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自信的「湖南民族主義」,為何救不了近代中國?

充滿自信的「湖南民族主義」,為何救不了近代中國?
Photo Credit:Wu Youru@Wiki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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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近代湖南人實際上將「本省擺第一位」,而將「帝國擺第二位」。比如,譚嗣同的老師劉人熙認為,實際上有兩個國家,一是湖南,一是湖南以外的中國——即當時的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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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代史上,反清革命領袖中有一半是湖南人,同盟會中湖南籍成員最多。湖南人黃興和宋教仁的地位和貢獻比廣東人孫文更重要,只是因為他們的謙卑和退讓,才讓孫文成了所謂的「國父」。而中國共產黨第一屆政治局的成員有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毛澤東及其副手劉少奇都是湖南人。清末以來,湖南所產生的改革者、軍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國諸省之冠。

然而,史學研究卻鮮少對湖南進行連貫性的探討,湖南一直被不公正地當作一個極端保守、落後的內地省份。美國學者裴士鋒(Stephen R. Platt)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一書,一改此前學界的定論——中國的現代化是首都與通商口岸啟迪內陸,他反其道而行之,以湖南為中心,探討湖南在內部進行的思想突破與教育改革如何牽動中國近代史的走向。裴士鋒是已故美國學者、中國史研究大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的得意弟子,他從老師那裡繼承來生花妙筆,將原本可能枯燥無味的史學著作寫得如同偵探小說般一波三折、引人入勝,讓那些此前提起湖南來只知道「湖南餐館」的西方讀者也讀得津津有味。

《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一書從追溯王夫之的思想遺產開始,梳理了上下80年、縱橫三代的湖南學者暨行動主義者的思想脈絡,從曾國藩到魏源,從譚嗣同到黃興,一波波的改革和革命運動,直到1920年代毛澤東發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農村暴動達到最高潮。與顧炎武、黃宗羲併稱為三大啓蒙思想家的湖南人王夫之,一生以明朝遺民自居,不僅是明末清初反清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和漢族或華族民族主義思想的肇始者,更是一位大膽改革傳統儒學的前衛思想家——王夫之對過去500年來「定於一尊」的宋明理學中「存天理,滅人慾」觀念的否定和批判,幾乎如同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喀爾文(John Calvin)對天主教教義的否定和批判那樣影響深遠。當年,我在北大求學時,曾被王夫之的思想深深吸引,省吃儉用購買了一整套、可以擺滿一格書架的《船山全書》,並花了幾個月時間埋頭苦讀。

1937年初冬,七零八落的紅軍殘部,經過所謂「萬里長征」,在貧瘠的西北黃土高原上找到一處容身之地。在這最困難的時刻,正是人該求助書籍的時刻。於是,毛澤東拿起筆,擬了一封信給他當年在湖南第一師範的老師——這時正在長沙的徐特立,請徐特立盡可能尋找王夫之的著作送到延安。此時,毛澤東最渴望讀到的不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而是王夫之的著作,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毛澤東說:「西方有一個黑格爾,東方有一個王船山。」王船山能帶給毛澤東什麽錦囊妙計呢?

75年前,另一位儒家將領也寫信提出類似要求:1862年8月,曾國荃在南京被50萬太平軍包圍、危在旦夕,其兄長曾國藩在前線日理萬機之餘,寫信給湖南大儒歐陽兆熊,委託其刊印王夫之的著作。重刊《船山全書》的計劃,居然發生在這場奪走三千多萬人生命的、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的高潮,且勝負未定之際,正戲劇性地說明在曾國藩和湘軍官兵心中,王夫之的著作具有何其重要的地位——即便王夫之的反清思想明明可見,一生謹慎的曾國藩也沒有擔心由此引發朝廷的猜忌。

更為戲劇性的是,重新出版和流傳的《船山全書》,在此後數十年裡,成為晚清反滿革命的催化劑,正如梁啓超所說:「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譚嗣同、黃興亦都受他的影響。清末民初之際,知識階級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並且有許多青年,作很熱心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久而愈昌了。」無論是維新變法一代的譚嗣同、唐才常,還是辛亥革命一代的陳天華、黃興、宋教仁,以及共產革命一代的毛澤東、羅章龍,都從《船山全書》中汲取反叛的思想資源,以顛覆「本朝」為志向,這或許是曾國藩始料未及的結果吧。

一生懷抱幾曾開:郭嵩燾及其眼中「醜陋的湖南人」

郭嵩燾參與了《船山全書》的刊印,而郭嵩燾本人的洋務、歐化思想亦啓發了以後幾代的湖南後學。學者鐘叔河編輯郭嵩燾的《倫敦巴黎日記》時說過,郭嵩燾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已經突破「辦洋務」的水準,率先創議「循習西方政教」,成為末世士大夫中最早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人物。可惜,由於環境所限,郭嵩燾未能成為日本明治維新先驅福澤諭吉那樣的人物,在守舊派的壓抑和打擊下鬱鬱而終——他的敵人,大半都是湖南鄉親。

在郭嵩燾擔任駐倫敦公使期間,有一次英國人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來訪,兩人談起俄羅斯土耳其戰事。威妥瑪說,我在中國很久,知道中國的情形與土國差不多。郭說,中國有勝於土耳其者,也有不及者。勝之者,在以禮自處,無勝人之心,不喜黷武。若從「仿行西洋兵制,設立議政院」言之,則中國不及土耳其。說中國政治制度不及英國,已有人罵他是漢奸,又說中國有不及土耳其者,那該罵他什麼好呢?

威妥瑪說,中國若能內修,則無懼強敵,不內修,則東西兩洋皆將為敵。又說,中國有地利、有人才,就是沒有好政治,所以不能發揮作用。購買西洋幾尊大炮,幾支小槍,修造幾處炮臺,於事無補。何況近年才知有外交,尚蒙昧不知有內政,於百姓民生一切,還是不管不問,如此國家豈能自立?

郭嵩燾說,中國說的人多,做的人少,做的人被說的人折磨。果然,他很快被調回國閑置,著述也被朝廷下旨毀禁。倔強的郭嵩燾親自動手把「鄉里士大夫群據以為罪言者」編成一本書,叫《罪言存略》,送給「一二至好」,希望「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為此不計「區區世俗之毀譽。」他引用明朝首輔張居正的話說,「願身化為稿薦,任人溲溺其上,終教人憑以安寢而已。」這種擇善固執的精神,與王夫之一脈相承:王夫之晚年在石船山麓築草堂而居,「棲伏林谷,隨地托跡」,「安之若素,終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勵,潛心著述」,並自題堂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

晚年的郭嵩燾陷入與湖南鄉親之間的思想之戰、觀念之戰。湖南人罵他「事鬼」(洋人即「鬼子」),他對抱殘守缺的湖南人滿懷憤恨。裴士鋒指出:「在湖南人眼中,他代表了外面世界令他們鄙視之所有事物的化身,而在他眼中,湖南人則代表了中國所有弊病的集大成。」郭嵩燾曾在一怒之下宣布,「即令聖賢生於其間,非漸摩滌蕩數十百年之久,殆難與化此積習也。」他也毫不留情地譴責說,當世的湖南人是全中國最傲慢、不忠、最腐化、無知的人群。他嚴正地表示,他們「囂」、「滑」、「無理」、「相與毀滅其室以為快」,他們「用其鼠目寸光,谿壑褊小之心,而傲然自以為忠孝,慢上無禮,漠不為恥。」他對湖南的批判,足以編成一本名為《醜陋的湖南人》的書。

郭嵩燾是一個驕傲的人。用學者孟澤的話來說,郭嵩燾的驕傲,正是一種基於思想觀念上的驕傲,有著此種「先知」般思想觀念的人,除非出落成為純粹的哲學家、宗教家,否則很難容忍周圍的「蒙昧」。郭嵩燾對於自己「勇於任事而輕於信人」、「嫉惡太深而立言太峻」以至「一事乖方便錐心自激」的「質性之隘」,所見分明。但是,因為關乎「是非」,關乎「家國大局」,他雖屢屢告誡自己,卻無法「吃一塹長一智」,讓自己圓通起來——這也恰恰是湖南人的「騾子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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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Photo Credit:Unknown@Wiki Public Domain
與「中國民族主義」犬牙交錯的「湖南民族主義」

1854年,太平軍佔領湘潭城時,找到《船山遺書》的雕版並將其搗毀,這種做法與投入鉅資刊印《船山全書》的曾國藩、曾國荃、郭嵩燾形成強烈對比。這場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於戰場上的廝殺,也取決於文化權力和意識形態的爭奪,在此意義上,從太平軍搗毀《船山遺書》的那一年起,其事業就注定了會走向失敗。

在王夫之那裡,未必有成形的「湖南民族主義」,卻有強烈的「湘人」本土意識,這一點對後世湖南人影響深遠。裴士鋒指出,近代湖南人實際上有著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自信,他們自視「湖南人獨一無二且有別於其他中國;湖南的學校和學者組成的協會同心協力,乃是落實湖南本地共有文化的關鍵;湖南注定要負起啟蒙中國之責;湖南人為王夫之的後代,因而注定要履行他「不服當道、踐實履行的遺風。」湖南人的排外,有反西方的一面,更有反對中央(北京)干預的一面。

裴士鋒由此提出「湖南人的民族主義」這個新的概念。他所謂的「民族主義」兼具兩種流傳於湖南的想法:第一個想法認為,湖南人是一個自成一格的群體,共同有著與中國他省人迥然有別的特色;第二個想法認為,湖南人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歷史命運。那是一種時強時弱的民族主義,弱時主張湖南人負有引領中國其他人步入未來的天命,強時則主張湖南人該擺脫中國的束縛,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兩種想法並非黑白分明,有時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

裴士鋒這種解構「大一統的天下觀」的思路,與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一書中的主張有著某種暗合之處。文化、權力、民族國家,是貫穿杜贊奇學術研究的關鍵詞,他始終在探索這樣的問題:現代國家如何構造新的文化?如何從歷史的極權話語里找回被壓抑者的聲音,以及民間團體如何「抵抗」來自上面的「攻擊」?裴士鋒與杜贊奇一樣,廣泛而深刻地質疑那種習以為常的、線性的「民族國家敘事」,而試圖在此種「壓迫性」的敘事當中打開一個缺口,安置和尋找所謂的「複線歷史」。

「複線的歷史」又與俄國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複調小說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巴赫金於《杜斯妥也夫斯基詩學問題》一書中提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互不相融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了真正的「複調」。「複調小說」是一種全新的小說,多聲部、全面對話的小說,突破獨白型(單旋律),使小說減弱了由作家全知全能式安排的封閉性,呈現出開放性。同樣,在裴士鋒所撰寫的「複線歷史」或「複調歷史」中,存在著與「中華民族主義」對立、衝突、融合、交錯的「湖南民族主義」。

在本書中,讀者會詫異地發現,與此前耳熟能詳的說法和理所當然的觀念不同,有如此之多的、確鑿無誤的史料可以說明,不少近代湖南人實際上將「本省擺第一位」,而將「帝國擺第二位」。比如,譚嗣同的老師劉人熙認為,實際上有兩個國家,一是湖南,一是湖南以外的中國——即當時的中華民國。當中華民國的總統袁世凱倒行逆施之際,湖南當然可以從中國獨立出去。他堅信,如果湖南與中國有同樣的方向和目標,特別是如果由湖南人領導中國的話,將會有另一個極盛時代,兩國將緊密結合,難以區分。但當兩者利益相牴時,一如過去兩者多次利益衝突時,就只有三種可能:湖南脫離中國;讓湖南繼續在中國壓迫下受苦,或者湖南人挺身而起、迫使中國採行符合湖南需求的形式。

被遮蔽與遺忘的湖南人:楊毓麟與彭璜

那麽,湖南人實踐了其中的哪種可能性,或者說,湖南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梁啓超認為,湖南可扮演中國的摩薩藩的角色,摩薩藩是日本明治維新的萌生之地,梁啓超寄希望於湖南扮演「逼中國進入現代世界之省份的角色。」而梁啓超的學生、護國運動的軍事領袖蔡鍔更進一步,他認為湖南雖然地處內陸,卻可以成為中國「歐化」之先鋒,「湖南者,亦猶羅馬之英法,可謂能有新機耳。特湖南省也,英法國也,同異之間,如是而已。」

更有趣的是,後來洪憲帝制期間「落水」、充當「籌安會」主角的名士楊度,在其青春年少、風華正茂時,曾發表過一篇慷慨激昂的《湖南少年歌》:「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憑茲百戰英雄氣,先救湖南後中國。」

楊度的自我背叛與毛澤東很相似——早年的自由思想很快燒成了灰燼。更有甚者,在湖南的近代思想史上,因中華大一統壓倒湖南獨立,很多至異端思想者成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裴士鋒在本書中發掘出兩位不為後人所知的思想者:其一是楊毓麟。楊在維新變法時代曾與梁啓超一起任教於時務學堂,後改名楊守任,任職於京師大學堂譯學館。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考察西方憲政制,他是隨員之一。革命者吳樾用炸彈暗殺五大臣,楊毓麟險些喪命——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本人此前是革命者,吳樾製造炸彈的技術是跟他學的。楊毓麟寫過一本名為《新湖南》的小冊子,以「湖南之湖南人」為筆名發表,此筆名暗示了貫穿全文的口號「湖南人之湖南」。他斷言:「是書論湖南之形勢與湖南人之特質,發揮民族主義,寓地方獨立之意。」後來,楊赴英國留學,1911年聽到老朋友黃興死於黃花崗起義的謠言,憂憤之下,走入利物浦灣寒冷的大西洋海水中自殺,一如當年的屈原。

另一位是湖南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者和革命青年彭璜。彭璜曾與毛澤東是形影不離的朋友,與毛澤東同為中國共產黨湖南支部的先驅。與毛澤東失和之後,彭璜於1921年離奇死亡,有人說是因精神失常而在長沙失蹤,從此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彭璜與毛澤東的根本分岐在於:他認為,即便掀起一場布爾什維克革命,也是一場湖南的「在地」革命,地方自治和地方自決是其不可放棄的理想。而毛澤東早已背叛了當初對湖南獨立的鼓吹,走向有著一體化結構的、受蘇俄操縱的共產黨組織。用裴士鋒的話來說就是,兩人的分岐是難以調和的:「中國共產黨由上而下的結構與地方共產黨行動主義的自主性之間的這一衝突,誠如在湖南所見,意味著得在湖南長久以來的自主行動主義傳統和向國際運動宣誓效忠之間做一選擇。」於是,作為毛澤東的擋路石的彭璜,就難逃一死了。

楊毓麟和彭璜的身體及思想的消失,意味著「以中國為導向的民族主義裡,沒有一省之草根民族主義的容身之地,所以在政治上將湖南整合進中華民國以及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程,使湖南人的故事也被納入永恆中國民族的更大敘述之中,湖南人只有在推動中國前進的步伐上有所助益時,才可見到他們的故事。」

然而,湖南的故事,不應當僅僅是毛澤東、彭德懷們的故事。湖南的民族主義者們和決絕的反抗者們,應當在歷史和現實中佔有一席之地——比如,流亡天涯的湖南學者楊小凱和何清漣,都在某種程度上呼應著王夫之和郭嵩燾們的吶喊,他們的聲音值得我們傾聽。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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