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弱勢者,是不存在還是被隱藏了?

新加坡的弱勢者,是不存在還是被隱藏了?
Photo Credit:陳禹澔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外籍移工就像所有人,他們有家庭,他們有興趣,他們有夢想。當我們讚嘆新加坡的進步時,我們不應該忘記建造這座城市的人。

關於和平號大海學校:1983年,一群日本大學生不滿政府對二戰侵略責任迴避的態度,自行組織了一艘名「和平號」的船,前往曾被捲入戰爭的亞洲國家,深度了解當地的戰爭經歷。
「和平號」後來發展為國際非營利組織,每年執行推動世界和平的教育計劃,激發青年人思索和平、人權、貧富、永續發展等全球性議題。計畫執行30多年來,今年已進入第99次環球航行。每到一個港口,他們會下港訪查,用自己的雙腳雙眼探訪歷史,深掘每個城市的獨特。2018年,他們走訪了四國五城,日本廣島、中國廈門、新加坡、柬埔寨暹粒以及金邊。

文:陳禹澔

打造花園城市的人們去了哪?

9月11日的清晨,和平號抵達了東方花園城市新加坡。在接待完來聆聽Hibakusha(原爆受害者)的學生,我們一行人半雀躍,半哀傷的下了船,離開了過去11天生活的地方。沿路上,映入眼簾的是摩登新穎的大樓與閃亮的房車。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我們的新加坡華人嚮導不斷的談論著新加坡成功的公共住宅政策與分析當地房價。雖然這已經是我第二次來新加坡,但我然仍然震懾於這個城市的財富。在短短的幾十年間,新加坡從被馬來西亞聯邦踢出去小城市銳變為亞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但萬丈高樓平地起,新加坡美麗的海灣天際線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大量的建設,仰賴的是大量的勞工。新加坡總人口數約為560萬人,其中有137萬人為外國勞工,在這137萬人裡,大約有97萬人從事低階勞力工作。97萬人中,大約28萬5000人從事營造業的工作。這些營造工人大部分來自南亞貧窮的國家,以印度和孟加拉為大宗,也有少部分的緬甸、中國、與馬來人。新加坡對外籍移工並無週休制度,外籍移工常常需要工作一整週,完全無法休息。而他們的工資更是與本國勞工有巨大的差別,新加坡人平均月收入是3000美金,但外籍移工月入只有400到450美金。

有些人或許會認為,如果條件這麼差的話,為什麼這些移工們還是絡繹不絕的來到新加坡工作。有些人可能會覺得,來的這些移工都是社會底層,在自己的國家生存不下去才來到外國工作。這樣的想法並不正確。

事實上,很大部分的外籍移工有受過一定的教育,且家境也還可以。但因為家鄉的推力太強,儘管有技能可能有無法找到好的工作機會,為了給家人們比較好的生活,他們才犧牲自己到新加坡等先進國家打工,再將賺到的錢寄回家鄉。出發前往新加坡前,他們往往會被仲介公司剝削一筆,他們需要付從兩千多美金到一萬美金的仲介費。這些仲介費等同於他們數個月甚至數年的工資。為了償還高昂的仲介費,他們被不合理的對待時常常選擇忍氣吞身。因為新加坡的工作證是與雇主綁在一起的,如果他們選擇跟雇主對立很可能會丟掉工作與在新加坡的居住資格。失去工作後他們將無法償還仲介費,因此他們很多時候寧願被剝削也不敢為自己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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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陳禹澔提供

有一群人因為不滿新加坡社會對待外籍移工的方式,創立了主要服務南亞建築移工的協會「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客工亦重,TWC2)。他們主要藉由提供免費晚餐的方式,鼓勵碰到困難的移工來跟協會的人員碰面,告訴他們自己碰到的困難,接著TWC2再想辦法幫他們解決。他們處理的問題包含工作證問題,薪資爭議,工傷處理與後續索賠等。

很幸運的跟這個機構合作,讓我們學員能參訪他們在小印度的辦公室。在他們的辦公室裡,我們除了聽志工為我們準備的簡報外,也有機會與在那裡休息的移工朋友們互動。他們很多在20歲上下的年紀,就為了家裡的生計遠赴新加坡工作,他們一週工作七天且平均兩、三年才有辦法回一次家。當我們在大學學習與社交時,這些移工們在工地從事粗重的工作,幾乎沒有時間與金錢玩樂。我們與他們差別在於對於人生,我們有比他們更多的選擇。他們當中一定有許多有能力與潛力的人,但受限於出身,他們沒機會受到好的教育或沒有機會一展長才,只能到異鄉從事低技術的工作。

除了與他們談工作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我們也聊他們工作之外的人生,例如喜歡聽的音樂與交往中的女朋友。當我們在談論外籍移工權益時,我們不該單純把他們當作勞動力。外籍移工就像所有人,他們有家庭,他們有興趣,他們有夢想。當我們讚嘆新加坡的進步時,我們不應該忘記建造這座城市的人。台灣跟新加坡一樣,也有不少外籍移工。雖然我對台灣的外籍移工體制與權益問題不是很了解,但在活動中,我學到了尊重,尊重建設城市的建築工人,尊重照顧老人小孩的家庭照顧者。外籍移工並不是次等公民,他們是一群遠赴異鄉,為了家庭、為了回國後的夢想奮鬥的人們。

新加坡的弱勢者

新加坡是個貫徹菁英主義的國家。在這裡,有能力的人會受到提拔得以一展長才。但對於先天有障礙的弱勢者,新加坡或許就不是個那麼友善的地方。我們在新加坡拜訪的另一個組織為「Dignity Kitchen」,是一間社會企業,他們培訓身障者或其他弱勢族群成為Hawker(新加坡美食廣場文化中經營攤販的人)。他們經營多間美食中心,可以提供這些學員實戰經驗,學習一技之長養活自己。

「給一條魚不如給一根釣竿」,或許新加坡有能力提供大量津貼給這些人,但萬一哪一天財政出了問題,政府大量砍津貼,這些人將何去何從。除此之外,正如這個機構的名字「Dignity Kitchen」,我想每個人都希望被尊重,希望能靠自己養活自己而不是依賴他人。當他們學會如何製作美食,如何推銷自己的產品,他們就有辦法達到經濟獨立。

我也非常認同創辦人經營「Dignity Kitchen」的方式,當他在分享創立這個社企時,不斷強調他們不是慈善組織而是一間企業。他們不依靠善款,而是像一般公司一樣需要對盈虧負責。但與一般公司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賺錢之餘同時也在創造社會價值。因為企業的經營方式他們才可以永續發展,不用擔心起起伏伏的捐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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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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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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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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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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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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