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像烏干達這樣的貧窮國家，反而更願意接納難民？

文：海倫

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曾在世界難民日發表演說，批評許多北半球經濟相對富裕的國家，對難民冷漠以待。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接待大量難民的多是經濟較為弱勢的開發中國家。

這些國家為何願意對難民伸出援手？作者海倫長期在烏干達進行田野研究，這是他第一手的實地觀察。

Photo Credit：英語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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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收容25萬難民，宛如小城市

8月，我正好位於烏干達西北進行田野調查，此處的各行政區常被合稱為西尼羅（West Nile），因為鄰近戰亂中的南蘇丹和剛果民主共和國，西尼羅成為烏干達境內收容難民人數最多的地區，其中最大的難民聚居地比迪比迪（Bidibidi），收容超過25萬名難民，宛如一座小型城市。

在2016年南蘇丹暴力衝突達到高點時，單日湧入比迪比迪的難民超過千人。到了2018年的今日，難民人數仍持續攀升，烏干達國內多處難民營都逼近飽和，烏干達政府不得不提供更多土地予聯合國安置難民。

有地無人耕，捐地供難民自力更生

距離比迪比迪約3小時遠的內比（Nebbi）就有兩處難民營預定地。這些土地由附近居民主動捐出，此地的人往往擁有大片土地，卻苦無足夠的技術、人力去耕耘。留著也沒有太多用處，因此人們反而樂意捐出自己的部分土地，也不認為有太大的損失。

相反的，難民的進駐帶來人力墾殖原本荒蕪的土地。烏干達的難民安置方式，是發放土地給難民，使他們可以居住並自行耕種，逐漸融入當地。及至難民的生活漸趨穩定之後，他們也將成為消費人口。抱持對經濟發展的期待，原居此地的烏干達人也更願意接納難民成為他們的鄰居。

難民成為鄉村脫貧契機

當我們隨著一位長者走在難民營預定地上時，長者告訴我們，人群中的一位年長男性也是土地捐贈者。他說自己的家族不夠龐大，不足以耕耘所擁有的土地，不如讓即將抵達的難民使用，大家一起開墾。西北烏干達的鄉村雖貧窮，卻擁有佔地廣闊的土地，透過分出土地讓更多人共同開發，加以刺激商業貿易，或許也將是脫貧的契機。

在這些鄉村，自來水與供電設施仍普遍缺乏，相較之下貧乏的生活環境，卻也促成人們在面對難民進駐上有更大的彈性。相對而言，已開發中國家對難民的抗拒，部分原因來自懼怕生活品質將因此遭受影響。然而人們在擔心生活品質相對下降時，往往沒有想到，這些流離失所的難民，生活品質早已絕對下降。

異國卻屬同族，更易接納難民

非洲各國的國界大多並非按照天然屏障劃分，而是在19、20世紀時，歐洲各國的殖民者依循各自利益協商並訂下了界線。在瓜分非洲時，殖民者並沒有考量當地各民族、部落的地理位置分布，也因此許多原屬同一部族的人民，因無形的國界而被分割兩地，獲得不同國籍、成為不同國家的公民。

這樣的劃分方式，成為日後非洲各國內部部落衝突、內戰不斷的其中一個原因。然而如此蠻橫的國界區隔，卻也使得人們有更高的可能性接納來自鄰國的難民，因為這些難民極有可能和自己屬於同一部族的不同分支，共享同樣的語言與文化傳統。

兩國官方語言不通？那就說母語吧！

烏干達西北的內比主要是阿魯爾（Alur）部族的居住地，與民主剛果比鄰，由於上述歷史因素，在邊界另一側的聚落居民也多是阿魯爾人，但剛果的官方語言是法語、烏干達則使用英語。當我們作客內比時，當地耆老提到村莊附近常有說法語的外國人，原以為附近有法國機構駐紮，詳細詢問後才發現他們指的是鄰國剛果人。

我好奇地詢問：「和講法語的剛果人之間，難道不會有溝通障礙嗎？」他們爽朗的大笑，接著回答：「我們的語言是一樣的！」雖兩國官方語言因為過去殖民母國而不同，但兩地阿魯爾人的母語相通，溝通上並沒有太多困難。也因為彼此語言、文化相通，兩邊的人對待彼此就如同家人一樣，將部落做為一個血緣社群彼此照顧的傳統，加以延伸到這些鄰國的族人身上。

烏干達仍面臨龐大難民壓力

上述種種原因解釋烏干達面對難民為何能夠如此慷慨友善，使他們在難民政策與執行上屢屢獲得國際讚譽。然而即使人們願意接納難民，隨著難民人數日漸增加且未有減少的趨勢，短期內仍對烏干達境內供予難民的食物補給、醫療資源帶來龐大壓力，能否達到長期規劃的那般，藉由難民的加入促使整體鄉村經濟的提升仍是未知數。

此外，烏干達農民選擇與來自南蘇丹的難民共享土地，除了依循部落文化傳統外，更是展現了互助團結的人道精神，遠超出已開發國家對收容難民的努力。正如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曾在世界難民日引用的詩句：「任何一個人的死亡都會使我死亡，因為我在人群中。」難民議題是屬於全球、全人類共同的議題，在這些烏干達農民的身上，我們在看見人性光輝的同時，是否也能學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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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英語島雜誌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