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社會支持系統的外籍父母,造就了非本國籍兒童受虐悲歌

缺乏社會支持系統的外籍父母,造就了非本國籍兒童受虐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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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個案件中印尼籍的兒童,因為其雙親為失聯移工,其實際上無法享受台灣所宣示的兒童權利保障。這樣的困境,並非規範面的兒童權利無法涵蓋這個孩子,而是來自移工的支持系統的匱乏。

近日發生一起印尼籍非本國籍兒童受虐致死的案件,一對印尼籍失聯移工伴侶生下男嬰後,交由同為失聯移工的印尼籍女性友人進行照顧。幾日後,男嬰母親發現男嬰受虐,送醫後傷重去世。

什麼是非本國籍兒童?

非本國籍兒童泛指所有非本國籍人士在台灣停留期間所生且未滿18歲的孩子。一般而言,外籍人士如外籍學生或外籍移工等,只要具有合法居留身分,並且在子女出生後為其辦理身份證明文件,這些兒童即可在台灣合法居留,享有生存、教育及醫療等權利保障,原則上與本國藉兒童相同。

然而,因台灣在國籍認定上採屬人主義,也就是依據雙親所歸屬之國籍,判定其子女國籍之歸屬,而非依據兒童出生地判定國籍歸屬之屬地主義。這樣的狀況下,部分兒童因為其母親於醫療院所生產,其雙親持有醫療院所開立之出生證明及相關通報記錄,所以可判定歸屬母親或雙親其中一方之國籍。若部分外籍人士因故或意外原因,沒有為其子女向各該所屬駐台辦事處館申辦身分證明文件並且向台灣政府申辦居留證,這些孩子就會暫時處於國籍身份不明且非法居留的狀態,但仍然可經由補辦身分證明文件進一步確定這些孩子的國籍歸屬,並爭取合法居留的身份。

然而,少部分兒童因其母親並未在醫療院所生產,可能獨自在家或是其他不可知之場所將其產下,導致這些兒童因為缺乏出生證明與醫院通報記錄,無法辦理身份證明文件,即便母親主張孩子為其所出,也難以判定與其母親的血緣關係,而被視為無國籍兒童,必須先經由DNA親子鑑定等科學方法,確定與雙親的血緣關係。

新聞中的印尼籍非本國籍兒童受虐致死,讓人十分心疼,但是台灣作為將兒童權利公約內國法化的國家,理應對於所有國籍乃至無國籍兒童一視同仁,確保其生存與健康等等的權利,但為何悲劇不斷發生?

因父母身分而被懲罰的兒童

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條,兒童不分國籍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保障,也就是政府有義務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兒童會因為非屬於該國國籍而受到不利對待,或冷漠看待其生存與成長需求,甚至政府應該積極提供這些孩子所需的必要協助;同時這樣的保障不會因為其父母與家族的身分而受到影響。

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條

  1. 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確保其管轄範圍內之每一兒童均享有此等權利,不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主張、國籍、族裔或社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出生或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視。
  2.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得到保護,免於因兒童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之身分、行為、意見或信念之關係而遭受到一切形式之歧視或懲罰。

但是這個案件中印尼籍的兒童,因為其雙親為失聯移工,其實際上無法享受台灣所宣示的兒童權利保障。這樣的困境,並非規範面的兒童權利無法涵蓋這個孩子,而是來自移工的支持系統的匱乏。台灣農業、製造業與建築業需要大量且廉價勞動力,而外籍移工長期支持這些產業的發展。但是台灣在引入外籍移工的同時,政府卻沒有即時建立外籍移工在生活、社會乃至文化面的支持系統。其中女性移工在這當中受影響更是深遠。

缺乏支持系統的外籍父母,造就兒童的困境

女性移工在面對低薪以及無法自由轉換雇主等惡劣的勞動條件時,不僅缺乏協商的資本,也缺乏對台灣勞動規範的認相關知識與能動性。女性外籍移工不像台灣女性擁有親友的支持網絡,對於轉換雇主時的經濟損失,可以經由這樣的人際網絡分散或轉移經濟上的匱乏。對女性的外籍移工來說,轉換雇主是被動受限於雇主,得由雇主提出無法勝任工作,或者積極證明雇主對移工有違法或不當的對待,移工才有機會轉換雇主。處於雇主與移工的權力關係不對等的狀態,女性移工不僅可能面臨不人道的勞動虐待,性騷擾、性剝削甚至面臨性暴力的威脅而無法積極主張,甚至可能在非預期懷孕與生產的狀態下,面臨被雇主單方面解雇或是直接通報失聯的風險。

一旦因為各種原因而成為失聯移工的外籍女性,不僅僅喪失使用健保的資格,也面臨移民署專勤隊與警察的查緝與茲擾。這個狀態下,失聯移工在生存與健康方面面臨許多風險。失聯移工失去工作,被迫轉往非法雇主與仲介提供之工作,其中薪資有時更為低廉,如因生病而必須就醫,勢必得全額自費付出一大筆的醫療費用。因此,許多移工盡可能避免到醫療院所接受醫療,或是選擇延遲就醫;同時,龐大的醫療費用,可能排擠他們生活所需的其他費用。有時,失聯移工的延遲就醫,更導致健康狀況的惡化,反而需要付出更高額的醫療費用,更造成收入減少等經濟上的損失,而陷入惡性循環。

不僅如此,失聯移工還會擔心就醫時若其非法居留的身份暴露,他們將面臨移民署專勤隊與警察的查緝。如果是女性移工懷孕而生產,還會被逕行通報並且與移民署出入境系統進行身份勾稽。當這些女性移工因為各種原因不敢尋求協助,不僅是移工母親無法獲得醫療協助,其自身的生命與健康權利受到損害;這些孩子跟著母親也等同受到懲罰,有系統地被排除在政府提供的權利保障之外。而這些孩子比大人更脆弱,更難以抵抗疾病的侵襲、飢餓或是營養不良,最終使得身體受損,甚至失去生命。

合法移工也有同樣的困境

這個令人傷心的事件發生在失聯移工當中,但是我們很可能在合法移工當中看見,如果我們無法提供外籍移工穩定的社會支持,這樣的事件將會不斷重新發生。即便雙親都是合法居留的外籍移工,他們的孩子同樣處於極高的生存與健康的風險。前面提及,外籍移工整體而言缺乏親友的支持系統。因此,即便部分移工與雇主的關係十分友好與穩定,勞動條件與休假安排都符合勞動法規範,甚至這些他們的孩子也沒有因為父母的身分而被醫療系統所排除,但是對於這些移工來說,針對子女托育與教養仍然十分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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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統計,2000至2014年全台第2型糖尿病人口由84萬人逐步上升至220萬人,且以每年約15萬人的速度持續增加。若以此成長趨勢來看,保守估計台灣目前糖尿病人口約有250-300萬人左右,數量相當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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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想要減少健保負擔,及早介入糖尿病患用藥與治療,避免血糖失控引起後續共病的發生非常重要。李弘元醫師指出,「近年來國際上對於糖尿病治療觀念有大幅度的轉變,不再是單純控制血糖,更要盡早保護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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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腸泌素在臨床益處顯而易見,可受到健保財務吃緊,2019年起健保給付限縮影響,目前國內腸泌素健保給付僅限於糖化血色素達到8.5%,且時間持續長達6個月;或已發生如心肌梗塞、缺血性腦中風等重大心血管疾病者。

但因為多數醫師不會眼睜睜看著病人血糖持續居高不下,大部分在糖化血色素超標但未達8.5%之前就會調整藥物,導致健保給付門檻和臨床狀況有極大落差,使糖友們看得到卻用不到。

糖化血色素換算平均血糖值

  • 正常血糖控制目標:空腹血糖130 mg/dL、餐後血糖160-180 mg/dL、糖化血色素7%以下(根據不同年紀與臨床狀況,控制目標會有些微差異)。
  • 糖化血色素8.5%時:平均血糖在200 mg/dL以上,相當於空腹血糖接近200 mg/dL、餐後血糖250-260mg/dL,而這樣的數值離建議目標有一段距離。

李弘元醫師指出,如不符合上述健保給付標準者須自費使用腸泌素,每個月平均要花上3000至4000元的藥物支出,還不含門診掛號、診療、照護等相關費用,長期累積下來金額相當可觀。

因此在現行健保給付條件下,造成很多糖友即使血糖控制不佳,卻因經濟不允許,無法及早使用腸泌素治療,進一步增加衍生心腎共病的風險。此一結果不僅對糖友病情控制是一大打擊,長期也反而更無助於降低整體健保財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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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此一現況,李弘元醫師強調,雖然他認同為維持台灣醫療體系長久運作,健保財務考量有其必要性。但就長遠目標來看,腸泌素現有的健保給付標準不僅在臨床實務上有違常理,更不符合國際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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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李弘元醫師表示,根據糖尿病學會與醫療經濟學專家的計算數據顯示,若能將腸泌素給付標準從糖化血色素8.5%下修到7.5%,雖然短期內藥費支出會增加,但在第三年起即可因減少重大心腎併發症支出,減輕約2300萬點健保支出,相當於前兩年增加藥費支出的總和;且於第四年與第五年分別可節省約6800萬與1億2400萬點,長期下來,有望減少的健保支出花費將相當可觀。

總結來說,如未來相關單位有機會放寬給付標準,幫助糖友盡早使用腸泌素介入治療,不僅有助節省健保開銷,對糖友來說也有器官保護、降低死亡率的益處,是患者與社會皆能受惠的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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