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崐萁用公帑「聘」花蓮記者收集輿情,多名記者已請辭

傅崐萁用公帑「聘」花蓮記者收集輿情,多名記者已請辭
Photo credit: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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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媒體工作者的方儉表示,或許這些「花蓮記者」只是系統下的受害者,當社會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他們,就像普悠瑪翻車,大家第一時間都指向司機人為疏忽肇事一樣。媒體應該做的不是叫記者走人,而是建立「保護記者」的制度。

花蓮縣前縣長傅崐萁昨日(19)遭到揭露涉嫌用公家預算,以「106年縣政宣導影片素材資料庫蒐集建立」採購案為名義,發包給多名駐地記者,從14~28萬不等25個標案總額五百多萬元。消息曝光後,被點名的記者多人請辭。不過,這真的只是「花蓮記者」的錯嗎?

花蓮縣前縣長傅崐萁9月底因合機炒股案入獄服刑。縣府內部才發現106、107年連續兩年度的標案早就結案,依法應在結案30天內上網公告卻未上網,檢察官出身的代理縣長蔡碧仲團隊上任後,新任處長謝明宏主動發現這批標案沒有上網,就主動報告並且公佈。

《鏡週刊》報導,在傅崑萁入獄半個月後,「政府電子採購網」10月中旬公開一批傅任內決標、名為「106年縣政宣導影片素材資料庫蒐集建立」的採購案,25個政府標案總計546萬餘元,都是縣政府公家預算。

有別於一般政府執行媒體採購案由媒體或公關公司投標,這批縣府標案幾乎全由花蓮在地記者以個人(自然人)身分得標,標案名稱更直接寫上記者名字。(依照採購法確實可以針對「委託在專業領域具領先地位之自然人」進行勞務採購,並未違法)

「政府電子採購網」資料顯示,這些標案採限制性招標,決標日期分兩批,第一批介於去年10月25日到11月15日,每案從14萬到17.6萬元不等,履約期限到去年12月31日;第二批今年1月11日到23日決標,每案金額28萬到28.3萬元不等,履約期限到今年6月30日。不少記者連續兩批都得標,在短短7、8個月內,單一個記者最多可從縣府獲得45.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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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截圖自政府電子採購網

而《鏡週刊》獨家取得標案細目中,文字記者第一批約2個月繳6篇「施政文章」、照片30張,另要交3份「成果報告」,第二批半年繳18篇、照片60張,每篇約1500到2000字之間、含圖表。電視記者則被要求拍攝機關各項施政、重大活動及行銷活動等影片,第一批交3片,第二批交6片,每片須10分鐘以上。

報導中還指出,以傅崐萁重要幕僚、時任花蓮縣政府副祕書長謝公秉去年底與記者對談的錄音檔中,謝公秉還以傅崐萁即將卸任為由,開出每月5萬元報酬,希望記者幫忙私下蒐集輿情,內容不用公開寫成報導,只要每月回繳一篇分析採訪,協助「真實掌握」地方脈動即可,還強調只有「只有你知、我知,還有處長(時任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長林金虎)」。

官員更明白告知,輿情調查甚至連光碟都不用繳,只要每月去找林金虎或謝公秉,跟他們回報「輿情」即可,就可按月支領5萬,一年可領到60萬元。

而謝公秉受訪回應「我沒有負責標案、數字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跟記者熟才會告訴記者,若肯來幫忙,還是要給一點工本費,標案細節和經費則是縣府行政暨研考處以及新聞科去處理的。謝公秉說,當初構想是希望了解施政哪處有死角,才藉由媒體去觀察,因為由官方單位了解可能無法得到真實民情,所以才會找媒體幫忙了解「輿情」。

不過,《自由時報》報導,花蓮縣長室聲明指出,縣府調查發現,包括「縣政宣導影片素材資料庫蒐集建立採購」與「縣政宣導平面素材資料庫蒐集建立採購」兩案,皆由時任縣府副秘書長謝公秉會核意見及簽章,絕非所謂「我沒負責標案」。

此外,花蓮縣政府新聞科一度回應指出:

一、輿情蒐集本來就是每個縣市政府重視且必須做的事。

二、記者媒體是最直接接觸到民眾的,我們只是透過與媒體間簽訂勞務契約,由媒體取得輿情,取得了之後,我們每一案都慎重的對待,並上呈給決策者做為施政的參考,記者也不會因為參與了這樣的勞務採購案而對縣府的任何報導有所偏頗。

三、縣府公務預算只會透過合法的採購程序進行,與個人簽訂勞務採購契約本來就是常態,就像請師傅來修剪花木、進行環境整潔一樣簡單的道理,並無不法。

但蔡碧仲後來受訪說,新聞科的發言內容不恰當,是新聞科黃姓科長在未經縣長室最後確認前,自行發出回應的「個人的回應」,不代表縣府看法。

立委段宜康昨天進一步在臉書上公佈「被包養」記者名單,包括聯合報、更生日報、花蓮電子報、中視、台視、三立、民視、東森、年代、TVBS、壹電視、中天、原民台與客家台等14家媒體、15位記者。並要求法務部、工程會、NCC等相關部門調查。

曾任檢察官、25日即將卸任的代理縣長蔡碧仲則指出,被「勞務採購」的媒體記者,背後都有公司,記者瞞著公司私下接受勞務採購,「利用公司資源謀取私人利益」,很可能涉嫌刑法「背信罪」。蔡碧仲也說,媒體勞務採購沒有依法在決標後30天上網公告,這部份是縣府新聞科人員有責任,後續也該調查追究。

《蘋果日報》進一步追蹤報導,聯合報的花蓮記者徐庭揚接受有酬的勞務給付,有違報社內部規範,已自請辭職。客家電視台也說花蓮駐地記者張國興已請辭。東森的花蓮駐地記者蕭可正已自行請辭。台視也回應,經查證屬實,花蓮駐地記者吳采鴻自請辭職。民視說花蓮駐地記者吳政諺已停職。原住民電視台表示,已暫停花蓮駐地記者鄭志貴職務。TVBS則表示,名單上的曾萬昌非TVBS記者。三立、中天、年代則表示「正在了解。」壹電視指出,內部調查中,暫不回應。中視則聲稱沒有花蓮駐地記者。

另外,取得標案的花蓮電子報記者黃宣寓則表示,本身屬自營媒體,一切程序都合法。更生日報記者何國豐則說,此事對自己不會有什麼影響。台視記者吳采鴻也認為,這只是一個勞務關係而已。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昨天發表聲明,指出相關記者嚴重違犯記協的「新聞倫理公約」,包含「新聞工作者應拒絕採訪對象的收買或威脅」、「新聞工作者不得利用職務牟取不當利益或脅迫他人」、「新聞工作者不得兼任與本職相衝突的職務或從事此類事業,並應該迴避和本身利益相關的編採任務」,此行為已重創新聞專業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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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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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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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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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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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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