「家人相貌的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比如兒女跟父母在相貌上各有部分相似,但要說全家相貌的特徵,卻又舉不出來。

維根斯坦的門徒們喜歡用一個過度簡化的口號,來點明這種對字詞意義的理論:「意義就是用法」(meaning is use),並無所謂本質(essence)存在。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因此是反本質主義的哲學(anti-essentialism)。

上面所舉「老公」、「老婆」語言遊戲所反映的生活形式,就是單純的夫妻居家倒垃圾、吃晚餐這些活動。在這樣的脈絡裡,這些字詞的意義,使用者可以清楚地互相了解。當妻叫一聲「老公!」夫會立刻知道它是一個命令;當夫叫一聲「老婆~」妻也會知道這是他有所求於己。同樣的字詞,用在不同的活動中就會有不同的意義,而這樣的語言遊戲,構成了我們生活形式的一部分。

維根斯坦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一書中列舉了一些類似的生活形式,例如:

  • 命令,或受命
  • 描述物件外貌,或報告其尺寸;從物件的描述來建構物件
  • 報告/揣測事件
  • 製成/檢定假說

維根斯坦的徒孫彼得.文奇(Peter Winch)寫過一篇極有影響力的論文,〈了解一個原始社會〉(Understanding a Primitive Society)。文奇認為要了解語言、文化與我們極不相同的原始社會,必須要由3個人類共有的重要經驗切入:生(life)、死(death)、性(sex)。因為要了解另一種文化必須先了解它使用的語言;要了解另一種語言必須要先了解它所對應的生活形式;要了解另一種生活形式,則要從與我們本身也有的生活經驗開始。而不同社會的人們所共有的經驗,莫過於生、死、性──以及和這些經驗相關的活動。

可是生、死、性難道就容易了解嗎?這3個似乎可以用科學客觀定義的字詞,難道就有他們的本質嗎?在美國和世界上許多其它國家這幾十年來政治上最具爭議性的議題──墮胎問題、安樂死問題、同性戀問題──難道不是就在爭論這3個字的本質嗎?墮胎問題所爭議的,是生命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受孕?受孕3個月後?出生?安樂死問題所爭議的,則是生命在什麼時候結束?什麼樣的狀態可以施行安樂死?而同性戀問題所爭議的,是更棘手的性別認同問題──什麼是男性?什麼是女性?什麼是婚姻?

生、死、性都是本質可爭議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able concepts),其中尤以「性」為最。當異性戀者把解剖學的性別當成「性」的本質、把男女婚當成「婚姻」的本質來想像同性戀者的居家生活,是沒有辦法了解同性戀這個社群的。

文奇也不主張如此。就跟他說「我的男性並不是世界上的一種經驗,而是我經驗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My masculinity is not an experience in the world,but my way of experiencing the world.)同樣的道理,女性也是經驗世界的一種方式。世界上並不存在稱之為「男性」或「女性」的客觀本質;任何性別的主體都可以用「男性」或「女性」的方式來經驗世界。所謂「經驗世界」,不外乎維根斯坦所說的生活形式。

但文奇這句話,還可以近一步用維根斯坦有名的思想實驗「盒子裡的甲蟲」(The Beetle in a Box)來理解。

維根斯坦在闡釋像「痛」這樣的感覺的時候,說了一個比喻:想像有一個社群,社群中每個人都有一個盒子,其中裝有一個我們姑且稱作「甲蟲」的東西。由於大家都看不到別人盒子中的「甲蟲」,所以每個人對「甲蟲」的認知都只能從自己盒中的「甲蟲」得來。實際上,每個人的「甲蟲」可能都不一樣。我們甚至可以想像有些人的「甲蟲」不斷地變來變去。在這樣的情況下,維根斯坦說,假如「甲蟲」這個字詞在社群的共同語言裡頭有被用到的話,它不可能是一個東西的名稱的。盒子裡的東西不可能是社群語言遊戲的對象,它甚至可能根本不是東西,因為盒子裡頭可能根本空無一物!(《哲學研究》§293)

維根斯坦的意思並不是說「甲蟲」這個字詞不可能出現在社群的語言遊戲之中,而是說當它在語言遊戲中被使用的時候,它不可能是在指涉一個東西、一個實體事物。這與上述「意義就是用法」的反本質主義哲學是一致的──例如社群的人們可以談自己的「甲蟲」以資炫耀,或問起別人的「甲蟲」以為寒暄;「甲蟲」這字詞在炫耀、寒暄等生活形式及其所相應的語言遊戲中有用,但每人各自的盒中物不是這個字詞的意義或本質,因為每個人的盒中物根本可能就完全不一樣。更進一步說,只要在語言遊戲中有用,「甲蟲」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有本質。

維根斯坦認為像「痛」這種人體內部感覺的語言,便像是盒中的「甲蟲」一樣,並不指涉時空中的特定對象(例如紅腫的牙齦),但它在我們生活形式及其語言遊戲中能起一定的作用。

文奇所說的「男性」也是如此。「男性」或「女性」不是「世界上的一種經驗」,因為它們不是像生殖器那樣的實體物件,也不是時空中的事件。「男性」或「女性」是一種生活方式,例如我遇見的那位男同學居家以「女性」的方式來經驗他和其「丈夫」的共同世界,兩人過著與一般夫妻互動一樣的生活形式,並玩著「老公」、「老婆」的語言遊戲。「男性」或「女性」就是這樣「經驗世界」的方式。

如果異性戀者能夠偋棄本質主義,便不難了解同性戀者的社會。

後記

晚期維根斯坦除了語言哲學之外,也做了許多心理學哲學的分析。事實上,對維根斯坦而言,語言哲學跟心理學哲學是不可分的。我們可以說他的語言哲學,可以用來分析心理現象以及感覺現象的概念及其語言。他的論點主要是這些概念或語言的「意義」不可能指涉人們內在的狀態或其圖像,而必須要從它們如何在語言遊戲之中被使用來尋求。維根斯坦的晚期著作並未直接涉及性向概念,但因為他本人的性向問題,我們可以想像他的哲學及他的性向之間的關聯。

關於維根斯坦的性向問題,自從Ray Monk在1991年發表第一本完整的維根斯坦傳記《Ludwig Wittgenstein:The Duty of Genius》之後,我們有了較為詳細的了解。以下所述是根據此書的記載。

維根斯坦一生未婚;他很有可能是雙性戀或同性戀者。他曾透露在年輕時跟一位女性有親密關係,40歲左右時(1926-1931)也曾有想要結婚的女性對象,但他一生最少愛慕過3位男性。

第一段情發生於1912-13年維根斯坦23-24歲的時候。當時他在劍橋大學旁聽哲學家羅素的講座,對象是小他2歲的數學系大學生David Pincent。維根斯坦雖然多方追求,帶他到處旅行,但對方興趣不大,他們的關係可能僅止於柏拉圖式戀情而已。1918年,維根斯坦完成了他著作《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當年Pincent不幸死於墜機事件,得年27歲。Tractatus雖然在1921年才遲遲出版,但一鳴驚人,震動學界。維根斯坦沉痛地把這本書獻給對Pincent的懷念。

維根斯坦第二段同性戀情的對象,是小他23歲的助理,也是劍橋大學數學系學生的Francis Skinner。這次的戀情的高峰在1937年秋,當時維根斯坦已經47歲了。維根斯坦邀請Skinner到他在挪威Bergen的寓所小住。後來他在與友人的書信中懺情(按:指後悔的心情或是充滿悔悟的感情),坦言他們有「情慾、感性、非禮」(sensual,susceptible,indecent)的互動:兩人同床時起初雖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後來卻感到羞恥(Lay with him two or three times. Always at first with the feeling that there was nothing wrong in it,then with shame.)。這段感情雖然得到對方的回應,卻也未能持久。此後幾年兩人漸行漸遠。1941年,Skinner死於小兒麻痺症,得年29歲。

維根斯坦的第三段同性戀情發生於1946年,他57歲了,對象是比他小40歲的劍橋醫科學生Ben Richards。Richards的存在令維根斯坦感到快樂,但他也擔憂Richards隨時會離他而去,因此心中充滿了不確定性。維根斯坦死於1951年,當時,Richards倒也跟其他友人、學生隨侍在側。

這3人中,與維根斯坦最親暱的,當屬Skinner。Skinner在1934-35年幫維根斯坦紀錄他晚期巨著《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前1/4初稿,也就是後來稱為《The Brown Book》的書。這正是維根斯坦發展他語言遊戲理論的時候。雖然「盒子裡的甲蟲」(A Beetle in the Box)的思想實驗要稍後才會出現在《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裡,但維根斯坦對於意義的非本質主義理論已經成形。

2年後當他與Skinner的同性關係最成熟的階段,他會不會想到:語言中的所謂男性,不可能指涉身體中的某狀態或其圖像;它的意義,要看它在什麼樣的語言遊戲中被使用。換句話說,它只是人們體驗生活的一種方式,而活在不同生活形式中的不同人,當他們有不同的親暱經驗,他們口中的男性、女性、老公、老婆也會有不同意義吧?

本文經林澤民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