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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韓國人》:日本統治的憤怒難以壓抑,「三一獨立運動」標誌現代韓國的誕生

《新韓國人》:日本統治的憤怒難以壓抑,「三一獨立運動」標誌現代韓國的誕生
佇立於塔洞公園的三一運動浮雕|Photo Credit: Cinnamon@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3.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從政治角度檢視,獨立運動人士誤判敵人的決心,並高估外國支持的意願,然而這場運動凝聚民族主義的力量,獲得廣大民眾支持,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許多歷史學家認為「三一獨立運動」標誌現代韓國的誕生。

文:麥可・布林(Michael Breen)

次等公民

所有韓國人……真正想要的是自由。
在不了解的人心中,這個字宛如黃金般珍貴。

韓國人沉浸於新世紀的改變與希望的同時,鄰近的鯨魚又開始蠢動,這次小蝦米會傷得很重。

1904年2月,俄國入侵滿洲,日本因此向俄國宣戰,接著馬上派遣部隊進入朝鮮半島,占領漢城,並與朝鮮簽署條約,內容主要是為了合理化日本的干預。同年8月,兩國又簽下第二份協議,授予日本在外交、財政和軍事政策方面,有向韓國政府提供「顧問」的權利。

隔年日本戰勝俄國,由美國總統羅斯福居中斡旋的「樸茨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鞏固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控制。

1905年11月,韓國成為日本的保護領地,並依據先前簽訂的條約,由日本派「統監」來管理。皇朝的大臣拒絕簽署文件,日方便派軍進入外交部,奪取國璽,代他們簽署。高宗皇帝沒有放棄抵抗,持續尋求外交援助,1907年,他派遣使臣參加在荷蘭海牙舉行的「萬國和平會議」(World Peace Congress),呼籲國際社會宣布保護條約無效,最後無功而返。不過日本人很生氣,強迫高宗退位,並修訂條約,取得任命所有高層官員的權力。高宗讓位給皇太子純宗,純宗相當無能,歷史學家甚至形容他是弱智。

為了減少發生大規模叛亂的可能,日本解散朝鮮軍隊。許多流離失所的軍人因此加入重新出現的義兵團體,發動游擊式襲擊,規模最大的交戰是數千名義兵進入漢城,遭日軍兩個師團擊退。1905年至1910年,日本正式強占韓國之前的這段期間,大約有17600名不同性質的義兵喪生,包括趁火打劫的幫派。

其中最知名的抗日行動發生在1909年,首任漢城統監伊藤博文下台不久後就遭到暗殺。伊藤博文曾經擔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並領導推動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運動。諷刺的是,他其實反對占領韓國的計畫,主張讓韓國維持保護領地狀態。他遇刺後,反而導致日本政府決定放手進行占領朝鮮半島的計畫,正式控制韓國。儘管引發這樣的後果,暗殺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仍然是現代韓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1910年,日本任命首任總督,殖民一千四百七十多萬名韓國人,朝鮮王朝正式畫下終點。

在部分人士心目中,這是無可比擬的危機,許多人放棄原本可能享有的生活或特權,投身獨立運動,例如出身望族的李會榮,就和5名兄弟逃到滿洲的森林,把所有家產投注於成立偽裝為普通學校的軍校,訓練年輕人作戰。南韓建國後,唯一倖存的兄弟李始榮擔任首任副總統。

軍校的一名學員是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張志樂,要是他沒有遇到美國記者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今天也許沒沒無聞。在她的採訪之下,張志樂讓我們看到獨立運動人士的熱情,以及他們抱持的各種意識形態:

所有韓國人都想要兩件事:獨立和民主。真的,只不過對於如何實現抱持不同看法,其實他們真正想要的是自由,在不了解的人心中,這個字宛如黃金般珍貴。任何形式的自由都很神聖,他們希望擺脫日本的壓迫、自由嫁娶和戀愛、過正常快樂的日子,並掌控自己的生活。這就是為什麼反政府活動會有這麼強大的吸引力,韓國人非常渴望民主制度,這也是我們沒有形成集權政黨制度的原因之一。每個群體都捍衛其存在與表達言論的權利,每個人都為了自己信仰的自由奮戰到底,我們這些人重視民主,但是缺乏紀律。

我年少時的朋友和同志幾乎都死了,有好幾百人,包括獨立運動家、基督教徒、反政府人士、恐怖分子、共產黨員,但是在我心目中,他們依然活著……雖然眼前志業未竟,但是歷史都會將他們一一記下。一個人的名字與短暫的夢想也許會隨著他的遺骨埋葬,但是他所做的與沒做的事,都會形成最後的平衡。那是他的不朽、榮耀或恥辱,連他本人都無法改變這個客觀的事實,因為他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在歷史的洪流裡,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奪走一個人的位置。

張志樂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肅清活動中遭到處死,從此再也聽不到他精采不凡的聲音。

雖然有這樣的例子,也儘管韓國人幾世紀以來都保有民族特性,不過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國家失去主權的損失必然一時難以理解,因為在當時,他們忠誠的對象主要是家庭與宗族,並非國家,尤其是在沒有發生戰爭的情況下。

日本以「文明的使命」解釋殖民韓國的理由,表示他們必須避免位於後院的韓國崩解,造成危險的政治真空狀態。有些韓國人同意這個說法,相信日本人在施行必要的改革。許多在日本殖民政府位居高職的省長和其他韓國人,當年支持甲午改革,並在1896年改革失敗後逃亡到日本;也有一些精英人士與日本人合作,其中包括皇親國戚李完用,他在1910年簽署日韓合併條約;另外也有來自社會較低階層的人,例如「一進會」的成員,認為日本人能夠解放受中央政府壓迫的平民。

日本人統治韓國期間,繼續任用這類殘存的核心支持者,至少直到1930年代末期皆是如此。他們引進現代化的金融和銀行制度,並建蓋運輸與通訊網絡、成立學校和醫院,儘管許多建設是為了支援占領後湧入韓國的數千名日本人,不過韓國人也因此受益。

但是在另一方面,對大多數韓國人來說,日本殖民是塑造強烈國族認同感重要的一步,許多人相信國家積弱不振就是缺乏民族意識所致。

儘管鄰國的占領對韓國人來說是侵略篡奪,但是日本人這麼做也是出於自我保護。加入帝國主義俱樂部,其實是為了避免自己受害。他們很晚才成為殖民宗主國,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是殖民最鄰近的國家,並在那裡發展工業,而非僅把殖民地當成原料的來源。

相較於從古代就知道如何管理附庸國的中國,以及近代從經驗中學到教訓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人最接近殖民的經驗是1870年代治理沖繩與琉球群島,以及1895年從中國取得的台灣。日本是島國,缺乏與外界交流的哲學,他們的殖民方式是根據長久以來排外的傳統。

他們新殖民的對象很不幸,因為日本缺乏基督信仰個人責任的概念,無法作為監控掌權人士的基礎。他們的原生傳統宗教「神道教」在1875年傳入韓國,後來成為「國家神道」,主要是將祭祀祖先與對大自然的崇拜導向中央民族主義思想,灌輸「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此外是名為「武士道」的道德規範,用來鼓勵人民接受自己的命運,並灌輸嚴格的自律精神。這種武士道規範很快會在西方極權主義陣營中找到同伴,容許可怕的暴行而不會良心不安。因此與今天日本社會不同的是,當時的日本雖然看似先進文明,卻受到暴力的暗流主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