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教育 vs. 文化教育：原住民族如何不再依附於主流文化，找回教育主導權？

文：朱原慶（排灣族山地青年，中正大學政治系三年級）

一般教育與民族文化教育

我國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之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之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權，以發展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文化」

該法賦予了政府支持少數民族，在民族教育與文化復振等問題上，必須積極行動的義務。遂於民國八十七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原住民族教育法》共三十三條。

並以其中第三條：「原住民一般教育：指依原住民學生教育需要，對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一般性質教育；民族教育：指依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對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傳統民族文化教育。」，清楚界定兩種教育間，所指涉內涵上的區別。

以及第四條：「原住民一般教育，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部）規劃辦理；原住民民族教育，則由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原住民委員會）規劃辦理，必要時，應會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部）為之。」，訂明上述兩種教育的規劃與專責機關。

依據該法原初版本的三十三條規定，我們不難看出，要以「提高就學率」、「興辦文化教育」等理想目標，作為興辦原住民教育事務的主要方向。企圖從本法草創的二十年前，有效達到使原民學子整體就學率提升、發掘專業潛能等主動性目標：以相關經費補助，解決學生在伙食、住宿和學雜費等經濟問題，作為提升原民學生入學率的具體辦法；另一方面，透過輔導，推行適性發展的技職教育，積極挖掘並鼓勵學生培養專知專能。

至於，說好的文化教育呢？

就在前些年，由教育部和原委會最新提出的《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計畫（105-109年）》（教育部、原委會，2015）中，可以看到學校的主管機關——教育部，仍然首重於「一般教育」政策的推行；在民族教育的部分，計畫內容大多尚處於研議、評估、協調與形塑績效評鑑模式等，初步的發展階段；未能看出得就現今文化教育衰頹的緊急情勢，提供有效解決辦法的能力，只是一再地撥發大量經費，予以地方去盲目地規劃，執行空泛的策略目標；另一方面，由往至今，持續針對培養原民學子在「專知專能」的政策努力上，也實在難逃以主流文化經濟意識形態的高姿態，綁架少數族群學生未來發展意志的罪名。

與此同時，民族教育的主管機關原委會，仍然因為學校主管機關——是教育部，而難以使「一般教育」與「民族教育」兩者，取得相互結合、共同均衡發展的機會。甚至只是起碼達到在學校課程比重上，稍微衡平內容份量的效果。

若從政策規劃的體系切入，進一步剖析主管機關間的互動關係，即可發現，即便專責規劃民族教育的原委會，發現過去教育部對於原住民教育相關法令的履行，大多是基於一種主流文化優越的意識形態加以實踐：美其名為促使原民整體的教育水平提升、拉抬就業職能水準，實際上，卻在執行一種大規模去傳統脈絡化的價值改造行動。致使原民學子的養成，出現了將民族傳統置於附屬地位的未來社會觀——原委會也不具有任何可另行干涉的權力，足以影響學校的教學，以及課程安排的走向。

如此結構性的缺失，同樣致使了，在原住民族教育的生態中，傳統的民俗性課程，只得依附於「一般教育」下的現況，留待在「課餘」和「第三學期」的時間裡，才得以教授。甚至還曾在教育部過去推行的五年計畫（95-99年）中，被視為對學生造成負擔的、多餘的課程內容：

原住民族教育涵蓋一般教育與民族教育。......一般教育所反映的是優勢文化影響力，......只要接受一般教育及涵蓋所需學習的一切事物。但是相對於原住民學生來說，既要參與一般教育，更要花時間傳承自己的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反成為其學習的額外負擔。......可能造成一般教育的學習成果更為不利。（教育部，2005；施正鋒，2011；林文蘭，2018）

教育政策的單一傾向如何形成

從現今《原住民族教育法》所指出的政策規劃體系來看，教育部和原委會兩者，實際能夠主導學校課程的相對權力，存在著顯著而懸殊的差異，這點致使了如今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出現偏重「一般教育」的狀態。

根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六條規定，原委會轄下，針對民族教育事務設有：原住民教育審議委員會（以下稱教審會）；而教育部則針對一般教育事務設有：原住民教育政策委員會（以下稱教委會），作為教育政策跨部會協商的常設性會議；另外，尚有教育部和原委會每年協同辦理的「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教育事務協調會」，目標大致上，為匯聚實際教育經驗及研究結果，對往後推動重大政策方針提供參考——但似乎也「僅供」參考，於是該會議本身，無關乎任何能夠影響政策推行的效力。

然而，剩下可以作為兩大教育主管機關間，審核與監督各自政策的教委會（教育部）以及教審會（原委會），至今為何不見其實際運作後，能夠有效調和「一般教育」和「文化教育」之間失衡的政策比重呢？

若我們由兩常設單位的設置章程，窺探其組織運作的形式，以及權力伸展的範圍，即可稍微回答這項問題。首先，由兩會的組織成員來看：教委會，主要成員17-23人，除設唯一位原委會副主任委員，為當然構成員以外，其餘成員包含專業學者、地方教育實際從業人員等，均由教育本部部長遴選之；教審會，主要成員15-19人，除唯一位教育部代表外，其餘成員包含學生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學者代表，由「各界」推薦，經原委會議審議遴聘之。

在會議設置的任務目標上：教委會，權責包含督導原住民「一般教育」政策之落實、跨部會之政策協商等；教審會，則專責審議民族教育政策方針，以及各機關執行之民族教育法規與重大計畫、方案等。

由此即可看出，兩會在實際運作上，要想達成實質監督、審議教育政策的目的，效果可能是多所侷限的。原因在於，兩委員會內部會議的進行，乃至執行相關權責的多數共識，可能都傾向其隸屬機關的政策立場靠攏。意即，教委會（幾乎全為教育本部部長遴選的）成員支持教育部主推「一般教育」政策的立場；教審會則同樣意見一致的，支持原委會所規劃辦理的「文化教育」政策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