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從次危機升級到全面核子戰爭的44級階梯

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從次危機升級到全面核子戰爭的44級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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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與最純粹的戰爭工具,特別是核彈相比,網路武器可謂隱匿而精確。但是這只是個假象。系統、設備和「事物」之間日益增加的連接,會產生骨牌效應。

文: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導向戰爭的四個因子:火花、背景條件、催化劑,和危機升級

進行戰爭想定時,分析師會使用一些美國林務局也熟悉的基本概念。只有一小部分的火災是由縱火犯造成,更常見的原因則是亂扔的菸蒂、未完全熄滅的營火、工業事故,以及閃電。幸運的是,無論是在森林或者國家之間的關係,大多數的火花並沒有燃成熊熊火焰。

背景條件(background conditions)通常決定了哪些火花會成為火焰。例如林務局在提醒露營與登山者小心火燭、「只有你可以防止森林火災」的同時,也會在長時間乾燥或高溫期間發布額外的警告,偶爾甚至會關閉高風險區域。此外,隨著狀況的日益惡化,它也會嚴格限制易燃化學品、丙烷罐和瓦斯罐的存放。

在今天的中美關係中,相關的背景條件從地理、歷史文化,延伸到每個政府從最近的軍事接觸中吸取到的教訓。與德國和英國不同,美國和中國位於地球的反面。中國戰略家注意到這一事實,有時會提醒美國人,目前美國和中國船隻在加勒比海地區意外碰撞的可能性很小。他們說,如果美國海軍留在自己的半球,在東海和南海表現得像中國在加勒比海一樣,那麼就沒有與中國船隻相撞的危險。此外,五角大廈的規劃者所謂的「距離的暴政」,也讓人懷疑美國能否在這些水域持續對抗中國。

雖然如此,在當下眾多的背景條件中,最首要的是中美兩國正在竭力扮演的崛起大國和統治大國之間的修昔底德症候群。事實上,有鑑於中國的百年國恥,特別是對日本侵略和占領期間施加的暴行的憤怒,這種症候群還因此變得更為尖銳。因此,日本與中國在東海諸島的爭端很可能一觸即發。如果安倍晉三首相或其繼任人的政府成功修改日本的和平主義憲法,並加強其軍事能力,包括為奪取爭議島嶼而準備的兩棲登陸能力,那麼中國也將不會坐視不理。

季辛吉在他的第一本書中寫道:「歷史」是「國家的記憶」。這種記憶會深刻作用於未來的國家決策。美國和中國的軍隊都承認,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陷入的五次重大戰爭中有四次失敗,或至少未能得勝。其中韓戰最多是平局,越戰輸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不太可能出現好轉,只有老布希總統在1991年迫使海珊的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戰爭,贏得了有目共睹的勝利。作為這一紀錄的反映,前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明確表示:「就像麥克阿瑟將軍曾叨念的,在我看來,未來任何建議總統再次將美國陸軍大舉送入亞洲、或中東,或非洲的國防部長,都應該『好好檢查一下自己的腦子』。」

近幾十年來,美國人,以及派遣美國軍隊參加戰爭的決策者,對於在戰鬥中失去美國人的生命也越來越不能容忍。這種傷亡規避的影響頗為嚴重,已使當前的軍事規劃人員排除了對士兵的風險較高的許多類別的行動;此外,政治人物也越來越少著眼於追求勝利,而越來越多的強調要保護部隊。中國領導人知道這一點,並將其納入他們的計劃。在非公開的對話中,有人笑說他們有數百萬單身男性準備為他們的國家而死。

像汽油一樣,催化劑可以將意外碰撞或第三方挑釁等小插曲,催化為全面戰爭。在各種催化劑中,克勞塞維茨指出了其中一種,並稱之為「戰爭之霧」(fog of war)。克勞塞維茨在其《戰爭論》中擴大了修昔底德對戰爭的見解,認為「戰爭是機運的擅場」(an affair of chances)。戰爭行動所依據的因素中,有四分之一被籠罩在或大或小的不確定性中。」這種深刻的不確定性,使得本來應該三思而後行的指揮官或決策者,採取魯莽大膽的行動。

1964年,北越軍艦在東京灣襲擊了情報蒐集驅逐艦《馬德克斯號》(USS Maddox);兩天後,美國情報部門聲稱該艦再次受到襲擊。在北越膽大妄為的刺激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領銜展開遊說工作,讓國會通過「東京灣決議案」(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事實上對北越宣戰。幾十年後,麥克納馬拉得知襲擊的報告是不正確的。就像麥克納馬拉所寫的,「最終,詹森總統是根據事實上並未發生的所謂第二次襲擊,批准轟炸行動。」一則錯誤的警報在使美國走上越戰的失敗道路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那種號稱能「震撼與威懾」敵人的破壞性武器的出現,使得戰爭的決策過程更加迷霧重重。依靠對指管通情系統的攻擊,包括瞄準在通訊上極為重要的通信衛星,敵人可能會癱瘓一個國家的軍事指揮系統。美軍在1991年「沙漠風暴」戰爭攻擊海珊政權時,牛刀小試了這項新技術,摧毀了海珊的情報系統,並削弱了他與伊拉克戰地指揮官之間的溝通聯繫。在此狀況下,一些飛行員指出,美軍飛機在攻擊那些停擺的部隊時,就像「在桶中射魚」一樣。

軍事策劃人員期望在任何美中衝突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反衛星武器,也是催化劑之一。作為科幻小說的長期主題,這類武器如今已成為生活中的事實。2007年中國成功摧毀了一顆氣象衛星,並定期以較不戲劇性的方式測試其反衛星能力。衛星幾乎在每一項美國軍事行動中都是重要的一環,包括對彈道飛彈發射的預警、提供畫面、天氣預報,到行動的計畫。全球定位衛星是所有精準導引飛彈得以「精準」的原因,也讓艦船、飛機和地面部隊知道他們在戰場上的位置。美國比任何競爭對手都更依賴這項技術;如果沒有它,總司令將不能傳達命令給地面上的小分隊,或者海上的船隻,還有在這當中的每一個人。這些反衛星武器的攻擊方式五花八門,既有依靠巨大物理動能實際摧毀目標,也有在太空軌道上灑滿垃圾,也有無聲無息使用雷射使衛星無法接送訊號、無法進行監控的。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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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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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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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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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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