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寫美國文學史的傳奇編輯:《紐約客》不可能刊登這種不經大腦的罵街文章

改寫美國文學史的傳奇編輯:《紐約客》不可能刊登這種不經大腦的罵街文章
Photo Credit:  Pablo Costa Tirado CC By 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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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伯.葛特利(Robert Gottlieb)

《紐約客》是羅斯成立的一所獨一無二的機構,是精明老練、誠實與自由主義的代名詞。史恩主導它轉型,將它變成重要的美國文化現象,而且獲利甚豐。但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前,《紐約客》獲利已逐漸減少。我上任的時候,如果記得沒錯,這本雜誌大概每年損失一千兩百萬。我五年多後和史帝夫.傅理歐(Steve Florio)這位難以駕馭但有些討人喜歡的出版人一起離職時,《紐約客》離損益平衡大約還差兩百萬,預期再過一年就可以損益兩平(我聽說又過了五年後,虧損高達兩千萬元。)當時,為了長途航行,船隻必須進塢大修,但大修的前提,是先反轉這份雜誌已經失去當年成功的各種優勢。我能想到讓這件事成真的唯一辦法,就是開發新作家和更切中人心的插圖與封面,才能吸引新讀者與廣告主。出名的漫畫家都太墨守成規了。

我並不是說吸引新作者有困難。幾乎每位自由撰稿作者都避談錢。都想在《紐約客》露臉,為的是它的聲望,也為了高額稿費。但是大家對於避談錢的因素。史恩先生的方法很簡單:他要是收了一份稿子,就給付作者他認為適當的酬勞。不討論,不談判,不得抱怨。我當然可以沿續這個傳統,尤其我過去多年經手太多出版合約談判,已經精疲力竭。我開始這種做法沒多久,林恩.奈斯比就拿著大衛.里夫(David Rieff)一本關於邁阿密的書,請我們刊登書摘。我決定在雜誌上大篇幅刊登。林恩說:「太好了。你怎麼付費?」「等定稿,確定文章長度之後,我再寄支票給你。」林恩沒回應,好一陣子以後才說:「你是說真的,對嗎?」「是的。」那是我們經歷過最短的談判,但她和大衛收到支票時都很開心。

《紐約客》最卓越的傳統之一就是海外報導。這個傳統在二次世界大戰時開花綻放,且等到刊登《廣島》的時候達到顛峰。但我在一九八七年到任時已經奄奄一息。當時珍.克萊瑪(Jane Kramer)負責歐洲,阿莫斯.伊龍(Amos Elon)報導以色列,但世界絕大多數的地方不是報導不夠,就是沒有報導。我對新聞業所知不多,認識的記者也很有限,我需要好運幫我找到搭配老記者的新血。幸運之神為我們帶來了阿瑪.顧里耶普立妥(Alma Guillermoprieto)。她對薩爾瓦多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動亂的報導敢言又引人深思,替她贏得了令人稱羨的聲譽。但她在《華盛頓郵報》和《新聞週刊》適應地不是很好,所以當她的經紀人麗茲.達寒索夫(東尼.蕭特的太太)介紹我認識她的時候,我立刻抓住機會。她很快地發了兩篇關於尼加拉瓜、扎扎實實的新聞,接著就來紐約辦公室。

再一次,那可以說是一見鐘情──但是,誰不會愛上這位俊美、堅定、無懼、而又風趣的人呢?我請她擔任《紐約客》全職記者時,她猶豫了。原本她打算去莫斯科待幾年,學好俄語。我不以為然。她到今天都還記得,我當時跟她說:「我要跟妳說一件事,妳要聽清楚, 並重覆我說的每一個字:正因為妳現在可以把某件事做得很好,並不代表那件事不值得妳繼續做!把這句話當做為妳的口頭禪。」此後,阿瑪就成了一位可靠的記者。我也得相信我真的說了這句話,或者類似的話。

她留下來了。我派她到各個地方,因為我知道她會從玻利維亞、巴西、或她的祖國墨西哥帶回來有觀點、讓讀者眼睛發亮的故事(《紐約客》和《紐約書評》的讀者現在仍受益於她從不懈怠的好奇心,與擲地有聲的文章。)她的書也是我負責編輯,她也成為我家的密友,她到紐約或回國的時候就住在我們家。這些,都是廿五年以上的事了。她不僅是「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Fellow)得主,我們對什麼是媚俗的看法也完全合拍。她唯一的瑕疵,是年輕時跳現代舞傷了腳,這使她在一九九八年和我們到西班牙與葡萄牙旅行時極為吃力。

阿瑪是雷蒙.班納(Ray Bonner)的老友,他們曾經一起深入險境。他們採訪「馬蒂民族解放陣線」時,報導了「莫索托村大屠殺」。雷根近臣因而對那裡的寡頭統治者大發雷霆。親切隨和的雷蒙到任何地方採訪都很開心,我先調他去印尼。印尼人口在全世界排名第四,但似乎是個一問三不知的化外之國。班納在那裡待了六個月蒐集資料,寫了一篇權威性的報導(我們後來聽說,這篇分上下集刊出的文章成了國務院的指定讀物。)他後來又到秘魯、科威特、肯亞還有其他偏僻國家採訪,寫了類似的報導。出色的表現,略帶傻氣、不顧一切的工作態度,加上《紐約客》的協助,是他的致勝之道。米爾頓.維爾斯特(Milton Viorst)是另一位同樣勤奮又負責的《紐約客》記者。他或許比較嚴肅而且不那麼愛搞笑,但他擅於分析盤根錯節的區域局勢,例如中東地區。因為他傑出的判斷力加上文筆流暢,「非內行人」如我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因此比較容易了解他的文章。

指揮年輕的馬克.丹樂(Mark Danner)採訪,也是我生平樂事。我看了他寄來的一些作品,馬上就錄用他了。他寫的海地報導非常出色,並在《紐約客》上分三期刊出。我樂意派遣他到其他地方,但他為了整理作品集結出書,耽誤了好幾年(最後他幫蒂納寫了一本關於薩爾瓦多多起屠殺事件的專書。)此外,他留在美國,反而得到一個機會,執行一個重要任務:寫《紐約客》的「本周評論」專欄,特別是強納生.謝爾離開以後,他的角色更加重要。可以這麼說:馬克代表我們《紐約客》寫出了對波灣戰爭,對伊拉克,對軍售伊朗醜聞的聲音。關於他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等一的:研究紮實、勤奮認真、道德表率。唯一的例外是他的工作習慣。沒有人比他更遲交稿,沒有人比他在辦公室字斟句酌地更晚。他快把同事弄瘋了,但這些都值得。我喜歡關於他的每一件事(包括他媽媽,他一帶她進辦公室我就立即與她產生共鳴。他的反應很明顯地非常尷尬。)最後他在《紐約書評》找到了完美的家。羅伯特.希爾弗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年輕、有天賦的助理,他就從那個職位開始做起。

在英國,我有個大膽的想法,替《紐約客》找一位新人。無價的茉莉.潘德-唐斯已經在一九八四年退休。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是我的選擇。我曾替「肯納夫」買過他的小說《福樓拜的鸚鵡》(Flaubert’s Parrot)(他的書現在還是交給「肯納夫」出版。)最後,我說服朱利安替我們寫一系列透徹又有趣的報導。在美國,則有瓊安.迪迪安(Joan Didion)供稿。她的地盤是加州,但對我而言,加州就像薩爾瓦多和印尼一樣,都是外國。我為《紐約客》聘請的最後一位新記者是大衛.雷米尼克。我很欣賞他替《華盛頓郵報》撰寫的俄羅斯新聞。我們共事的時間並不長,但他是我進用的新人中,最幸運的一位。


史恩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引進的作者也極為優秀。我最熟的是強納生.謝爾,他是瓦里.史恩(Wally Shawn)在哈佛大學的室友,很多人覺得他就像是史恩的第三個兒子,或許也是他最鍾愛的作者。一九六七年他以〈宿渡村〉(The Village of Ben Suc)這篇刊登在《紐約客》的重量級報導聲名大噪,之後「肯納夫」就這個主題替他出了一本專書,時間大約是我到「肯納夫」半年前。他是《紐約客》政治觀點的(就是史恩的)主要代言人,主導雜誌前段的「本周評論」專欄。他熱情且無懼。很多人欣賞他,包括我,但也有人認為他自負而不夠幽默。但他並不在乎受不受歡迎,在乎的是他的意見有沒有人聽到。

一九八二年強納生寫了一篇警世文章〈地球的命運〉(The Fate of the Earth),討論核戰帶來的全面危機。除了刊登在《紐約客》,「肯納夫」也幾乎同時以單冊書形式發行。史恩對這類合作案的條件是,《紐約客》沒有出刊前,非相關人等只能知道書名與作者名,其餘資訊一律封鎖,出版社也不能送出樣書。因此,沒有外人知道這本書的主題,我在業務會議上也只能說,一本非常重要的書即將問世,業務同仁以及你們的客戶,也就是書店,應該相信我,這本書將會轟動全城而且大賣。這招似乎還挺有效的。

這本書由史恩撰寫書衣文案,我當時還在「肯納夫」,要執行一個不值得羨慕的任務:要求更動文字。換句話說,我要求更動全世界最受敬重的編輯的作品。我沒建議改內容,但文字必須溫和些,改成具有「銷售」功能的文案。我們在電話中講了很久(那是我與史恩的第一次長對話),一字一句討論了文案。他的態度輕鬆,而且沒有任何抗拒。這件事讓我得到一個教訓,而且銘記在心。我提醒自己,以後開始寫作,和那些緊張的年輕編輯共事時,要表現的像史恩一樣。雖然我無法理解我怎麼會讓人覺得不自在。

除莉莉蓮.羅斯外,強納生是我接任《紐約客》總編輯時選擇離職的三位同仁之一。我非常遺憾他選擇離開(另外兩位是比爾.麥紀本,幾年後回歸。還有一位是資淺的小說編輯。)於公,《紐約客》少了強納生是個損失,於私,我更為強納生本人遺憾。《紐約客》是他的家,我相信他與家分離的傷痛一直沒有復原。這是我要嚴厲批評史恩的唯一一件事。他竟然接受這位愛他、而且對他絕對忠誠的人為他犧牲。他不僅接受,還期待強納生離職。我不得不相信,他應該會樂見大批同仁同時離開這個(在他眼裡)趕走他的刊物。

我繼承的作者中,最讓我滿意的是那一批堪稱雜誌骨幹的傑出評論人。整體而言,他們都是美國各領域最受敬重的作者。舞評是艾菱.柯羅奇,她是我心目中這個領域最優秀的研究者,湊巧也是我在「肯納夫」時代的朋友與作者。爵士樂是惠特尼.巴尼(Whitney Balliett); 時尚是甘迺迪.弗雷澤(Kennedy Fraser);攝影是珍奈特.馬爾侃;書評是約翰.厄普代克(書評不只一人),約翰也是小說部門的台柱。棒球是(以前是、現在也是)無以倫比的羅傑.安佐。最出名和(或)聲名狼藉,但肯定會呼風喚雨的是葆玲.凱爾(Pauline Kael)。我還在這份任何人看了都會肅然起敬的名單上,慢慢加了幾個人:英格麗.習琦(Ingrid Sischy)(取代珍奈特.馬爾侃,因為她要離開)、亞當.高尼克(Adam Gopnik)負責藝評(他從「肯納夫」跟我調到《紐約客》)、克勞蒂亞.羅斯.皮耶龐(Claudia Roth Pierpont)以及她充滿原創力的文學頭腦(後來成為好友)、還有路易.孟南(Louis Menand)。我一直沒有找到旗鼓相當的劇評與電視節目評論人(可惜,麥克.阿霖〔Michael Arlen〕已經退休)或樂評人(古典或流行都找不到。)我試過了,但沒有成功。

我同時也接手一群實力堅強的短篇小說作家,一些是我認識並且仰慕的人。最多產(可能也是最有天賦)的是厄普代克;如果他有對手的話,那應該是威廉.崔弗(William Trevor);愛麗絲.孟若雖是新人,但已有相當份量。她和厄普代克都是「肯納夫」的作者,但我沒當過他們的編輯。還有瑞蒙.卡佛、安.比緹(Ann Beattie)、梅薇思.蓋倫特(Mavis Gallant)、黛博拉.埃森伯格(Deborah Eisenberg)、還有影響力十足的唐諾.巴瑟梅(Donald Barthelme)及其它人。但史恩先生對於要刊出的小說有一些文字與題材的限制(性是個問題。事實上,除了哭泣,只要提到其他身體部位的功能,大概都會被否決。)

既然我是小說的編輯與出版人,我對小說不設限,自然地,評論人選擇題材與風格的範圍也就擴大了。我們認為好的作品,我們就會出版。「我們」指的是給我材料的小說部門加上我。我對小說遠比史恩對小說投入。他與前任羅斯以及今天的大衛.雷米尼克一樣,都出身新聞界。小說部門的運作方式如下:幾位小說部的編輯,包括奇普、出色的短篇小說作家丹尼爾.孟拿卡(Daniel Menaker)、薇若妮卡.耿恩(Veronica Geng),由德高望重、有主見(雖然他有時候會碎碎唸,其實他是個大肚量的人)的羅傑.安佐(Roger Angell)總負責。這幾位中總有人會喜歡某個故事,並與同事分享觀點。把他的理由與同事分享,然後大家表示意見,不管有或沒有共識(大部分時候沒有),資料都會到我手上,由我裁決。我總是覺得這些看法很有意思,而且尊重他們的認真與正直,但我對小說的想法跟他們一樣強烈,所以,沒有談判空間,就是飛快的「可以」或「不可以。」

孟拿卡在他的回憶錄《我的錯》(My Mistake)中回憶和我工作的時候,「或許是我生涯中最專業的那些年。感謝葛特利對小說兼容並蓄的品味,並願意給新作者機會。」他不止寫這幾句,還有更多,我不好意思引用。他還舉了幾個作家當例子:珍尼弗.依根(Jennifer Egan)、麥可.康寧漢(Michael Cunningham)、阿蕾伽.古德曼(Allegra Goodman)、愛咪.布隆(Amy Bloom)、亞伯拉罕.法吉斯(Abraham Verghese)、理查.福特(Richard Ford)和喬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我還可以加上安.泰勒(Anne Tyler)、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及村上春樹等人。因為我對自己的小說判斷力有絕對信心,這也是我的工作中最簡單的項目之一。此外,與愛麗絲.奎因審查詩作,也很有樂趣。她是我在「肯納夫」的老同事與好友,在《紐約客》擔任詩部門的編輯。她很善良,開會時總是表現出我的意見切中要點的樣子。

史恩培養的兩位最有趣的作者,一位是受到愛戴與敬重的伊安(珊蒂).傅雷澤(Ian〔Sandy〕Frazier),過去(現在也是)他的「休閒」裝扮令人發噱,他在《紐約客》成長為一位頗具有份量的非虛構作者。另一個是古怪,愛打情罵俏的小說編輯薇若妮卡.耿恩。薇若妮卡帶刺但迷人,想理解她的幽默,腦袋得左彎右拐,有時實在拐得太過頭,但我很喜歡她。我還在試用階段時,她想方設法挑釁我,等到我試用期滿,她反而習慣我了。她在生病住院時,叫我去看她,我覺得很感動。她那時五十多歲,因為腦瘤過世,看到她那樣糟糕的狀況非常難過。

我,是在曼哈頓下東城一家老式的小義大利殯儀館,遇見史恩(當時)的媳婦賈玫加.金凱(Jamaica Kincaid)。薇若妮卡的朋友選在在這裡聚會,紀念薇若妮卡沒有章法的一生,但是這個聚會也辦得完全漫無章法,更令人好奇。賈玫加是史恩在辦公室的另一個寵兒,是一個我絕對無法相處的人。但這次接觸的結果,我高度滿意。賈玫加出生在加勒比海地區。我接任的時候,她已經花了很長的時間,進行一篇關於加勒比海地區殖民主義的文章(她出生在加勒比海地區。)花了時間不說,她還把這篇文章擴大為半自傳性質。稿子交上來以後,我看了, 很明顯,《紐約客》不可能刊登這種綿延不絕、又不經大腦的罵街文章。我到她的辦公室,告訴她這個壞消息,並且跟她說,既然這是《紐約客》委託她進行的計劃,即使沒刊登,我們還是會全額付她已刊登的稿費。這是《紐約客》的標準政策;史恩不相信先看部分稿件,若要取消,則給作者一筆補償費的做法(我同意他的看法,發生這種事情,不只是作者的問題,我們也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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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嗜讀者:改寫美國文學史的傳奇編輯》,東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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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伯.葛特利(Robert Gottlieb)
譯者:林少予

從讀到編,最後動筆寫自傳,
還有什麼比人的生活更迷人──羅伯.葛特利

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編輯回憶錄
「出版,本質上就是將自己的熱情公諸於世」
──獻給熱愛工作的每個人

在六十多年的編輯生涯中,羅伯.葛特利先後擔任「Simon & Schuster」、「Alfred A. Knopf」出版社和《The New Yorker》週刊總編輯。他們都是他的作家──

電影明星洛琳.白考兒與凱薩琳.赫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朵麗絲.拉辛、童妮.莫里森;小說家約翰.厄普代客、約翰.齊佛、約瑟夫.海勒、諾拉.艾芙倫;著名類型小說家約翰.勒卡雷、麥克.克萊頓;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克曼等人。

羅伯.葛特利不愛大自然、不關心體育競賽、絕少交際應酬。他的興趣是讀書、他的工作是編書。《紐約時報》形容他是「嗜讀者」,本書正是這位嗜讀者提筆寫下的出版傳奇回憶錄。

他替《華盛頓郵報》的葛蘭姆夫人編輯自傳,自傳出版隔年就獲得普立茲獎。

他也是柯林頓總統自傳的編輯,為了讓柯林頓明白,編輯與作者不平等的結局一定會搞砸他的自傳,他對柯林頓說:「不是我替你做事,是你替我做事。」結果自傳出版後不到幾個月,就賣出兩百萬本。

他負責編輯鮑伯.卡羅的《詹森傳》,結果四十七年過去,第五卷到2018年還沒完成。他是編輯,他可以等,也願意等。

他二十四歲進入出版社,靠的是從小大量閱讀的成果,從此他就沒有做過與閱讀無關的工作。他的讀書名言是「沒讀過的就不是真的」。

這位改變美國文學的人物,帶領我們走進出版的黃金年代。

本書特色

  • 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編輯回憶錄,被認為是改變美國文學的人物。
  • 《華盛頓郵報》譽為「繼與海明威、費茲傑羅合作的麥克斯威爾・柏金斯之後最重要的出版人」。
  • 出版史上首創將推薦語放上書衣正面、將作者彩色人像照拿來促銷書籍。
  • 葛特利操刀的作家贏得諾貝爾獎、曼布克獎、普立茲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
  • 譯者林少予為本書增補許多註解,帶領二十一世紀讀者進入葛特利所在的黃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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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東美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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