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舉價值理想前,應該讓經濟不利的人們也有自立的機會

標舉價值理想前,應該讓經濟不利的人們也有自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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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想解決全球化下的貧富差距,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社會動盪問題,不能僅依靠所得或財富重分配。搭配一些重分配,並給經濟不利的人們與地區較為寬鬆的條件,讓他們有機會建立自主的資本,這才有可能解決問題。如果一開始就標舉最高理想,這善意其實極有可能造成的是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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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戴興盛

最近多次跟台灣自由派的朋友呼籲經濟議題的重要性,前天的貼文陳述經濟實力是維繫國內政治社會安定、對抗中國極權體制的根本。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思考,經濟議題和國內廣泛「進步價值」實現間的關連。

還記得川普當選總統那天,美國自由派眼鏡碎裂滿地。川普出乎自由派預期當選的原因固然不只一個,但有一個是我今天想特別討論的,也是對台灣極為重要的現象。美國的鐵鏽州,也就是在全球化影響下的輸家,幾乎都是川普勝出。而加州等全球化的贏家,則是民主黨勝出。川普對經濟問題提出的解方並不一定對,但他對輸家提出了明確訴求,而同時間贏家則在矽谷的星巴克中啜飲著拿鐵,並沒有太在乎鐵鏽帶人們的困境。自由派大本營的頂尖大學課堂中,的確還是有眾多師生急切地關注全球化下的輸家處境,但他們不見得真的感同身受,因此也很難提出可行的方案。

著名的美國哈佛大學學者Robert D. Putnam在《階級世代》這本書中,敏銳地點出了這些問題。他發現(嚴格說來最開始是他一位聰慧的學生),哈佛大學中有很多關懷「進步價值」的年輕人,而這些年輕人大致上是中產階級以上家庭的小孩。但在他(以及他的那位學生)出身的鐵鏽州或破敗社區,情況是顛倒的,學生若非陷入家庭與社會困境中,就是忙著求生存,很少有人有心力去關注公共事務。

這些情形,對台灣的泛社運圈一定不陌生。我們都清楚,追求各類社會、環境價值的公民團體,其大本營主要都在都會區,其主要支持者的社經背景大概也都是中產階級為主。世界各國的學術研究大致上也指出,中產以上階級對各國公民社會的形成及民主進程是很核心的基石。

我長期觀察台灣鄉村地區追求環境價值的集體行動,有一個很深的體悟,就是,在經濟困頓地區,這個追求即使並非不可能,但也很困難。我的意思絕非鄉村居民沒有環境或社會關懷,我要向社會各界說的是,我們應該真正去體會那困境。請看一下農民的生活,一整天操勞下來,回家後只想好好吃頓飯看個電視,還要擔心小孩下個月的學費,說不定過幾天颱風就要來襲,天氣太壞也擔心,天氣太好也擔心,有多少人還有心力去參加晚上環團的會議?

簡單地說,若沒有穩定的生計與一定程度的生活水準,公民社會與其關懷的各類價值很難真的茁壯。瞭解這一點之後,會使大家對經濟、社會、環境各類價值間的複雜關係,得到更深的體會。我再舉一個例子說明。

台灣關懷以上問題的人不少,通常會以永續發展的概念去設計其行動方案,而在這概念下,很多人會強調其方案同時關照經濟、社會與環境價值,也就是兼顧三方(所謂永續發展的三重底線)。看起來很理想,不會為了經濟而忽略社會與環境價值。但是,實際運作如何?行得通嗎?

對於欠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鄉村地區而言,本來要在全球化環境下去求經濟生存就是很困難的事情了。請大家試想一下,要像紐西蘭一樣,把奇異果賣到世界各地,這是需要極高度的各類資本一起共同作用才做得到的事情。很多人會說,我們不追求這個模式,只求地產地銷,賣到全台灣就好,但是,這只是地理範圍縮小罷了,其基本運作跟賣奇異果有差異,但不是經濟運作本質上的差異。那麼,鄉下種菜賣到自己所屬縣市,實現徹底的地產地銷好不好呢?那就根本很少人買了,因為不同地區的確是有經濟分工的,雲林人哪裡吃得完自己種的菜呢?

在以上艱困條件下,若同時要要求達成很多其他各類社會、環境標準,長期間即使做得到,中短期內也幾乎等於是叫農民去經濟自殺。我們若知道以上根源,就會理解為何各類眾多立意良善的永續發展方案,在鄉村地區多數至今難以長期維繫(除非有政府補助)。

而這也意味著,在高度理想化的條件下,農民在經濟上將永遠無法翻身,這在倫理上絕對說不過去,然後,鄉村地區的公民社會將很難成形,而這對鄉村地區會有長期負面的影響,例如,政治上很容易被派系、買票的政客、民粹主義者、家父長主義者所動員。

以上難題當然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但看清楚問題本質,會有助於我們思考什麼是可行的方案。對我而言第一步是,我認為我們對各類社會、環境責任的要求,首先要放在那些有能力承擔的人及群體身上。例如,以台積電堅強的企業體質,我相信它可以承受、也應該承受更高的社會與環境責任,所以台灣若要追求永續發展理念,需要把重心放在對這類企業的要求與和它們的合作上。順便強調一下,我個人很尊敬台積電,舉這個例子絕非意味它做得比其他企業差,從其領導階層的公開發言來看,我認為台積電也有高度意願追求更高的標準。

相對的,我認為我們對經濟處於不利處境者與地區,需要不同的方向。這些方案需要以解決經濟困境為首要考量,其他的考量次之,也就是不能加諸太高、在經濟上不可行的標準。

長期而言,我們若想解決全球化下的貧富差距、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社會動盪問題,不能僅依靠所得或財富重分配。搭配一些重分配,並給經濟不利的人們與地區一個較為寬鬆的條件,讓他們有機會建立自主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這才有可能解決問題(即使是部分地)。相對的,不瞭解這個需要,一開始就標舉最高的理想,這善意其實極有可能造成的是惡性循環,使人們永遠困在貧窮與各類社會問題的困境中。

說到這邊,我自己絕對要很感謝我的父母,他們在我小時候在花蓮鄉下山坡地種下了一片檳榔樹,相當部分支應了我在國外唸書的費用。在沒有公費與獎學金支持的情況下,是我雙親的的努力、犧牲,還有當時不那麼嚴格的環境標準,讓我有這個機會獲得文化資本,並建立起日後的經濟與社會資本。我很感謝他們,慶幸自己幸運地有這個機會,因此也主張其他的經濟不利地區的人們,應該也要享有同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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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