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羅馬,今日台灣:我們的民主是否正在崩壞中?

昨日羅馬,今日台灣:我們的民主是否正在崩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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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每一次放棄溝通,每一次用取暖代替對話,都加厚了我們的同溫層,如果我們失去凝聚共識的能力,公民社會就會形成一個個隔離的「粉紅泡泡」,而在缺乏共識的分裂社會,民主就只是多數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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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霖東

11月25號一醒來,幾家歡樂幾家愁。有人說這是民意的反撲,也有人說這是台灣民主的崩潰。我想台灣的民主應不致崩潰,但這改變將帶著我們走向何方,沒有人能有確切的答案。

不過,或許歷史能給我們一些提示。

羅馬帝國的「民主」是怎麼亡的?

滄海桑田,羅馬的萬神殿(Pantheon)早已成斷桓殘壁,大競技場裡面早就沒有角鬥士,只有拿自拍棒的觀光客。不過人們仍癡癡望著羅馬的遺產。千年以來,不知多少將軍自比凱撒,多少國家自稱羅馬正統,拿羅馬諷諭時政也早已不是新聞。18世紀的美國獨立時,吉本就寫了「羅馬帝國衰亡史」,用羅馬衰亡對應大英帝國的危機。台灣的外交情勢或許跟羅馬天差地別,但其政治的演變,卻值得我們借鑑。羅馬共分王政、共和、帝國三個時期,其中的共和時期的政治與衰落,正可作為今日台灣民主的對照。

古典地中海世界大概有三種基本政治形態:君主制、寡頭制、與民主制。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的統治、一小群人的統治、與一大群人的統治。羅馬共和的政治是三種體制的混合:由一年一任的執政官代表的君主制、元老院代表的寡頭制、及人民大會及護民官代表的民主制形成平衡。

羅馬共和政治的主要動態是「平民」與「貴族」的鬥爭。在僭主「傲慢塔克文」被逐出羅馬城王政結束後,平民不但沒有得到更多權力,經濟上的不平等反而不斷加劇。於是在西元前四九四年,一個歷史上最戲劇化的抗議發生。羅馬的平民全數走出羅馬城,聚集於鄰近的山丘,以罷工要求更多的權力。衝突的結果是貴族的讓步,更具代表性的立法機構平民大會被設立、具有否決權的護民官被選出。不過「大撤離」並沒有解決所有紛爭,在之後的數百年,羅馬政壇仍不斷在「群眾派」與「貴族派」的拉扯中度過。

羅馬的哲學中沒有柏拉圖的理想國,而以實際行動為基礎。這也影響了他們的政治,羅馬政治的架構不是推演出的理論,而是由實務中形成的「共和傳統」建立。「共和傳統」雖不一定成文,但被高度尊重,部分甚至被授予宗教的高度。例如為保護民眾利益所設立的「護民官」,其人身安全受到「聖物」的保護,只要傷害他們就相當於褻瀆神明。這使「共和傳統」具有強大的道德約束力。因此,羅馬的政治架構不用政治理論撐腰,卻能依靠人們對「共和傳統」的尊重運作。

「共和傳統」中最重要的就是非暴力的爭端解決方式。在大部分的希臘化王朝,政治衝突的解決方式是內戰、叛亂與暗殺。在這些地方,政治是個玩命的事業。與其相比,羅馬解決衝突的方式是談判與妥協。例如在「大撤離」的例子中,平民並沒有選擇暴亂,貴族也沒有選擇鎮壓,雙方和平的解決了爭端。因此,羅馬的政壇雖不乏密謀背叛,卻鮮少出現刀光劍影,更長期保持著軍隊不可進城的傳統。這樣的非暴力傳統,使群眾與貴族間的衝突始終不致撕裂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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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ath of Caesar|Photo Credit: Jean-Léon Gérôme Public Domain

不過隨著羅馬共和的不斷擴張,傳統逐漸與現實脫節。西元前122年,羅馬「群眾派」的政客格拉古斯兄弟以民眾對菁英的強烈剝奪感為後盾,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然而他們為了對抗掌控權力的貴族,以破壞憲政慣例的方式推動改革。但「貴族派」以暴力反撲,兩兄弟先後死於刀下,開啟了破壞傳統與暴力政治的先例。暴力的裂痕不斷擴大,最後在西元前27年屋大維掌皇帝實權時崩裂,正式結束了羅馬共和。從格拉古斯兄弟到共和結束,不過百年。爾後政治不再穩定,群眾與貴族的抗爭的武器不再是唇舌而是刀劍;禁衛軍憑著武力不斷干政-甚至曾出現皇位被拍賣的醜事。西羅馬帝國雖到西元476年才正式滅亡,但早在格拉古斯兄弟死去的那刻,羅馬的榮光就已蒙上揮之不去的陰影。

今天的民主,其實和兩千年前的帝國政體相差不遠

回到21世紀,我們今日所說的民主其實也是古典定義下三種制度的混和。我們的民主不是事事公投的直接民主,但被民意選出的政治菁英雖有一定獨斷權力,但也不能無視民意。二戰以來,自由式民主的良好運作讓人們有完美的錯覺。在1992年,日本學者福山甚至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宣稱自由式民主就是人類最後的政治制度。但近年國際極右、民粹主義的崛起以及1124的大選都讓我們看到,民主其實有多麼脆弱。

而在九合一選舉後,我們就能看到無數台灣與羅馬的可比之處。

我們面對異議的解決方式正在惡化,逐漸從理性論辯轉為煽動抹黑。對媒體等消息來源的不信任,使得對話的前提——對基本事實的共同認知——消失;「假新聞」、「下去領五百」與各種仇恨言論充斥著網路論壇,平和的討論則逐漸銷聲匿跡。我們看到人們總堅持自己站在正確的一方——不論是保守或進步——而從不思考自己可能是錯的可能。我們不再用論據駁倒言論,只是不斷跳針對方不認同的立場。這些現象都使我們愈來愈無法在社會中凝聚共識。

我們也不能把同溫層的責任丟給社交媒體演算法。同溫層是我們選擇的產物,每一次放棄溝通,每一次用取暖代替對話,都加厚了我們身邊的同溫層。如果我們失去凝聚共識的能力,公民社會就會形成一個個隔離的「粉紅泡泡」。而在缺乏共識的分裂社會,民主就只是多數暴力。羅馬的前例給了我們一個悲觀的預測:衝突總會被解決,無論和平或是暴力。

除了消弭衝突的能力,另一個類似的趨勢是:以民意崛起的非典型政治人物。從國外的川普到台灣的柯韓,這些政治人物以類似格拉古斯兄弟的模式崛起。同樣以對既有架構的不滿為後盾,他們都顯出了改變既有政治慣例的行為模式。我認為,由於當今民主與羅馬共和都是混合制度,並沒有凌駕一切的原則,不是事事都有明確規範,因此兩種政治都高度依賴對不成文的傳統來順暢運作。這使改變——即使立意良好——可能會對民主的運作產生無法預測的破壞。就像格拉古斯護民的主張雖然值得贊同,但他們推動改革的方式對憲政做出的破壞,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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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Reuters / TPG

雖然歷史總是令人絕望的不斷重複,我們也不該絕望。台灣民主跟羅馬共和還是有些本質性的差異,台灣社會上很多衝突並不若「貴族」與「平民」間的根本利益衝突,而是對相同目標的不同達成方式,因此還有對話的可能。而科技也可以成為民主的助力:在未來或許新技術可以創造新的信賴基礎,網路也許也能重回初衷,縮短人與人的距離。

最後,如果真正關心民主,我們該做的不是哀嘆「另一方」的愚笨,而是創造對話,接受自己錯誤的可能。然後試著為這個島嶼的未來,懷抱一絲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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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