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精神》:引導世界改變的「公民」──萊比錫奇蹟、天鵝絨革命與電阻青年運動

《街頭精神》:引導世界改變的「公民」──萊比錫奇蹟、天鵝絨革命與電阻青年運動
萊比錫的「週一示威」,照片攝於1989年10月16日。|Photo Credit: German Federal Archives CC-BY-SA 3.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促成柏林圍牆倒塌的示威遊行「萊比錫事件」,成為了一種象徵:安靜無聲卻又無法遏止的力量,撼動著顯然無法動搖的對象,同時也為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理論提供了現實例證。爾後類似的抗爭,還有捷克的「天鵝絨革命」和塞爾維亞的知名青年運「Ot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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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斯蒂夫・克羅修(Steve Crawshaw)

普遍來說,政治領導人大多不願相信「公民」是引導世界上重大改變的主要角色。

當我在1989年夏秋之際漫遊東歐時,震驚地發現不論西方政治家或是共產主義統治者,都具有一個共通性:兩方都完全無法想像,賴以為生的要素居然可能改變。最重要的是,他們相信真正的改變只能來自像他們這樣有權力的執政者;其中,同時也最明顯的例子,就來自克里姆林宮。

柏林圍牆──冷戰中醜陋卻也最顯著的標誌,將歐洲分割為二,並被視為需要協商、但非移除的阻礙象徵。美國雷根總統(President Reagan)在1987年曾號召蘇聯改革政治家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一同「拆毀這道牆」,戈巴契夫剛在兩年前被任命為蘇聯領導人。然而,這只是一個政治口號,而不是為了改變而準備的處方籤。無論是雷根或是戈巴契夫,都不期望柏林圍牆真的倒下。

但是在東德,一如在波蘭,民眾的勇氣讓「不可能」轉變為大勢所趨。在1989的夏季及秋季,成千上萬的人民藉由新開放的匈牙利邊境,如潮水般湧出東德,大量的人民移出讓東德政府必須面對一系列問題。然而,最大的壓力並不是來自於那些離開者,而是留下來的人。

以這樣的角度而言,某一天終究會成為轉捩點。1989年10月9日傍晚,在南方的城市萊比錫,我便目睹了一連串非比尋常的事件──或者,該說是一連串非比尋常的「無事件」。事實上,那天最與眾不同的劇碼,就只由一件事構成:沒有事發生。

這一系列事件都在當權者的威脅之下進行。東德統治者希望阻止在萊比錫日漸增加的每週抗議,他們以公開的警告宣示了他們的計畫──當地報社收到了一封信,表達了當權者停止「反革命行動」(或者應稱之為和平抗議)的企圖:如果需要的話,「我們的手上將拿著武器」,這必定會發生。東德政府曾公開讚揚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鎮壓,而天安門事件發生不過僅僅四個月,因此,他們試圖在警告中表達的威脅意味,是再清楚不過了。

10月9日之前,當權者已讓萊比錫陷入一級警戒。在東柏林的國外新聞工作者被禁止進入萊比錫(原本,記者是為了參與東德引以為傲的40周年國慶,戈巴契夫也將出席);而早已抵達萊比錫的記者們,也被東德的祕密警察「史塔西」驅逐。槍火彈藥已經上膛,醫院的病房也已清空,所有的安排似乎都是為了結束抗爭。在傍晚的抗議開始前,我在一個巷弄裡,就看到十六輛滿載著武裝民兵部隊的卡車。

我們之中,有兩千人擠進了中世紀就興建的聖尼古拉教堂,教堂外更是集結了數以萬計的人們,大家都是為了禱告、祈求抗爭的和平。教堂內外,高喊著「我們是人民」的聲音迴盪在高聳的哥德式窗戶之間。

在那個傍晚,每一位參與示威遊行的民眾都知道他們正冒著生命危險。那天稍早,我甚至看見一位抗爭領袖試圖阻止他的女兒加入遊行。在當局充滿暗示的威脅下,這位領袖認為自己是被允許接受死亡的,但他的女兒不是。我在主廣場旁發現了一條小巷道,在掃射開始時,我想那會是一個安全的藏身之處,但即使如此,我的恐懼並沒有絲毫減少。參與遊行的廣大群眾們想必也都有著同樣的恐懼,因為當大家步行通過卡爾馬克思廣場時,嘴裡都反覆吟誦著「Keine Gewalt!」──「沒有暴力!」

令人驚訝的是,在那之後竟沒有任何事發生;沒有掃射、甚至沒有毆打或逮捕等被視為標準程序的事件。逐漸地,情況變得明朗──今晚不會有任何攻擊,即使讓人無法相信,將不會出現任何暴力。於是,與預期相反,廣大的人群沒有阻礙地走著,大家經過了火車站,再往上經過了秘密警察總部,最後回到卡爾馬克思廣場。一種恍惚的亢奮情緒開始蔓延,人們從微笑著,變成大笑著,並獻花給民兵們。抗議約在晚間八點結束,隨之結束的還有東德政府不容挑戰的權力。

當權者原本的計畫,是以武力威脅說服人們待在家中,但事實上,那晚走上街頭的民眾卻更甚以往。就像之後一位女子告訴我的,她描述著當她意識到當局退讓的那一刻:「我覺得我彷彿可以飛起來。這是我所知道最奇幻美妙的一天。」

當天的事件在後來被稱為「萊比錫的奇蹟」。「史塔西」在發現我實際經歷、並將報導這歷史性的一天時,訊問了我,而後將我驅離。但這一切,都無法減少我在當時,一起待在那個廣場的恩典與殊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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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erman Federal Archives CC BY-SA 3.0
萊比錫的「週一示威」,照片攝於1989年10月23日。

自10月9日之後,東德的改變步調變得十分快速,正如波蘭作家雷沙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在描述1978-79年間的伊朗伊斯蘭革命(the Iranian
Revolution)時,將之稱為「前往懸崖的曲折小徑」一樣。萊比錫遊行結束的幾個禮拜之後,我在一篇關於獨立的文章中,描述了當權政府如何迫使並促成愈來愈多的妥協,最後我立下看來明確的結論:如果任何人認真思索萊比錫的勇氣所帶來的啟發,那麼在那之後的一切都可能發生──「柏林圍牆的移除不只是一個可能性,而是剩下的幾個合理選擇之一」。就在這些文字發表的幾天之後──11月9日,「萊比錫的奇蹟」屆滿一個月,柏林圍牆終於開放。

然而,無論在那之前的幾週或幾個月間發生了多少事,柏林圍牆的倒下仍然讓政治家們感到震驚。他們從來不曾想過,公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達到那麼多成就。直至今日,他們仍無法坦然地看待個人所展現的道德勇氣。

嘗試是我們所有人的職責,當那些人說著個人無法造成任何改變時,他們只是在找藉口。──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

萊比錫事件成為一種動機:是安靜無聲卻又無法遏止的力量,撼動著顯然無法動搖的對象,同時也為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理論提供了現實例證。哈維爾是捷克的劇作家,與政府持不同政見,在之後成為國家元首。

1978年,還是「冷戰」最嚴峻的時刻,哈維爾在他的文章《無權力者的力量》中,談論著如何選擇「活在真實中」。當時,還看不到終點有任何光明,但他仍然在看來沒有任何改變可能的狀況下,深刻思忖著改變的可能性。他在文章中舉了一個例子,假設了一位反對政府的蔬果商,他的反對方式是拒絕將政府的宣傳標語放在窗台,而這些標語「與洋蔥及胡蘿蔔」一起寄給了他。

讓我們想像有一天,在蔬果店中有某個東西突然應聲折斷,然後蔬果商不再張貼宣傳標語,而這僅僅是為了取悅他自己,⋯⋯在這樣的反抗中,他從活在謊言中站了出來。他拒絕一直以來的例行公事,並且打破了遊戲規則,⋯⋯他的反抗,是他想活在真實中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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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lav Havel|Photo Credit: Ben Skála CC-BY-SA-2.5

哈維爾曾說,這個國家的帝王是赤裸的。也因為帝王事實上是赤裸的,有些極度危險的事即將發生。蔬果商藉由他的行動向世界發聲,他讓每個人都可以從幕後細看,他向每個人展現了活在真實中是有可能的。

這位蔬果商微小的抵制行動為他帶來了麻煩,也沒有造成任何改變。但是,哈維爾問著,如果整個國家都與蔬果商一起抵抗當局呢?然而,正因為哈維爾相信著改變的可能性,他成為被嘲弄的對象,如同之後他曾提過的,他被視為「捷克的唐吉訶德,對抗著不可攻克的風車」。儘管如此,哈維爾終在十一年後證明了自己是正確的──不論是在他的國家或是其他地方。

柏林圍牆倒下的十天前,我在布拉格與哈維爾碰面。他說起他的國家就像「一個壓力鍋,等著爆炸」。僅在三個禮拜過後,這個鍋子在為人所知的「天鵝絨革命」中爆炸了。一如在六個星期前的萊比錫,當局以暴力威脅對付這些和平抗議者,即使他們唯一的罪行是向自己的國家要求基本自由,而官方的作為反而鼓舞了更多民眾走上街頭。一個男人在事後描述了他第一次決定反抗時的感受:「當我躺在地上被警察毆打時,我卻覺得我自由了。」

捷克的童話故事常以押韻對句結尾:「鈴聲響了,故事也結束了」。在布拉格,每天下午都有數十萬人來到瓦茨拉夫廣場(Václavskénáměstí,或稱溫塞斯拉斯廣場,Wenceslas Square),搖響著小鈴鐺或鑰匙,這是為了告訴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屬於他們的故事現在該結束了。1989年11月24日傍晚,在一個禮拜的抗議後,政府人員全體辭職,為此,安靜的布拉格狂野沸騰。一個月後,議會推選哈維爾為國家總統,而他在革命的幾週以前,還被總理視為不需重視的「無名小卒」。

就像在遠征途中、前往魔多的哈比人⋯⋯這小伙子說著:「我將帶著魔戒前往」。──斯爾賈・波波維奇(Srdja Popović),塞爾維亞行動主義者,以及《革命藍圖》(BLUEPRINT FOR REVOLUTION)作者

幽默是抗爭的元素之一,尤其是在最黑暗的景況中,將協助開啟許多扇門。橫跨1990年代,斯洛波丹・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以鐵腕手段統治塞爾維亞,他彷彿永遠不可能被免職或驅離;此外,塞爾維亞反對方的領袖們常常彼此爭論,次數就像他們與米洛塞維奇爭論一樣的多。

青年運動Otpor(電阻,英文“Resistance”)的興起,成為改變當時局勢的助力,而在他們非暴力的軍械庫中最關鍵的武器,就是創新。Otpor常能想出充滿創意的手法,例如,在一次機會中,他們將米洛塞維奇的圖像貼在一個油桶上,而後廣邀經過貝爾格勒(Belgrade,塞爾維亞首都)主要購物大街的民眾拿起棒球棒敲擊油桶,他們呼喊著口號:「只要一個硬幣(第納爾“dinar”,當地貨幣),就可以大聲地打碎他的臉」──在一開始的緊張之後,民眾熱情開心地玩起這個遊戲。

當權者不確定該如何因應這種狀況,除了活動籌辦者根本不見人影(他們在鄰近的咖啡店內就近觀察),「打碎油桶」也不是一個容易定義的犯罪行為。在缺乏更好的目標下,警方最後只能取而代之地扣押油桶(而且是拍照扣押)。米洛塞維奇看起來不再那麼無法侵犯,而當局也顯得愚蠢至極。

2000年時,藉由Otpor的協助,終於讓反對米洛塞維奇的黨員們團結起來,前所未有地聯合支持單一候選人。而在當年度的選舉結束後,因為米洛塞維奇謊稱勝利,終讓數十萬人走上街頭,要求他認錯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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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街頭精神:抗議及惡搞的力量》,開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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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蒂夫・克羅修(Steve Crawshaw)
譯者:林欣誼

極權政府常為鞏固政權,以強制手段剝奪了人民的自由與基本權利,甚或奪去他們的性命,使人民深感恐懼,多數人選擇噤聲不語。然而,與此同時掌權者也懼怕任何意有所指的反抗行為,哪怕只是集體在街頭吃三明治、於電車上閱讀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甚至僅在廣場上站立八小時,這些看似平凡無奇的舉措,卻在在挑動了掌權者的政治敏感神經。一場無聲卻有力的運動可能就此展開⋯⋯

《街頭精神:抗議及惡搞的力量》一書列舉世界各地諸項非暴力抗爭行動,有些行動寧靜和平,如土耳其抗議者為反對塔克西姆蓋齊公園改建案,發起的「站立的人」行動。有些行動滿佈戲謔嘲諷,如俄羅斯境內的抗議者讓玩具代替自己,舉上各樣抗議標語,令人驚訝的則是當局的反應,以這些玩具進行「未經批准的公眾行動」以及抗議者「非俄羅斯公民」(尤其是進口玩具)禁止了這項抗議行為,無不讓人感到荒謬滑稽。有些行動則是聰穎機智、暗藏巧思,以報紙標題、電影或漫畫的形式,躲過嚴格的審查讓真相傳遞給民眾們。各式各樣的抗爭活動,不論規模大小及形式,於此背後所支撐的是無比的勇氣與信念,他們勇於挑戰現實,努力追求更自由、更公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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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開學文化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