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歐盟而言,「氣候治理」屬於合作機制還是權力競逐?

對歐盟而言,「氣候治理」屬於合作機制還是權力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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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歐盟長期尋求氣候變遷問題的解方,但常常雷聲大雨點小,原本的雄心壯志常在各方領袖的角力下,以「不夠公平為名」幻滅。回顧一路來的會議內容和目標設定,歐盟的減碳舉動究竟針對減緩全球暖化有益,抑或只是權力爭鬥的工具呢?

文:郭映庭(臺灣青年氣候聯盟成員、臺灣大學風險政策暨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壹、前言

在氣候變遷(特別是暖化現象)事實與衝擊不斷被科學證據支持的當代,[1]全球氣候治理卻是難竟其功,國際社會以拖待變的治理策略使氣候鉅變的頻率與強度日益威脅人類的生存安全。過往國際處理這個問題時,僵持不下的爭點主要可歸因於:

  1. 合作國家間的產業結構差異過大,因而即便肯認阻止暖化是迫在眉睫,彼此利益不易趨同卻造成各方分別該承擔多少義務的共識難以達成;
  2. 合作國家間遭逢暖化傷害時的脆弱度有別,當脆弱度高的島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被地球反撲時,比起具有抗災能力的國家(且這些國家多是排碳大國)更容易承受相對較高,甚至是不可逆的損失。[2]

質言之,氣候治理雖然是一項亟需仰賴合作的全球性議題,[3]惟多數主權國家實踐氣候政策的經濟效益與風險成本皆有分殊,所以開展合作時在乎的是各方責任分配(burden-sharing)的公平性,而不是如何能完成更高強度的全球減碳目標。矛盾的是,過於重視「公平」(equity)這種規範性原則的後果,其實就是南/北國家之間相互推諉減碳義務的最大肇因,[4]反而不利氣候治理的永續運作。

相較於前述全球層次(global level)上的減碳困境,歐盟(European Union, EU)作為一「超國家」的國際行為者,其內部在抗暖的義務分配上,執委會不僅能具體考量各成員國內開發程度,更具備歐盟法律框架下的強制力與執行力,方能打破義務分配談判上的僵局,成功實踐歐盟整體對國際社會允諾之減碳目標。此一建制設計(regime design)著實具有啟發性,值得國際社會研究參卓。故本文試析在超國家層次(Supernational level)中,歐盟《責任分配協議》(Burden Sharing Agreement, BSA)如何處理南/北國家(歐洲地區稱為非凝聚/凝聚國家)減碳義務分配之爭端。

詳言之,我們要觀察的是,這些歐盟成員國,在談判桌上中重視的究竟是境內要團結一心地成為全球抗暖典範,還是抱持與全球層次同樣的目的,只是企圖為本國在歐盟中競逐更高的政治權力,才發展出該組織特有的氣候戰略。

除上開前言,本文在第二部分統整出歐盟氣候治理進程與國際角色的轉變;第三部分比較國際與歐盟地區原則及BSA成效;第四段的討論中,本文試圖以BSA制定的過程,探討歐盟成員計算BSA時的利益趨向;第五段則進入BSA實踐上的觀察與小結。經由對BSA在不同時期、不同行為者的分析,本文主張,歐盟BSA的合作環境比起國際社會相對成熟,且建制設計更佳,惟在實踐中,與全球層次的氣候談判——《氣候變遷框架公約》下的締約國大會(COP)一樣,也出現開發程度差異所造成的衝突,同時,義務分配原則會隨著制度上強制性的強弱而轉變,且強制性增強時將更容易趨向於主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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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減碳行為的合作本質

對任何國家——尤其是碳排大國而言,實行減緩(mitigation)政策的成本是高昂的。因而,要抑制全球升溫趨勢,讓這項環境公共財能夠永續地發展,必須確保減碳合作賽局能長遠、重複地持續著,否則很有可能如川普政府一般,無法獲得短期利益便轉頭放棄多邊治理。換句話說,減碳的義務分配,不論是全球或歐盟層次,一直以來都是談判法定承諾時的攻防焦點。開發中國家賴於「經濟條件劣勢」與「人均排放水準較低」的現狀,主張其應豁免於全部或部分的減碳義務,這個概念不僅體現在UNFCCC明列於「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CBDRs)的規範性原則外,[5]歐盟設計BSA的內容也要求「凝聚國家」負擔更多歐盟整體減碳計畫的義務。

同時,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問題也經常會「囚徒困境」(prison’s dilemma)的情況產生連結,[6]特別是具有跨界性質的環境,因為其往往具有公共財的特性。當跨國環境合作中出現國家主導的詐欺行為,如拒絕履行其所承諾的減碳義務或拒付其所承諾過的資金時,環境公共財受到減損、惡化或破壞的悲劇便油然而生。

理論上,一個好的建制設計的確可以鼓勵行為者加入合作的行伍,進而弭平公地悲劇效應帶來的負面衝擊,但前提是這個建制不能只是空殼,而是必須能夠被落實與執行。過去暖化合作的例證都顯示,因為締約方既可以選擇第一時間合作,也可以期待坐享其成。形式上先行締約,取信他國後又阻卻國內立法機關的批准,甚至批准後完全不施行治理行為,這些違約的行為將引起他國效仿,使本就不易的合作雪上加霜。值得注意的是,暖化合作與其他議題(以貿易、網路為例)相比,它的遵約行為在監督工作上存在客觀科學技術的限制,因此,合作總是容易聚焦於政策擬定或減碳測量的公平或準確程度,而非切實抑制碳排成效的取得,加上科學不確定性容易造成「執行延滯」(implementation-lag)的現象,間接促使全球暖化治理的成效不彰。[7]

回到如何處理責任分配的問題,其實又是一個大哉問。僅就檯面上的文獻大致可分為三項原則:「人均碳排上的平等」(equal emissions per capita)、「隨著時間推移調整的人均碳排平等」(equal emissions per capita over time),以及「主權平等原則」(sovereignty principle)。主權平等原則認為主張最簡易的分擔形式即是將國際該實踐的總減排百分比,平均分配給所有締約方。[8]如此,得以合理化國際法上主權國家的「平等原則」。然而,暖化問題是高度交織而形成複雜的因果關係,橫跨了化學、大氣、社會科學等面向,該問題的發生與解方也並非呈現線性的因果關係,更多的時候會發生臨界點效應,越過這個數字,風險與後果就呈現雪崩式的現象,變得難以控制,因此,科學上欲依照相同比例向各國訴諸碳排義務的的明確性實有不易克服之處。再者,每個締約方的碳排能力、為了經濟成長預期而衍生之碳排預估也不甚相同。因此,邏輯上看似簡潔的分配方式反而與「實質平等」產生重大落差。此外,就算不論上述問題,主權原則下國家義務是否平等落實到個人,並符合「世代正義」也是飽受質疑的,儘管它成功獲得部分締約方(多數是北方國家)的贊同。

相較之下,「人均碳排上的平等」以及「隨著時間推移調整的人均碳排平等」,這兩種分配原則更加重視平等的本質,秉持著所有生存在地球上的個人,都應當被賦予公平享受環境權利的概念。所以,北方國家除了應該背負更多工業發展導致暖化的歷史責任,必須提供氣候難民金援,或是協助脆弱國家能源轉型之外,凡是國際抗暖合作中法定的減碳目標分配,都應該服膺於道德上的地位平等,甚至是經濟發展資源與機會的保障。其中,「隨著時間推移調整的人均碳排平等」不僅考慮到地理空間的資源分配,更將時間尺度的世代間獲取資源能力一併討論,邏輯上顯得相對周延,但執行上亦更加困難。

處理碳排義務的計算問題時,歐盟採更具彈性的作法,其以不同國家的「減碳成本」進行計算,使各國在絕對值或相對於國內生產總值上承擔同等的責任。換句話說,歐盟側重以效率為導向的方式,藉此平衡邊際減碳成本。BSA機制遵循「泡沫協議」(bubble agreement)的做法,[9]力陳成員國依據各自的「能力」(ability)與「責任」(responsibility)來減碳,它的總體績效是歐盟法律條約下,政治妥協程度較大且高度符合經濟效率的成功協議,有效增加整體合作潛力。

參、歐盟氣候治理的實踐與特色

美國逕自退出《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KP)後,歐盟開始成為主導全球暖化治理的關鍵角色。不僅持續不斷提高自身減排的義務,從《京都議定書》(以1990年為基準年)減少8%,到《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PA)繳交「國家自主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時已提出2030年境內將至少減排40%。當年更是透過支持俄羅斯早日加入WTO的手段,換取俄方加速批准《京都議定書》,解決了議定書自2005年簽約以來,礙於必須達成「雙五十五規定」,導致超過7年無法生效的延宕困局。[10]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歐盟)第4條載明:「歐盟在環境、氣候變遷與能源等領域具有共享職權(shared competence)」,換句話說,成員國境內資源如何有效率地使用都必須經由會員國同意,執委會協商後共同制定明確的建制及相應規範,暖化議題上,歐盟據此得整合氣候變遷相關政策,會員國內的法規已然逐漸歐洲化。[11]

回首歐盟過去的抗暖政策,當中有幾項重要的決議與行動,分別是1998年提出《氣候變遷、歐洲邁向後京都時期戰略》(Climate Change- Towards an EU Post-Kyoto Strategy)、2000年《歐洲氣候變遷計畫》(the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ECCP)與2005年的第二期計畫(the Second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ECCP II)。《戰略》中詳細說明歐盟因應氣候變遷的基本立場和戰略方針,肯認《京都議定書》提出的聯合減量(JI)、排放權交易(Emissions Trading, ET)與清潔發展機制(CDM)的制度設計,並相信這些彈性機制能說服或吸引更多主權國家參與治理氣候問題,歐盟本身也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完成境內BSA的談判(將於下一部分說明)。

歐盟執委會於2000年推動的第一期《歐洲氣候變遷計畫》(the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ECCP),目的在分辨所有減碳必要條件以屢行《京都議定書》的目標;《京都議定書》於2005年生效後啟動的第二期《歐洲氣候變遷計畫》(the Second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ECCP II)是產業部門的細部估計,該計畫算出:假使歐盟不施行減碳計畫,2010年將增加6%碳排量,也就是說,《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2008-2012)必須減碳14%才能達到減碳8%的目標。因而,歐盟檢視能源、交通、農業及工業等特定的大型碳排產業,同時,航空業也是排碳大宗,因此將其納入「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Green Ga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ETS)的架構,藉此塑造對環境有益的生產誘因。

後續的積極行動則多半側重於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調適政策資料庫的建立,以及對南方國家的清潔發展能源的資金挹注等合作。身為減碳優等生,歐盟也將自身重視的項目深入至UNFCCC的多邊架構,舉例而言,COP16《坎昆協議》所成立的綠色氣候資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加強森林保育等條款,皆是由歐盟在全球會議中推動。

哥本哈根會議 COP15
2009年環保團體於歌本哈根會議場外進行遊行抗議。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肆、個案分析:BSA的產出博弈

一、BSA制度設計

這項談判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在《京都議定書》談判前,歐盟初步商定境內應以減少總體碳排量10%的目標進行分配,所訂立的「協議版本」(本文稱為前《京都議定書》版本)。1997年歐盟正式簽署《京都議定書》後,成員國開始進行第二階段的談判,所訂立的「最終版本」(本文稱為後《京都議定書》版本)則可反映出較低的京都目標。它們的制定過程中都經歷了追求科學公平的「三聯產業標準(Triptych Sector Approach)」確立階段,並以此標準作為成員國規定上繳「國家核配計畫」(National Allocation Plans, NAPs)估算應減碳量之參考,最後經過一輪小幅度的談判才出爐。以下將逐一解釋上述原則與政策,以闡述並分析歐盟減排架構。

  1. 三聯產業標準

對會員國來說,每個產業類別應該如何計算應該承擔義務是第一個賽局,在計算規則上爭取公平甚至豁免,能夠直接幫助國家達到目標數值。對此,歐盟將產業分為內需型產業(domestically oriented sectors)、能源密集重工業產業(internationally operating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y)與電力產業(power sector),特定的產業別都有各自適用的計算規則。

首先,內需型產業是「以人均碳排原則(equal emissions per capita)」為基礎,要求各國的家戶、服務業、輕工業,以及農業和交通組成之產業單位,其人均碳排量必須在2030年前,降至歐盟對國際允諾之標準(如後表1,協議版本是減緩10%,最終版本是8%)。有趣的是,誠如暖化效應的相應衝擊是一種系統風險(systemic risk),它失控後的後果可能是連鎖的,或是與其它議題有加乘、外溢的效果,因此,這種民生型經濟的碳排權邏輯上應該要累進計算,以符合威脅加劇時的模型。但為了保障北歐國家氣候不利條件, 《京都議定書》承諾期中的各國內需產業碳排權改以一般線性程式來執行,作為一種特別贈款,使高緯度國家耗電量在寒冬時公平地得到修正。

其次,能源密集重工業產業(internationally operating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y)則以「所有歐盟國家的工業能源增長率及改善率是一致」的假定,來檢視現有的產業結構。學者Ringius指出這類產業別過往曾強烈反對歐盟執委會規範之能源碳稅測量模型,並抗爭成功,也獲得免稅的待遇。毋寧,它們的減碳量是基於各國利益團體發聲的政治因素而被刻意獨立計算。在利益折衝最劇烈的產業別並未論及公平原則,而是採用一切如舊的做法。這樣的好處是不會衝擊國家內部的能源產業運作,有利於減碳政策施行時的社會穩定,但這些產業就只能透過市場機制進行淘汰,減碳效果也有限。不同於前述兩者,BSA對電力產業(power sector)的算法更為細緻,不僅涵蓋了可再生能源、電熱合一產業之最低額度,也限制石油、天然氣的用量,以及各國每年整體電力消耗的增長,多數凝聚國家使用清潔能源還能獲得額外津貼。最後再建立完整、彈性的碳交易(EU-ETS)制度,透過能源市場自由化來緩和對非凝聚國家的經濟負擔。

總的來說,歐盟「總量管制與交易原則」(cap and the trade principle)為減碳合作奠立良好基礎,境內的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更締造市場競爭環境,淡化初始責任分配的落差與衝突。[12]然而,三聯模式能否達到真正的公平?在這一階段,歐盟內還是存在責任不均,歐洲內部報告都顯示,瑞典、比利時、荷蘭、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合作成本較高,德國、英國及法國則相對獲益為多。[13]換句話說,區域責任的差異性顯而易見,事實上,這樣的現象愈嚴重,限制減量目標的阻力也就越大,因此第二階段的NAPs成為合作能否得以繼續的關鍵。

  1. 「國家核配計畫」(National Allocation Plans, NAPs

確立完三聯產業的標準公式,各國必須提交NAPs進行審核(類似如今《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PA〕要求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若以結果論,這個階段大幅調整了成員國的踐行義務。究竟各國應該提交多少目標?左右這項國內賽局至少存在以下幾個變數:

  1. 減碳成本的多寡(包含經濟損失、配合NAPs訂立新法後的法規調和等問題);
  2. 影響國家發展的政策決定者(decision makers)及主要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s)意向;
  3. 一國對歐盟暖化合作賽局誠信上的認知;
  4. 承上;制度無法監督時,他國假使違約,不遵約程序(non-compliance procedures, NCPs)設計如何完善的疑慮。[14]

國際合作中,儘管這些行為者因為各種理由(國家脆弱度、產業結構或歷史經驗)對暖化議題偏好順序有所高低,但只要國民能造成執政者的壓力,具備關切環境(或暖化議題)民意的國家,相較於人民不重視氣候政策者,成功推展減碳政策的意願更高。放入歐盟的框架討論,最具觀察代表性的即為「責任分配協議」BSA。

質言之,即使一國(無論短期或長期)對暖化治理的成效與利益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崇尚綠色生活、對自然友善的公眾聲浪愈強,愈容易促使領導人加快合作進程。但矛盾的是,上述這些願意負擔減碳成本的企業與家戶,可能願意多花費一些成本購買乾淨能源,卻依舊不樂見一些能夠減碳卻涉及高風險爭議的特定政策(例如:核能存廢)被頒布。[15]

面對上述現象,國內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就扮演重要催化劑。這些組織反映公眾不同的需求與聲音,主要可分為「商業利益」導向的遊說團體與「環境利益」導向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兩類,他們對BSA存有相異的理解與需求。由於商業行為必得劃入特定國家管轄,所以商業團體關注的多半是各國BSA的義務分配孰多孰少、是否存在嚴謹機制以杜絕詐欺等相關問題;後者在乎的卻是歐盟在國際場域能否發揮主導角色、能否說服歐盟境外的他國參與暖化合作。一言以蔽之,執政黨(或執政聯盟)在三聯產業標準時被要求的減碳目標,以及國內利益相互關係人如何看待暖化風險,都容易左右一國上呈NAPs的結果。

二、BSA下的權力競逐

事實上,歐盟-BSA是被《京都議定書》所催生的一項建制,目的是設計一套得以符合(歐盟內部所認定)平等原則之減碳協議。為了在COP3對美國、日本、加拿大與澳洲等附件一國家施加政治壓力,並說服他們認同《京都議定書》的目標(與相應的制度設計),BSA確實發揮示範性的作用,這也讓歐盟在國際氣候談判的場域擁有更多成功經驗,獲得更多代表北方國家的話語權。從前述討論細看,BSA與《京都議定書》產出過程並不全然相同,相異之處在於,COP談判過程中少有締約方提出計算碳排時的特殊豁免(甚至被採納),但歐盟的斯堪地那維亞地區就主張以先天不利的地理條件,要求更改計算公式,最終得到對自身有利的分配額度。相似之處是,超國家層次的氣候合作框架下,開發中國家口徑一致地要求統一後重工業崛起的德國必須為歐盟忠實承擔更多義務,這樣的境內南北衝突可說是國際多邊談判的再製。

本文試觀察1997年3月(前《京都議定書》版本)與1998年春季(後《京都議定書》版本)產出的BSA,發現以下幾個現象:

一,國際談判壓力間接影響凝聚國家:以國家目標、前《京都議定書》版本來看,凝聚國家(奧地利、比利時、丹麥、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與英國)提出的國家目標(NAPs)送到BSA的談判桌上時,全部被要求負擔更多減碳額度(如德國從減少20%被調整為減少25%),這個現象反映了國際社會(包含歐盟 本身)引頸期待《京都議定書》出台的壓力,間接反映在BSA談判結果上,基於這些凝聚國家過去的工業背景,最後的減碳義務被分配到遠高於自行提出的國家目標,無疑也削弱了它們國家在減碳合作上的相對權力。

二,東道主現象:當年負責BSA議程設定的歐盟執委會主席國(前《京都議定書》版本時為荷蘭,後《京都議定書》版本時為英國)都分配了相對較大的份額。[16]這個東道主現象與制定《京都議定書》時的日本一致,該政府當初只設定接受5%的減排底線,卻因為歐、美等談判方接受更高減排目標,最終難以拒絕6%的要求。[17]

三,經過兩個版本交叉比對可以發現,各國的後《京都議定書》版本扣除前《京都議定書》版本後(Difference),多數凝聚國家(除了英國)明顯存在比非凝聚國家更高的數值差異,同時非凝聚/凝聚國家之間的落差也明顯變小。也就是說,《京都議定書》前後的BSA義務從追求發展程度、減災能力評估的實質平等分配,逐漸轉向成各國統一減碳定量的主權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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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京都議定書前後兩項BSA的各國減碳義務(單位:%) | 作者提供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拘束力的《京都議定書》出台是BSA原則改變的重要轉捩點,否則如果真的有心減碳,即使歐盟在《京都議定書》談判後,從10%減少為8%,奧地利等國減碳承諾應該要不變(至少不該低於歐盟整體被減少的2%額度),但幅度為什麼改變這麼大?

除了前述提到的,前《京都議定書》版本對凝聚國這家本就不「公平」,所以既然國際全球談判最終結果比預設的額度還低,自然要分還給各國,但這還不足以解釋這樣大的差距。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這個基於平等原則導致的巨大落差,一旦必須服膺於國際社會具有約束力的一紙條約,而不僅止於歐盟境內條約層次,勢必會造成受較大影響的廠商反對,且尚無法透過彈性設計的碳交易制度來消弭其憤懣。進一步追根究柢,歐洲國家(特別是凝聚國家)願意接受前《京都議定書》版本,或許已經企圖對境外他國操作國際貿易中不當的碳轉移,[18]因為已開發國家若將高碳排量的生產線移到開發中國家的某些城市,然後再透過國際貿易將這些商品進口回已開發國家的城市,那麼我們對歐盟的減碳實績怕是也該存有質疑,因為它們還是大量使用高碳排的商品。

伍、結論

持平觀之,歐盟能在形式上成功談判出一個義務門檻頗高,且違約率很低的氣候協議,是因為其在制度設計上,NAPs的概念相似於COP15以降才被提倡的NDCs。兩者設計均考量會員或締約方,同時能顧及各方地理條件優劣、減災能力的良窳,以及利益團體相互溝通後的結果。就執行面來說, BSA與《京都議定書》皆是具有拘束力的法律,但相比於《京都議定書》可以隨時退出,在暖化行動上完全置身事外,即使表面合作也不易實踐,BSA在歐盟架構中卻更有落實的潛力,因為歐盟是目前全球整合程度最高的超國家組織,環境安全、貿易自由等議題都容易相互外溢、彼此連動,制裁與監督的機制更為多元,所以對合作方而言,公共財悲劇較不易發生,因為國家間詐欺的成本太高。

同時,三聯產業標準是由歐盟公認的科學機構所提出,公式、模型產出公開透明,這種公信力減少了各國間對於「科學不中立」、「偏袒特定國家(特定利益產業)」的疑慮,且複雜的產業部門避開爭議採用舊制,自身就能大致估算會被分配義務數值,不至於會上繳太過目標太過敷衍的NAPs,有助談判過程更加順利。

總的來說,BSA是藉由共有職權與規範的制度,基於繼往的合作架構互信下才得以推展。從凝聚國家的視角來看,為了使歐盟在COP代表已開發世界,掌握更多話語權,減碳承諾卻相對吃重,也因此,歐盟權力競逐透過國際貿易延伸到境外,同時外溢到其他議題。但不可忽略的成功因素是,前言所提的經濟發展、脆弱度等背景,歐盟都比全球層次的落差還小,因此目前若想複製三聯產業的計算標準到全球層次,可能使小島國家需要贈款、開發中國家需要更多豁免,談判反而更冗長而成效不彰,而其他區域想要效仿該戰略,除非同樣具備環境共享職權的整合條件,否則也不甚樂觀。


註解

  1. Lewis, Nicholas, and Judith A. Curry, “The Implications for Climate Sensitivity of AR5 Forcing and Heat Uptake Estimates,’’ Climate Dynamics, Vol. 45, No.3 (2015):1009~1023.
  2. 郭映庭,「跨境大氣治理成敗因素之探析」,全球政治評論,第63期,頁116。
  3. 全球抗暖合作是指以《氣候變遷框架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與《京都議定書》(the Kyoto Protocol, 《京都議定書》)所架構出的氣候變遷建制。
  4. Thomas Nagel, “The Problem of Global Justic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33, No.2 (2005):113~147.
  5. 但這種規範性的原則存在很大的解釋空間,南北國家目前都無法詳細定義嚴謹的意涵與規則,在實踐上,各締約方在談判桌上的角力競爭才是責任如何分配的關鍵。
  6. 假使一項特定的全球性議題決定採用多邊主義解決時,依循普遍化原則(principle of universalization),該建制必須提供一套「通則性的行為準則」 (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來確保主權國家合作義務是無差異的(non-difference),且在所有合作方遵約的前提下,得以預期到擴散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報償。 但這項國際合作必須有一套得以化解詐欺(cheating)困局的有效監督機制,且要得到合作方彼此無異議的責任分配,否則就會形成治理上的「囚徒困境」(prison’s dilemma)。
  7. Zickfeld, K., & Herrington, T. (2015). The Time Lag between a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and Maximum Warming Increases with the Size of the Emissio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Vol.10, No. 3, 031001.
  8. Schmidt, T.F.N. and Koschel, H.,”Climate Change Policy and Burden Shar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 Applying Alternative Equity Rules to a CGE-Framework,” ZEW Discussion Paper,No.98-12(1998).
  9. 其概念是維持總排放量不變,而不限制特定排放締約方的排放量,藉此提高會員國的協商空間,這概念以《京都議定書》的第四條規定為本,《京都議定書》接受以歐盟為整體的共同排放目標,並由內部重新分配。請參考此連結
  10. 簽署者應超過55個以上UNFCCC締約國,且合計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至少占UNFCCC附件一國家1990年總量之55%。
  11. 洪德欽,「氣候變遷與歐美政策回應專題緒論」,歐美研究,第43卷第1期(2013年),頁1~25。Skjærseth, Jon Birger, and Jørgen Wettestad.,”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歐盟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9, No.2 (2009): 101~122.
  12. Sijm, J. P. M., et al. "Options for post-2012 歐盟 burden sharing and 歐盟 ETS Allocation." Netherlands Research Programme on Scientific Assessment and Policy Analysis for Climate Change, WABReport, 500102-9 (2007).
  13. 這裡可以理解為歐盟本身幫助各成員國遵守BSA的途徑與能力,包含規則、程序、監督報告、爭端解決機制與不遵約機制等。
  14. 林國賓,「核能不再是最愛」,工商時報,2012年2月19日。
  15. 歐盟執委會主席國負責運行歐盟理事會,由歐洲聯盟的成員國之間輪任,每六個月為一任。主席任期內由一國政府承擔工作,並且以三重組合(以三個任期為一組)分享共同的政治方案,以合力提供連續性。
  16. 陳剛,「京都議定書與集體行動邏輯」,國際政治科學,第2期(2006 年),頁107。
  17. James Lovelock Labels Europe's Carbon Trading Scheme a “scam”, The Guardian,2009/3/10.

參考資料

(一)書籍

  • Aidt, Toke, and Sandra Greiner, Sharing the Climate Policy Burden in the EU, (2002)
  • Baldwin, David A.,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二)期刊

  • 郭映庭,「跨境大氣治理成敗因素之探析」,全球政治評論,第63期,頁97-119。
  • 洪德欽,「氣候變遷與歐美政策回應專題緒論」,歐美研究,第43卷第1期(2013年),頁1~25。
  • 陳剛,「京都議定書與集體行動邏輯」,國際政治科學,第2期(2006 年),頁85~112。
  • 王啟明、李玫憲,「歐盟氣候治理中的責任分享問題—利益與規範的整合性分析」,國家發展研究,第13卷第2期(2014年),頁80。
  • Lewis, Nicholas, and Judith A. Curry, “The Implications for Climate Sensitivity of AR5 Forcing and Heat Uptake Estimates,’’ Climate Dynamics vol. 45, No.3 (2015): 1009~1023.
  • Nagel, Thomas, “The Problem of Global Justic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33, No.2(2005): 113~147.
  • Schmidt, T.F.N. and Koschel, Henrike,” Climate Change Policy and Burden Shar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 Applying Alternative Equity Rules to a CGE-Framework,” ZEW Discussion Paper, Vol. 98, No.12(1998).
  • Skjærseth, Jon Birger, and Jørgen Wettestad,”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9, No.2 (2009): 101~122.
  • John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 (Summer, 1992):561~598.

(三)網路資料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