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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與好萊塢之間(下):已然西化的楊愛立,不得不接受陌生「母國」對她的誤讀

上海與好萊塢之間(下):已然西化的楊愛立,不得不接受陌生「母國」對她的誤讀
Photo Credit:Liangyou magazine@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楊愛立剛剛展現過新女性獨立自強的正面價值之後,很快被要求扮演受到洋派思想腐蝕而墮落的浪女。由「新女性」到「壞女人」的轉變,背後是暗潮洶湧的、抗拒西方的中國傳統文化倫理的反撲。

上海與好萊塢之間(上):穿越東西方的華裔電影明星,楊愛立成為「國家叛徒」

1927年的豐收與頓挫

1926年5月15日出版的第4期《良友》畫報,以楊愛立為封面女郎。《良友》為現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時尚畫報。(註1)胡蝶、阮玲玉、陸小曼等人都先後成為該雜誌的封面女郎。

20年代《良友》的封面女郎們,大多數盤髮,穿旗袍或立領斜襟上衣。她們大都採用壓低臉龐的姿態面對鏡頭,眼神要麽低垂作出非常溫柔嫻靜的姿態,要麽輕微地上挑,形成一種羞怯、楚楚動人的格調。

在楊愛立眾多的雜誌照中,卻更多地選擇西式裝扮:留著波波頭,穿著及膝的裙裝,妝容濃艶——正是20年代美國最流行的「飛波妹兒」(Flapper)的造型。所謂「飛波妹兒」,其經典造型就是把裙子由腳踝縮短到膝蓋,剪波波頭,化濃妝,穿高跟鞋,喝酒,抽煙,跳舞,愛爵士樂,我行我素,熱衷於調情。深層而言,這種文化折射出美國的城市化和民主化所帶來的女性解放,女性逐漸獲得前所未有的政治權利、工作權利、經濟自由和婚姻自主。楊愛立在照片中所呈現的眼神也是如此:她用非常坦蕩的眼神直視鏡頭,在有些照片中,她甚至會抬高下巴,用一種帶著觀察、探究神奇的眼神打量觀眾和讀者。這使得她明顯散發出一種更具現代性的女性氣質。

1927年,是楊愛立一生電影事業的豐收之年。她在這一年內拍攝了《浪女窮途》、《哪吒出世》、《一箭仇》和《火焰山》4部電影。如此豐富的成績,即便放在今天的電影界也讓人歎為觀止,而1927年是一個戰火密布、人心惶惶的年分。

對中國政治所知有限的楊愛立無法理解黨軍北伐的勝利對未來的中國意味著什麽。當共產黨在上海發動武裝起義的日子裡,她留下了一張耐人尋味的照片:她歡快地坐在木板上,由兩個英國兵抬著,穿過海格路(今華山路)。她隨身帶著攝像器材,興奮不已地在大街小巷中尋找拍攝對象,宛如電影《黃飛鴻》中由關之琳扮演的身穿洋裝、攝像器材從不離手的「十三姨」。當然,楊愛立未必能立即這場戰爭——更準確地說,這場革命——對現代中國的意義。她不知道何為民族主義,更不知道何為共產主義,她在這座中國最西化的城市裡,激動地呼吸著革命的氣息。革命與藝術之間總是有某種神秘的聯繫,藝術幫助革命掩蓋了暴力與死亡。

1928年,楊愛立在長城公司拍攝了武俠和神怪片《妖光俠影》,並與新的合作伙伴新世紀影片公司合作了另一部武俠片《窮鄉艶遇》。隨後的1929年,在離開上海前夕,她回到原本合同在身的民新公司,主演了《熱血男兒》,扮演一名逃避包辦婚姻的女學生。在這些電影中,她展現了廣闊的戲路,也不得不適合時代氛圍的變化而賦予她的不同角色。

首先,楊愛立剛剛展現過新女性獨立自強的正面價值之後,很快被要求扮演受到洋派思想腐蝕而墮落的浪女。由「新女性」到「壞女人」的轉變,背後是暗潮洶湧的、抗拒西方的中國傳統文化倫理的反撲。電影是一種最迅捷地回應觀眾需求、迎合民間思潮脈動的藝術形式。它雖然是從西方而來的新藝術形式,卻不得不適應中國傳統文化所締造的民眾「集體無意識」的規訓與要求,唯有如此才能贏得中國的市場。雖然經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但「孔家店」並沒有倒掉,在表面上最為西化的上海,舊道德的力量仍然巨大。電影公司不得不設置被妖魔化的西化浪女,以迎合中國觀眾的心理需求。

在《浪蝶》和《浪女窮途》中,楊愛立扮演的都是反面、淫蕩、放縱、走向毀滅的女子。蕩婦本來是中國傳統小說和戲曲中固有的人物原型,如妲己、楊貴妃、潘金蓮、賽金花等人。但是,在楊愛立出演的電影以及同時期其他類似電影中,卻是另外一種類型的蕩婦:「摩登女郎的放縱,因其西式的時尚、談吐、交際禮儀,不止顯示了情慾的誘惑,同時也顯示了新的審美和生活方式的誘惑,以及這種誘惑對傳統『婦德』的摧毀。」已然西化的楊愛立不得不接受陌生的「母國」民眾對她的誤讀:接受過西式教育,可以自如地與男士攀談和交往,毫不尷尬地穿着露臂洋裝這樣的習慣,足以使當時的人們將她與放浪的形象掛鉤。這種想像自然延伸到她出演的角色中——即便是在古裝片中,她飾演的也是如《大俠甘鳳池》中的血妖吟香、《哪吒出世》中的石磯娘娘、《火焰山》中的鐵扇公主等反派角色。

另一方面,國民黨軍隊佔領上海,並迅速實行「清黨」,極左翼的共產黨勢力土崩瓦解。雖然國民黨仍然堅持有限度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策略,但「批判現實主義」的左翼文藝退潮了。加上國民黨宣傳部實施了北洋政府從所未有的文藝及新聞檢查制度,這一切也影響到民眾娛樂需求和電影題材的轉變。經歷了白色恐怖及紅色恐怖的震撼之後,城市居民對現實政治失望,轉而寄希望於夢幻世界的英雄俠客和神仙猛士——這與1989年中共「六四」屠殺之後古裝戲如《還珠格格》的流行如出一轍。

於是,長城公司放棄原有的「教化」及「批判現實主義」路線,轉而拍攝更有市場價值也不會受到國民政府干涉的古裝片、神怪片和武俠片。楊愛立可以在武俠片中扮演俠女角色,在她身上,原本就有一種美國西部牛仔的英武之氣。然而,長城公司的武俠片主要體現男性角色的陽剛威猛——一年多以後,「四大女俠」橫掃影壇的盛況才出現,而那時楊愛立已經準備打點行李返回美國了。她總是在命運的轉折關頭與好的機遇擦肩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