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扈從與抗衡」或「統獨二元論」,台灣的國際戰略位置是「和平中立」

擺脫「扈從與抗衡」或「統獨二元論」,台灣的國際戰略位置是「和平中立」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必須要有新的戰略選擇,這個「和平中立」也許就是美中台三方都能接受的「次佳方案」,不僅符合台灣自身的地緣政治的優勢,同時兼顧台美之間民主政治價值與兩岸經濟互惠的現實等因素。

當美中爭霸與兩岸僵局成為客觀事實時,台灣更需要擁有國家戰略與兩岸佈局的新思維,因為傳統的「扈從與抗衡」或是「統獨二元論」已經無法適應當下國際情勢,而且明顯損害台灣未來的國家利益。呂秀蓮前副總統致力推動的「和平中立」,以及近日在韓國舉行的「第二屆東亞和平論壇」是啟動這種新思維的開始,因為人民意志的展現與國際輿論的對話,或許是台灣擺脫安全困境的作法。

在一般理論中,管理國際秩序與制約國家行為大抵有「結構」(structure)與「建制」(regime)兩種模式,兩者之間雖然擁有不同的前提假設,但未必是零和對立的關係。

新現實主義雖然認為國際關係的本質是無政府的衝突狀態,然而在大國所主導的「結構」下,由於物質性的威脅利誘條件足以讓小國進行理性抉擇,只要多數國家願意成為體系的接受者或不成為意圖改變現狀的修正主義國家,那麼國際政治則可維持某種「相對穩定」的狀態;雖然這是一種大國支配下的「扈從」關係。

另一方面,新自由制度主義則認為「權力最大化」邏輯才是衝突的來源,如果大國願意主導由價值理念所組合而來的「建制」,透過對話與學習過程,建立行為準則或理念倡議也可成為管理國際秩序的基礎;顯然,這是一種由大國主導下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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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Reuters / Kevin Lamarque

從冷戰到後冷戰,美國作為全球霸權始終扮演「結構」與「建制」的支配與主導,不論是在安全議題中的多邊與雙邊的安全機制,或是經濟合作議題下的各種經濟援助、國際組織、區域論壇都可找到華府扮演「霸權穩定論」的角色與功能。在這過程中台灣自然也享有美國所提供的「戰略紅利」,即便也得承受美國戰略調整下的代價與風險,美中三個公報的出現及其內容就是鮮明的解釋。

直白說,台灣一直都是華府眼中亞太戰略利益的「槓桿」,也是華府與北京進行政治角力的舞台或是議價的籌碼,不論藍綠兩黨的政治立場為何,應該很清晰認知到這個事實,差異只是在於處理「兩岸關係」或「國際關係」先後的邏輯以及政策比重的選擇而已。因此台灣在面對中國崛起的安全戰略,似乎也只能在「扈從與抗衡」的兩端之間進行平衡與迴旋,欠缺靈活的中介變數下,往往成為更為尖銳的統獨二元性選擇。

即便是美國這樣的全球霸權,在面對習近平掌權下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時代,華府已經感受到北京的銳實力外交作為下,其所主導結構與建制正在鬆動且衝擊美國的角色與能力。在此背景下,川普已經完全揚棄美中關係自冷戰以來戰略盟友的典範,華府不再執著於對中「交往」或「圍堵」兩者之間的平衡,而是直接以「戰略競爭」作為兩國關係的新定位,這可從日前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與國務卿龐皮歐(Mike Pompeo)的演講中得到驗證。

在此背景下,美國與中國已進入到某種對峙與競爭的狀態,雖然與冷戰時期美蘇全面對抗的性質有所不同,但至少已經改變傳統「鬥而不破」的性質。這樣的戰略調整對台灣國家安全自然帶來更大的衝擊,也是傳統藍綠統獨僵化思維下無法回應的難題。

大批媒體關注總統發表迴廊談話
Photo Credit: 中央社

對於美中來說,台灣擁有不可替代的地緣政治的地位,因此必然是兩國爭霸的以及運作權力政治的最前線,這可從民進黨政府執政以來雙方在周邊領域所進行的各項武力威懾與軍演行動中看出端倪。此外,台灣的民主政治則是中共新型態威權體制的阿基里斯腱,當習近平將權力過度集中、強調意識形態治國、進行嚴密的社會控制之際,台灣的公民社會體制則成為鮮明的「對照組」,這也讓台灣成為中共遂行各項銳實力攻勢的直接對象,介入台灣政治製造內部對立更在大選中成為事實。

在此背景下,台灣在兩岸關係中,「扈從與抗衡」或是「統獨議題」的傳統思維或作為,都將出現本質性的矛盾。因為不論向左走或是向右走的單線政策或自以為的最佳策略,都將成為華府或北京眼中的利益損害最大的「最糟模式」,因此勢必引發兩國對台的反制作為,在進退之間陷入「兩強之間難為小」的安全困境,直接衝擊台灣的國家利益。

在此背景下,台灣必須要有新的戰略選擇,這個新方案也許是美中台三方都能接受的「次佳方案」,不僅符合台灣自身的地緣政治的優勢,同時兼顧台美之間民主政治價值與兩岸經濟互惠的現實等因素。此外,台灣業已步入公民社會的階段,如果可以匯集民意的力量展現「由下而上」的國民意志,對國際社會釋放清晰的訊息同時結合關注台灣處境的友好國家,這不僅是最好的國際宣傳,也擁有極強的道德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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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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