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與荷里活之間(上):穿越東西方的華裔電影明星,楊愛立成為「國家叛徒」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楊愛立的華人外貌,使她首當其衝成為被攻擊對象,攻擊者不會仔細甄別她是美籍華人,並沒有義務「愛中國」。
我知道任何工作想要通往成功之路,都必須付出諸多艱辛。但我仍然樂此不疲,因為我熱愛(演員)這一職業。不久之後我將前往荷里活,讓我的藝術之路更加完美。——楊愛立
1925年,年僅22歲的美籍華裔女影星楊愛立(Olive Young)巧遇了時年35歲的艾瑞爾・凡戈斯——一位新聞界最富冒險精神的攝影家,他到動盪的中國尋找靈感和素材。
楊愛立被這位攝影家亂石穿空般的生命激情所吸引:當凡戈斯到內戰中的墨西哥時,被美國人稱為「墨西哥的羅賓漢」的革命領袖和土匪頭子潘喬・維亞(Pancho Villa)曾不止一次推遲戰鬥,以供他拍攝戰爭場面的紀錄片;在一戰期間,凡戈斯曾擔任英國情報局的隊長,以新聞記者的身分兼而從事九死一生的間諜活動;他曾拍下教宗本篤十五世(Pope Benedict XV)和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最早的影像,並於1920年代跑遍整個中國,記錄下這片國土上無數內戰場面。
後人無法確認楊愛立與凡戈斯之間的關係——是情侶還是好友?但在往后的一年半,凡戈斯幾乎成了楊愛立的御用攝影師,他為楊愛立拍攝了一系列標誌性的照片,這些照片刊登在當時美國和中國的著名報刊上,百年後仍是楊愛立留下的最為神采飛揚的照片——楊愛立拍攝的一些電影早已無處尋覓,這些照片如此生動地呈現出楊愛立永不消逝的美貌與活力。有人說,作為女性,有攝影大師拍攝的這組照片,一生足矣。
在作家賽珍珠創辦的《亞洲》雜誌上,刊登了凡戈斯為楊愛立拍攝的一張日期為1925年11月19日的照片,標題為〈美籍華裔女孩成為中國首位電影監製〉,旁邊的文字介紹說:
中國廣東。以上是楊愛立小姐的照片,她是來自堪薩斯城的美籍華裔,也是首位在中國拍攝電影的女攝影師。照片中,她正在拍攝廣東的街景。和楊小姐在一起的這位女士,是她的姑媽多拉・楊,她本人也是在美國出生的。
在另一張題為〈驃悍的華裔女子〉的照片中,楊愛立穿着飛行員的制服,非常神奇。照片下面有一則更加詳盡的說明:
北京。以上是楊愛立小姐,一位在堪薩斯城出生的華裔。她最近剛剛和一位中國飛行員嘗試了空中飛行。楊小姐在中國是一位有名氣的女演員,主演了幾部英美煙草公司出品的電影。照片中,楊小姐正在操作一個電動的德布利攝影機,她剛剛拍攝了兩位西班牙飛行員抵達上海的情景。
還有一張拍攝於1926年11月15日的、題為〈中國電影皇后海中踏浪〉的照片。楊愛立上身只穿了一縷抹胸,婀娜多姿的身材讓普遍瘦弱的中國女性羨慕不已,其時髦的泳裝在百年之後也不覺得落伍。旁邊的文字解釋說:「照片中的楊愛立小姐,在佈滿佛教廟宇的普陀島上拍下這張照片。她必定是讓很多男性心跳過速的。」
在美國長大的楊愛立,是第一個穿越東西方的華裔電影明星,她先在上海成名,再回到荷里活發展,這是一條逆向的軌跡。1927年是楊愛立電影明星生涯的轉折點:1927年之前,她在上海展開演藝事業,風生水起,靚麗照人;1927年之後,由於中國環境的變化,她回到美國,獨闖荷里活,卻屢遭挫折。
電影業乃至整個文藝領域,離不開文化背景、政治局勢和意識形態的左右。1927年,黨軍北伐、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左翼控制的文藝界排外思潮愈演愈烈,使得楊愛立這個「看上去是中國人的美國人」不再受中國觀眾和中國市場的歡迎。
從教會學校私奔的叛逆女生
1903年6月21日,楊愛立生於密蘇里州堪薩斯城附近一個名叫聖約瑟夫的小鎮。他的父親楊滿方(音譯)是一名醫生,是這個家族的第一代移民。(註1)
楊滿方曾在當地報紙發布廣告,說中醫草藥可消除病人的痛苦,這些藥方在中國歷經了千百年的驗證。他的行醫生涯非常成功,收入支撐整個家庭的富裕生活,還有餘力支持孫文在海外的反清運動。楊滿方有明確的政治傾向,反對滿人在中國的專制統治,希望中國建立美式共和制度。1908年,他攜全家回中國,參與反滿活動,他究竟從事那些活動已不為後人所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最近的政治事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也就是最終推翻清朝統治的辛亥革命。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功成身退的楊滿方攜帶妻女回到美國,並送女兒到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城的女子基督學校接受系統的西式教育。父親希望女兒畢業後學醫學專業,以便進入美國主流社會。楊愛立的夢想卻是成為一名短篇小說家,並開始嘗試寫作。《密蘇里人晚報》報導說:「楊小姐希望成為一名短篇小說家。她正在學習這方面的知識。她說,父親說如果她能夠完成基督學院的課程,就送她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深造。」楊愛立對文學的熱愛,對其日後的演藝事業頗有幫助。
如果楊愛立生活在中國,會不會像比她大三歲的冰心那樣實現其「作家夢」呢?中國有曲折幽微的歷史,也有劇烈衝突的現實生活,中國作家甚至不需要想像力,因為到處都是豐富的經驗與素材。然而,楊愛立生活在美國中西部的大平原上,日子如此平靜而安穩,安置不下她那顆躁動激越的少女之心。
1920年9月的一個週末,17歲的楊愛立聲稱要去探望一名朋友,但家人發現其遲遲不歸,也沒有去朋友家,擔心她被人綁架,遂通知警察,並公佈高額懸賞的尋人啟事。在下一個週五,便衣警察在堪薩斯州首府托皮卡(Topeka)的一家旅店中發現了這個相貌出眾的女孩。
以下的故事在《堪薩斯星報》上有詳細報導:據楊愛立說,她與一個名叫傑克・雷曼的人私奔並登記結婚,她不願回到雙親身邊。但兩名警察強行將她架上摩托車送回家。一個月後,傑克・雷曼以「拐賣婦女」的罪名被捕,但後來被免於起訴。楊滿方對女兒的行為相當不滿,將其送入鹽湖城一所管理嚴格、宛如監獄的女子私立寄宿學校。
1922年,楊滿方應北洋政府邀請回中國擔任顧問,楊愛立則留在香港,在聖保祿書院教授英文。1920年代的香港是一座國際化的、夜夜笙歌的大都市,遠比楊愛立童年和少年時代生活的乏味的聖約瑟夫小鎮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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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以為,只是跌倒而已⋯⋯」—居家照顧服務,幫助年長者走出老老照顧困境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老老照顧」家庭似乎隨著高齡化越來越多,但年長者照顧的問題,不該成為另一位長者的負擔。「老老照顧」反映了這個社會,對長者的支持和資源分配不足。我們期待的是,在經歷了大半輩子的努力之後,年長者應該能夠享有安穩、尊嚴和被溫柔支持的晚年生活,而不是面臨照顧其他老年人的壓力。
近十年來,隨著高齡化、少子化和各種社會發展趨勢的疊加,年長者的照顧問題浮上檯面,「老老照顧」的狀態,也逐漸進入公共話語中。所謂的「老老照顧」,是指65歲以上年長者,不僅要應對自己隨著年齡增長而來的健康問題,還要承擔24小時照顧另一位長者/失能長者的重負。
身體上的高負荷和精神層面的緊繃狀態,常使得這些年長的照顧者,處於身心失衡的邊緣。他們可能更容易罹患憂鬱、焦慮和失眠等心理健康問題。除此之外,照顧者可能因為照顧工作而無法安排個人時間,無暇參加社交和娛樂活動,導致感到孤獨和無助,與社會疏離。對於年長者而言,他們的社交資源和互動網絡本來就相對缺乏,這些內在的壓力就更容易被忽視,使得老老照顧的挑戰,在社會上長期處於被低估的狀態。
本來以為,只是跌倒而已⋯⋯
77歲的洪爺爺和72歲的洪奶奶,住在一個安安靜靜的小社區裡。他們夫妻倆有三個孩子,長女和次子都已經組成了自己的家庭,只有曾經小中風的長子與他們同住,一家三口靠著洪爺爺的豬血糕攤子,勉強的維持著生活。

大約在五、六年前,洪爺爺就發現自己身體不太舒服,下腹部常常疼痛。或許是不願意面對自己生病的事實,因此只讓醫生開止痛消炎藥應付病狀,拒絕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但今年初,他突然四肢無力,倒了下去。這次,醫生檢查出了洪爺爺的疝氣問題,緊急動了手術。但手術之後,身體的復原狀況並不理想,脊椎也發現了退化和磨損等問題,再加上原本就有高血壓和青光眼,洪爺爺不僅無法做生意,連生活起居都得依賴洪奶奶的照顧。從起床到進食、洗漱、上下床,生活的每一步都需要依靠妻子攙扶協助。但是,洪奶奶自己也是一個70多歲的長者了,骨質疏鬆症和膝關節病痛已糾纏她多年,加上獨自照顧著失能丈夫的壓力,不管是在體力或心理上,對奶奶來說都是非常大的負荷。「我照顧他(洪爺爺),要背、要推、要抱⋯⋯照顧得我自己都生病了,全身都在痛。我們住四樓,沒有電梯,帶他去看醫生,要找爬梯機的人來幫忙,上、下樓一趟都各要花費900元,真的太貴了,負擔不起。」洪奶奶說。提供爬梯機服務的工作人員,看到洪家爺爺奶奶處在這樣的困境中,建議奶奶尋求外部援助,她才終於在今年八月,撥打了1966申請長期照護服務。

老老照顧的窘迫,有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
「『老老照顧』的狀況,在已經是高齡社會、即將邁向超高齡社會的台灣,的確有越來越多趨勢。」伊甸基金會的居服員督導陳紹慈解釋道,在傳統的台灣家庭中,照顧長者通常會被視為是家庭成員的責任,然而,隨著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勞動力市場的變化、現代家庭組成的改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無法提供日常的家庭照顧。這使得許多中老年人,在自己可能也需要被照顧的情況下,仍得承擔起照顧更年長或健康狀況較差的老年人的責任。「許多家庭會陷入『老老照顧』的狀況,有幾個主要原因,一是資訊的缺乏,比方偏鄉、經濟條件較差、資訊取得不易等等,讓這些家庭可能不知道,其實有其他的管道可以提供協助;另一是傳統觀念的束縛,很多人會認為把父母親送到老人院,就是代表不孝。」

一直以來,伊甸基金會嘗試用許多不同的方式,提升一般民眾對於長照議題的認識和敏感度。因此,從都市到偏鄉,伊甸基金會在全台各地設立長照服務站、關懷據點、長照機構、日照中心、社區輔具站等實體單位,定期安排社區服務,包括訪視、弱勢長者餐飲服務等等。也透過社群媒體,例如YouTube、Facebook、Instagram和Podcast等平台,向不一樣的族群和年齡層傳播關於長照的觀念。「我們會這麼做,是因為我們知道,傳播新的觀念不容易,改變舊的觀念更是困難。就像獨自照顧洪爺爺的洪奶奶,如果不是提供爬梯機服務的工作人員建議,她可能要更久,甚至永遠也不知道自己是可以獲得幫助的。」陳紹慈說道。

除了讓大家認識被照顧者的需求之外,近年來,伊甸基金會努力將照顧的範圍,拓展到照顧者身上。「因為照顧者所承受的身心壓力是驚人的。比方他必須承受情感上的壓力,尤其是照顧親密的家庭成員時,可能會特別悲傷、無助或焦慮,在所照顧對象的健康狀況惡化時更是嚴重。」另外還有與社會隔絕、經濟壓力等等,陳紹慈也提醒道,照顧者還有很大的一個壓力來源,是自己的身體負擔:「照顧工作往往涉及體力勞動,而且是很大量的勞動,比方協助病患移動、翻身等等,在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情況下,照顧者自己可能也很快就會受傷。」像洪奶奶的情況就是如此——她自己的膝蓋和骨質疏鬆的問題,就在照顧洪爺爺之後變得更加嚴重,因此,提供適當的支持和關懷給照顧者是非常重要的。這樣的支持包括提供實際的照顧服務和經濟援助,包括心理和社會支持,包括讓照顧者擁有喘息的時間。因為,只有照顧好自己,才有能力更好的照顧別人,所以伊甸基金會的努力,不僅提升了照顧者的生活品質,同時也加強整個長照體系的效能和持續性。
安享晚年,應該是我們共同期待的未來
在居服員開始協助洪家之後,洪奶奶終於感到身上的重擔減輕了一些。「他(洪爺爺)是很固執的人,又餓不得。以前我得幫他洗好澡之後再去弄飯,他會因為餓了而生氣。現在有一哥(居服員)來幫忙,我可以趁這個時候趕快去處理午餐,他一洗好就可以吃,真的覺得輕鬆很多。」不只如此,洪爺爺也非常喜歡一哥的協助。只要是一哥要來服務的日子,洪爺爺總是早早就期盼著他,不斷詢問他人什麼時候會到。另外,洪奶奶也在個管員的評估和協助下,申請了居家用的輔具,這樣即使居服員不在,她獨自照顧洪爺爺也會輕鬆一點。

「我們在評估每個家庭的狀況的時候,都是先看他們當下最緊急的需要是什麼,就從這邊開始安排。這也是我們和每一個家庭認識彼此、磨合的開始。因為我們往往在評估的過程中,就會發現家庭中還有更多需要協助的地方。我們必須慢慢地、一步步地協助家庭接納更多的服務項目,或者嘗試其他的服務方式。」伊甸基金會居服員督導說到,協助個案家庭,必須設立短、中、長程目標。以洪爺爺為例,現在他接受了沐浴、肢體關節活動這些服務,然後也申請了輔具,這屬於短程的目標,拉到中、長程來看,居服員督導更希望可以鼓勵洪爺爺出門、願意去看醫生,讓他的脊椎得到真正妥善的治療和照顧。「因為洪爺爺還蠻喜歡和居服員相處,所以未來我們也期待可以透過居服員的引導,讓他能夠走出家門,接受治療,甚至體力可以好到能夠進入我們的日照機構或社區據點,參加活動。」伊甸基金會期待著,在大家的協助下,洪爺爺和洪奶奶能夠生活得更舒適,好好享受老年生活的每一個美好時刻。

「老老照顧」家庭越來越多,老夫妻互相陪伴很美好,但年長者照顧的問題,不該成為另一位長者的負擔。「老老照顧」反映了這個社會,對長者的支持和資源分配不足。我們期待的是,在經歷了大半輩子的努力之後,年長者應該能夠享有安穩、尊嚴和被溫柔支持的晚年生活,而不是面臨照顧其他老年人的壓力。多年來,伊甸基金會投注心力,希望能夠成為年長者晚年的依靠。但我們更希望的是,有一天社會可以建立一個更友善、全面的支援系統,確保長者都能擁有一定的生活水準。這樣的系統應該涵蓋足夠的醫療照護、經濟援助、居住安排以及社交活動,減輕個人和家庭的負擔,並提升整個社會對於年長者的關懷與尊重,更進一步的,讓長者們享受他們應得的尊嚴和幸福。
伊甸基金會「老人照顧服務計畫」透過日間照顧、公托中心、關懷據點、居家服務、長者送餐服務、照顧者團體支持、照顧者資源連結等,讓長輩在熟悉的地方找到服務,也讓照顧者在專業的地方得到喘息,讓每一位長輩及照顧者一起安心、快樂地好好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