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平權不是輸給民主機制,而是輸在人類的情感不成熟與反民主

婚姻平權不是輸給民主機制,而是輸在人類的情感不成熟與反民主
Photo credit: 婚姻平權大平台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為了社會的成熟以走向真正的民主,挺同、反同、立場不定者及執政黨,都應讓看見現實那20%的成熟個體,盡力提供完善的民生與民心的教育及協助。

文:蘇俊濠(臺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臉書專頁「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作者)

11月24日的公投中最引發社會爭論的同性婚姻與性平教育議題,在結果出爐一個禮拜後,反同方高呼著「民主的勝利」,而同志團體則在「以民主之名的歧視陰鬱」下一再檢討或反檢討。而更多的討論,是思考反同方到底是如何獲取壓倒性的支持票數,如比文宣、家長心態、恐懼等。不過,絕少數人想過,問題的根源可能是一道心理學的問題,而壟罩其中的臺灣社會,又應該怎樣走下去。

「民主」背後的心理意義:個體的情感成熟

你可能在疑惑「民主與公投」這些詞彙與心理學的關連到底是什麼呢?這不是政治學或社會學的範疇嗎?英國已故的著名兒科醫師和精神分析師Donald Winnicott(唐諾・溫尼考特)從人們使用這些詞彙時的潛在想法或意義出發,以心理學的角度指出——民主社會是「成熟」(mature)的,這正是健康個體所擁有的成熟特性。為此,民主能被定義為「良好地適應其健康個體的社會」。意即,精神健康(psychiatric health)與民主的成熟是彼此緊扣的。

過去人們把民主想像成一種「智力」,正如我們常聽說投票結果反映著「民智」,誰當選則代表「民智」低下或合格。終究,民主被當作「智力」的結果,彷彿智商高的人自然會作出「民主的行動」。但Winnicott指出,民主的路途,只有依靠足夠比例、足夠成熟的「情感發展」(emotional development)的個體,才能實現,以朝向更成熟的民主結構發展。

現在,先讓我們簡單地按成熟的程度,將社會的個體分為四類:

  1. 反社會者(anti-socials):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個體。
  2. 親社會但反個體者(pro-society but anti-individual):以不成熟的傾向與權威作認同,以對抗內在的不安全感。由於他們空有形式地反對個體,故亦可稱作「隱藏的反社會者(hidden anti-socials)」。他們易於被社會學上那些同樣不成熟的領導所牽動,以組成反個體的、分裂的群體。
  3. 能貢獻社會的健康者(healthy individuals capable of social contribution):情感足夠成熟與健康的個體,能一邊面對內在衝突,同時認清現實世界的衝突,且整個民主的重擔都落在他們身上。
  4. 立場不確定者(Indeterminates):在足夠的影響下,會根據個人特性而偏向成熟或反個體的群體。

既然民主與精神健康有關,那為了瞭解一個社會的民主成熟程度,就得算出成熟個體的比例。Winnicott根據上述四個分類提出這公式:

  • 反社會者:X%
  • 立場不確定者:Y%
  • 親社會但反個體者:Z%
  • 能貢獻社會的健康者:100-(X+Y+Z)%
  • 以上總計:100%

臺灣家庭不足的成熟個體

這公式的重點在於,能貢獻社會的健康者的比例。Winnicott認為,要是社會有30%的成熟個體,就有20%的立場不確定者會因為被影響而被算作成熟,合計就有50%(這是一個社會能夠成熟地民主運作的基本,因為我們仍以「過半數」的邏輯思考)。但要是社會只有20%的成熟個體,能被影響的立場不確定者就會大幅減少,可能剩不到10%,即總數頂多有30%的個體能達到民主要求的成熟。剛好,這就是公投的結果!

就下一代幸福聯盟所提出的三項公投案來看(婚姻限一男一女、反對同志教育、同性專法),同意與不同意的得票比率大概是7:3。相對地,挺同的兩項(同婚入民法、完整性平教育),同意與不同意平均比率亦是3:7。

為此,既然同志團體認為後者是一種社會「成熟」與「情感」的進步,那就讓我們不甚精確地算算數學吧!一般研究指出同性戀者大約佔臺灣社會5%,現在極理想地假設他們都是選民,且就兩項挺同案投下同意票,所以30%-5%=25%非同性戀的支持者,而當中有10%其實是立場不確定者。那麼,就得出在傳統家庭長大的,只有15%是完全合符民主要求的(非同性戀)成熟個體。換言之,藉由這次公投,可以瞥見在臺灣傳統家庭長大的小孩,每17個,就有14個屬於心理學上的情感發展不成熟或精神健康不足。(成熟比上不成熟等同3:14)

越公投,越獨裁!而且是偽裝的獨裁!

20%的成熟個體,顯然無法與明顯/隱藏反社會者,與因軟弱或恐懼而被拉攏的立場不確定者對抗。更可怕的是,社會接下來將泛起「反民主傾向」,即一股以對民主的狂熱支持來偽裝的獨裁傾向。這種親社會但反個體的現象,已經在公投後在11月27日宣布組黨的「合一行動聯盟」(其決意取得2020年立法委員選舉越過二分之一的席次)主張「讓神掌權在立法院」中彰顯出來:他們的神,是獨裁的,且由他們來執行。

由此可見,在心理意義上,公投與民主毫不相干。所以Winnicott才直言:

「對特殊問題的投票,是與「民主」及其相關的任何事物都相差極遠的。「公投」,幾乎沒有成熟可言」(Much further removed from anything associated with the word democracy is the ballot on a specific point. There is little of maturity about a referendum.)

公投與民主不相干,是因為這些問題本身就是不公正的!正如投了同意以專法來保障同性伴侶權益的人士,在事後亦可以隨意反悔,正如護家盟秘書長張守一就在公投後立即表示,會反對盟友下福盟提出的第12案,並設法阻止未來執政黨為同性關係立法。這就凸顯了在投票中選擇「愛家」的人與實際執行「愛家」行為的人,兩者毫無瓜葛。為此,理應重申:公投與民主沒有任何關係!若真的要檢討,那我們發現,同志不是輸給民主機制,而是人類的情感不成熟、反民主。

為了培養民主,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無法強加民主制度在一個以不成熟個體為主的國家之上,因為結果只會淪為反民主的公投鬧劇。我們必須先轉向那[100-(X+Y+Z)]%的能貢獻社會的健康者,看見他們從嬰孩至成人的成長過程中,父母或家庭環境為他們所做並促使情感成熟的事,這些事是後天難以、或只能以心理治療來增加的先天民主因素(innate democratic factors)。

民主,源於人類本性,是一種從家庭中發展的先天傾向。良好的普通家庭,足夠好地為先天民主因素創造並提供唯一的環境。為此,面對14/17的不成熟個體,政府必須給予父母幫助,從預防各種生理疾病的科學知識、護理的指導、教養的指引、到孩子出現心理或行為問題時的協助,或父母在困境中(如離異、單親、家暴、無法照顧小孩、生病等)時亦然。這樣,當他們能夠運作起一個良好的普通家庭,民主要求的「情感成熟」就會萌芽。正如Winnicott說:

「社群裡天生的民主因素,是源於普通良好家庭的運作」(The innate democratic factor in a community derives from the working of the ordinary good home.)

也許聰明的讀者已經注意到筆者前述刻意未明言「成熟」為何,仍因為我認為要來到家庭的成長環境中,才能凸顯「成熟」指涉的情感重要性:個體的情感發展,是從對客體(父母)的絕對依賴(absolute dependence),到朝向獨立(facing interdependence)的成熟過程。他在情感上能逐漸迎接複雜與陌生的世界,擴大生活圈,走出舒適圈,並與民主社會的價值作認同。也就是說,成熟者能在情感上處理與父母(或神)的異議,踏上一段永遠在爭議與辯證的獨立之途。反之,父母若能培養出成熟的小孩,就必須接受小孩將不再全然依賴他們及其價值,走向一個與前一個世代不同的世界,一個被情感成熟所定義的民主世界。

「可選擇及有價值的行動,不論人數得多少,就是去支持情感成熟的個體,並讓時間來做餘下的事」。讓臺灣人驕傲的,不正是民主價值嗎?記得民主的社會能良好地適應健康的個體,為此,為了社會的成熟以走向真正的民主,挺同、反同、立場不定者及執政黨,都應讓看見現實那20%的成熟個體,盡力提供完善的民生與民心的教育及協助。而同志所追求的理想價值,也許就讓普通良好家庭能運作起來後的時間來完成吧,因為今天的公投,正正是臺灣家庭中情感發展失敗的折射。

延伸閱讀

參考資料

  • Winnicott, D. W. (1950). Some thoughts o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democracy. In The family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p. 228-250).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1963). From dependence towards independ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pp. 83-92). London: Hogarth.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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