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馬可孛羅的世界》:季辛吉在越戰有下流失算,但撤回50萬大軍並非易事

《重回馬可孛羅的世界》:季辛吉在越戰有下流失算,但撤回50萬大軍並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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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辛吉發現自己被自由派和保守派困住了;自由派分子基本上比較想投降而非談判;保守派分子對戰爭態度矛盾,他們相信和中國、蘇聯慎重談判無異於出賣。兩者的立場都不切實際,只有那些失勢的人會沉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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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1969年一月,季辛吉出任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並在1973年成了尼克森的國務卿。做為哈佛大學教授與「洛克菲勒共和黨人」,季辛吉備受反智的共和黨右派分子懷疑。(同時,民主黨淪入了實際上的半孤立主義,這個孤立主義很快就和喬治・麥戈文的「回家吧,美國」的口號連通一氣。)尼克森和季辛吉接手詹森總統留下的狀況,那就是大約有55萬軍力的一支美國部隊,以及他們的南越同盟(總計至少有100萬兵力),而這支部隊對峙著兵力不相上下的北越部隊與游擊隊。在大後方,示威遊行的人(多數來自美國經濟與教育菁英階層),正要求美國立刻就得撤出所有部隊。

有一些素有名望的美國抗議分子甚至造訪北越,公然和敵人相親相愛。共產黨員接著安慰性地保證河內願意妥協,以引誘這些外國支持者。1950年代晚期至1960年代初期,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當時正在協商讓法國從阿爾及利亞撤軍(參見季辛吉在《季辛吉越戰回憶錄》書中記載),而阿爾及利亞人知道如果他們不和戴高樂達成協議,他的繼任者就會更加難應付。可是北越打的算盤卻剛好相反,由於麥戈文主義(McGovernism)在民主黨內氣勢高漲,尼克森與季辛吉無疑是阻礙了美國人棄戰。因此,相較於戴高樂,尼克森和季辛吉的談判立場更難上加難。

季辛吉發現自己被自由派和保守派困住了;自由派分子基本上比較想投降而非談判;保守派分子對戰爭態度矛盾,他們相信和中國、蘇聯慎重談判無異於出賣。兩者的立場都不切實際,只有那些失勢的人會沉迷其中。

讓季辛吉更加棘手的狀況是當時奉為圭臬的假設:認為冷戰可能沒有盡頭,因此可能必須曖昧以對中國和蘇聯的政權。希特勒這個激烈的革命分子,已經血腥橫行了12個年頭。但是毛澤東和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掌權數十年手握黯淡沉重的鬥爭機器,其中毛澤東掌權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布里茲涅夫則超過半個世紀,兩者都未現滅亡之兆。當時季辛吉還在中國和蘇聯之間挑撥離間,又和蘇聯進行核武談判,有些保守派卻甚至聲稱,把共產中國和蘇聯視為合法國家,算不上背叛。相反地,借用巴麥尊子爵的話來說,是在一個受到熱核武威脅的年代裡,認可美國的「永恆長期的利益。」

面對自由派的投降棄戰、保守派背離現實和北越的無情,季辛吉的任務是要從越南撤軍,但不能背叛美國的南越盟友。這麼一來,季辛吉力求維持美國的強權威望,對於和中國與蘇聯斡旋時至關重要,對於處理中東和拉丁美洲諸國亦然。傑出的英國軍事史學家麥可・霍華德(Michael Howard)注意到,季辛吉所服膺的權力均衡社會思潮,代表著「樂觀美國的泛基督教主義」(眾多全球裁軍運動的源頭)和美國初期西部蠻荒的「戰爭文化」(近年來和小布希總統如影隨形)。這股社會思潮既不是憤世嫉俗也不是非道德的,更不是後冷戰世代夸夸而談的那一套。相反地,它代表著政治家永恆且發人深省的一個原則。

在兩年之內,尼克森和季辛吉縮減越南的兵力剩15萬6800名駐軍;最後一支地面作戰部隊在尼克森就職總統後三年半時也離開了。當年戴高樂從阿爾及利亞抽腿時,費時更久。(撤軍失利所引發的挫折,甚至會更快就導致兩種假設:其一是,想讓南越在1969年維持任何一種可被接受的型態似是不可能的事;其二是,北越一直以來都真心誠意在進行協商。當然,1969年過後戰爭仍持續未停,是尼克森和季辛吉永遠的原罪。)

根據美國保守派政治家,曾出任卡特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已故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的說法,用轟炸突襲柬埔寨(主要是襲擊充斥著北越軍隊堡壘,人口稀少且柬埔寨政府幾乎掌控不了的那些地區),最容易成功完成被媒體稱之為「祕密行動」的撤軍一舉;說是祕密,實則在執行過程19%的時間,人盡皆知。他寫道,初期之所以保密,是為了避免令柬埔寨王儲諾羅敦・施亞努(Prince Norodom Sihanouk)難堪,以及不想讓當時和北越的和平會談複雜化。

空襲北越也讓撤軍變得更容易。新保守派歷史學家維克多・漢森(Victor DavisHanson)這樣寫道:「大大奏效也無濫殺。」就像許多人批評尼克森與季辛吉後來聲稱的戰功,特別是1972年十二月的「聖誕大轟炸」,「只不過摧毀幾個重要設施,就能把共產黨員逼回到和平談判桌上。」漢森可能是新保守主義者,但他的論點絕對談不上是在對歷史做激進翻案;事實上,他只是複誦當時的新聞報導罷了。在「聖誕大轟炸」過後沒多久,《紐約時報》的馬爾科姆・布朗恩(Malcolm W. Browne)卻發現,「北越在政治宣傳裡誇大了損壞程度。」《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的記者彼得・沃德(Peter Ward)寫道:「地面上的證據,證實了沒有亂炸濫殺。雖然有數枚炸彈很明顯地射進了百姓的住宅區,可是,相較於經挑選過的目標而言,那些地區的損壞很小。」

許多人照例譴責對北越的轟炸、入侵柬埔寨與其他等等出賣行動,在某些案例裡,他們的怒火中燒,是無視於讓美國在越戰陷入進退維谷的真相與事情的來龍去脈。

尼克森和季辛吉所推動的撤軍行動,儘管比戴高樂從阿爾及利亞撤軍來得迅速,仍夠平緩得足以保住全部美國人的顏面,保住美國的國際地位,使得總統與國務卿得以和中國進行歷史性的調停,使中國提供邊境戰略武力協定,做為抵禦蘇聯的必要抗衡。換言之,1970年時,尼克森與季辛吉對蘇聯造成的威脅,防範了敘利亞坦克進犯深入約旦並推翻海珊國王。在當年那個失敗主義掛帥的時代,季辛吉的即興表現,也會令巴麥尊子爵望塵莫及。

誠然,季辛吉的所作所為充斥著下流的戰術失算——犯錯連連引來整個自由派著書撻伐。可是,認為尼克森當局應該要能在1969年短短數月內,從越南撤出超過50萬美軍,這樣的想法問題重重,尤其是當你考慮到之後更小規模且更平緩地從波士尼亞、伊朗和阿富汗撤軍,對軍事將領們所造成的複雜性。(而且美國突然全面背叛長期盟邦,會引發東南亞以外的外交與戰略餘波盪漾,那樣做會棄此餘波盪漾於不顧。)

縱然北越在1970年入侵了柬埔寨,美國國會在1971至1974年間對推翻施亞努國王的龍諾刪減了可觀的援助,並禁止美國空軍協助龍諾對抗「赤柬」(Khmer Rouge)。未來的歷史學家們將會認為,比起尼克森在那六年前砲轟人煙稀少的柬埔寨地區,那些行動更助長了1975年赤柬占領柬埔寨。

1975年四月,當西貢淪入了共產黨手中時,正是民主黨人的美國國會猛烈刪掉對南越的援助之後。雖然,即使國會沒有嚴厲刪除對南越的援助,南越政權也可能難以為繼,但是,我們應該回想一下,那次悍然抽手並非只是陷南越於絕望,它同時也受水門事件的後果波及;在水門事件裡,尼克森被摘除了自己在國會裡的影響力,並嚴重拖累了傑拉德・福特(Gerald Ford)繼任時的政府行政力。季辛吉在《季辛吉越戰回憶錄》裡所敘述的,歷久彌新值得記取:

我們誰也無法想像,預料中一面倒的選舉大勝(1972年尼克森的勝選),會選出一個衰敗的總統。我們都相信,我們是在努力實踐一份協議,這份協議受到我們的南越盟友支持,在美國協助下竭盡全力對抗侵略。抗議人是可以用一個畸形社會的過分言論來批評越南,可是當我的同僚們和我一想到越南,卻是關乎犧牲奉獻的男男女女(包含士兵和外交官員),他們在那裡奮戰掙扎;也關乎我們的越南同事們,他們現在遭到當面指責,命運未卜卻肯定痛苦萬分。

這些美國人始終真誠相信著,他們是在捍衛自由,在凶險萬分的叢林和遙遠的水稻田裡,對抗凶殘的敵人。受到媒體的誹謗、國會的攻擊,還有抗議活動的冷嘲熱諷,他們還一直支持著美國的理想主義傳統,甘冒生命危險,浪擲青春在一場由美國領導階層發起,之後遭到遺棄,最後又加以鄙視的鬥爭。

季辛吉的外交成就遠遠超出了東南亞的範圍。在1973至1975年間,繼出仕尼克森後出仕於福特,季辛吉操控「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變成有利於美國的一場僵局,之後在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對手之間,居中安排了數次和談達成武力分散的目的。那些交易使華府當局得以和埃及和敘利亞,恢復了自1967年「六日戰爭」(Six-Day War,亦即第三次中東戰爭)以來首度的外交關係。這些協議同時也為1979年以埃和平條約奠定基礎,並有助於穩定以色列和敘利亞之間的一個權宜之計,直到21世紀初均能相安無事。

在1973年秋天,由於智利陷入動亂,薩爾瓦多・阿葉德在任時的無政府狀態和統治無方,導致對滲透的蘇聯毫不設防,尼克森和季辛吉鼓吹奧古斯圖・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武力叛變,數千無辜民眾因而死於非命。他們的無情道德邏輯就是,右派政權不論什麼形式,最後都比任何一種型態的左派政權,對智利和拉丁美洲更好,也會最有利於美國的利益。他們是對的,雖然是以難以忍受的代價換取而來。

就在拉丁美洲其餘大多數地區對社會主義的實驗還在優柔寡斷之際,皮諾契特執政的前七年裡,智利的國營企業從500家銳減至25家,這一大改變促使創造出超過一百萬個工作機會,並將窮人比例從大約三分之一降低到十分之一。嬰兒的死亡率也銳減,從78‰降低到18‰。智利的社會與經濟奇蹟成了開發中國家的範例,而且在前共產世界裡成了特例。當然,經濟與社會的數字都未獲證實,在一千多所青少年感化中心裡,幾乎長達20年有系統的嚴刑拷打盛行,數萬人成了犧牲品。

然而,歷史真相不是吹噓一些禁不起歷史與哲學來龍去脈考驗的醜陋事實,而是大量調查的新聞工作。歷史真相是建立在與其他時代,以及和世界的其他國度不斷做比較之下。因此,比對福特與卡特當局對非洲好望角,尤其是在衣索匹亞的紀錄,格外有用。衣索匹亞在1970年代時,人口數比皮諾契特直證實的智利,多出了三倍。

在最後數年裡,季辛吉已經無法出訪許多念茲在茲的國家,而這些都是拉丁美洲國家,曾因他和美國簽署過條約。但在那些同樣的國家裡,卡特總統卻被視為聖人。讓我們想想在衣索匹亞的例子裡,把卡特和季辛吉的道德觀拿來比一比。衣索匹亞,就像安哥拉、尼加拉瓜和阿富汗一樣,都是骨牌效應裡的一員,在西貢淪陷後的數月和數年間,變得愈來愈不穩定,接著就覆亡了,這點部分見證了反戰抗議分子的另一則越戰神話——他們說不會有骨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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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重回馬可孛羅的世界:戰爭、策略與二十一世紀的歐亞大陸新變局》,馬可孛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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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譯者:王約

在歐盟各國日益弱化消失、亞洲各國經濟快速崛起的當下
世界將重回歐亞大陸一統無邊界的「馬可孛羅世界」!

全球百大思想家、國際權威級地緣政治專家,《西進的帝國》《歐洲暗影》《世界的盡頭》《地理的復仇》《南中國海》等書作者,羅柏・卡普蘭2018年最新著作,精準預言21世紀世界全新局勢

20世紀初,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曾提出所謂「世界島」(World-Island)理論,他預言未來的世界將分為兩塊區域,一塊是由歐、亞、非等大陸所組成,是全球陸地最大、人口最多、重要性最高的陸塊,稱之為「世界島」;在其周圍的是相對孤立的陸塊,包含美洲、澳洲、菲律賓、印尼、日本和不列顛群島等等。在當時麥金德就曾呼籲世人不應將歐亞非分割來看待,而如今他的理論已在21世紀實現。

13世紀時的威尼斯商人馬可孛羅曾走過絲路,他看到的絲路是一條複雜、凶險、混亂、國家與民族界線不明、看似一統卻又充滿分歧的世界,而這恰足以定義當今歐亞大陸的形勢。本書作者認為新時代的關鍵不是在海上,也不是在解構了的西方,而是在這片廣大古老無邊際的歐亞大陸上,這塊馬可孛羅曾走過的世界。

重回馬可孛羅的世界
Photo Credit:馬可孛羅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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