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將不再天然純潔？中國「基因編輯嬰兒」的多層次倫理學爭議

文：何邊書

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爭議不斷，主角中國科學家賀建奎最近還入選了《自然》十大年度人物。

雖然有人為中國科學家賀建奎辯護，認為他「只是缺少幾張紙而已。」其實，沒有走正常完整的審查程序，就是科研和醫學規範上的錯誤。賀可能還牽涉到造假與欺騙等行為（因為沒有一個「合作機構」承認與之有關）。賀沒有先把科技成果按照常規，交予同行評議，而率先把未經獨立核實的結果通過新聞稿發出，這也違反了科學界的慣例。在法律、法規、慣例之外，他也涉嫌在多個層次上違反倫理規範或涉及倫理爭議

在最基本的醫學倫理層次

醫學實踐通常有幾方面的倫理要求：自願、知情、符合病人最大利益、無惡意、公平正義等。賀至少違反了三項。

雖然參加試驗者都簽了《知情書》，賀及其團隊很可能沒有充分滿足知情權的要求。一名賀建奎的團隊試圖招募的HIV感染者稱沒有被告知「這項技術是禁止應用在人類胚胎之上的。」

在是否符合病人最大利益方面也可疑。賀招募的是男性有愛滋病，女性健康的夫婦。如果利用體外受精技術加上「洗精」，後代沒有染上愛滋病的危險。換言之，在這個案件中，基因編輯根本不需要，反而帶來額外的風險。這顯然不符合病人的利益。

在科學上，這個試驗也沒有必要非找這樣的愛滋病人群不可。賀這樣做，純粹是利用經濟上對病人的誘惑，病人希望用體外受精再用試管嬰兒的方式產子，卻難以負擔費用，於是當試驗品而換取免費的試管嬰兒。基因編輯是賀要試驗的科技，對病人來說卻只是「附帶」的項目，兩者錯位。這和試驗新藥時，病人為了治愈某種病而免費試驗這種藥，病人的利益和試驗目的一致的情況，截然不同。這很顯然是為了「搶頭條」和商業利益的考慮，故賀的行為也牽涉到「惡意」的成分。

有人認為這屬於HIV治療領域的「預防性治療」（Treatment as prevention，TasP）。其實，HIV領域的TasP有特定的涵義：愛滋病攜帶者即便不發病也應該定期服藥，把體内的HIV控制在檢測不到的水平，這樣可以極大限度地降低傳染給性伴侶的風險。它與賀的試驗毫不相干。

深入一層，細化到「人體試驗」和「胚胎試驗」層次

涉及的爭議更多。人體試驗和胚胎試驗的必要性和風險都必須得到合適的評估（這就是為何要走程序的原因）。

在CRISPR技術（賀採用的技術）發展後，基因編輯已頗為「實驗室」成熟，意思是實驗技術已常規化，但成功率中等。如果拿10隻動物做實驗，有3－4隻是成功的。對實驗動物來說沒有關係，挑出「好」的就可以了；但你無法把不成功的人「處理掉」。如前所述，它在動物體細胞、動物生殖細胞、人類體細胞中都有不錯的成功率。即便在人的生殖細胞也曾試驗過。2015年的一項中國科學家的研究，就在人的生殖細胞中進行。賀的成功（現在沒有人能驗證）同樣用了很多受精卵做試驗，挑出「好」的胚胎，再植入母體生出來。這樣的「成功」在技術上難度不大。

中國規定，胚胎試驗不能超過14天，也就是說在14日内的胚胎可以「處理掉」（不視為人）。上面說的2015年的實驗用的是「三核」受精卵，注定不能發育為胚胎，當時已經引起不小的爭議。如果賀單純是為了試驗能否在正常的受精卵中編輯，大可侷限在14天内的胚胎，能發育到胚胎已經進了一步，沒有必要一步到位到基因編輯嬰兒。

退一步說，即便他要一個「基因編輯嬰兒」，也沒有必要把那個沒有編輯成功的胚胎植入子宮。從試驗角度，她是一個「失敗的實驗品」。為防範其他風險，應在14天前「處理」掉。賀這樣做的目的不明，或者這是出於「對照實驗」的考慮，或者這是給實驗者「買一送一」。如果是後者，他應該給那對夫婦送一個常規的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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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入一層到基因編輯的倫理爭議層次

在被實驗者個人的角度，基因編輯有一定的風險，即有機率「脫靶」（off-target），即本來要編輯目標基因，實際上可能編輯掉其他基因。至於什麽基因被編輯了，如果試驗沒有額外設計，可能永遠也不知道。它很可能編輯了用處不大的基因，也可能編輯掉一個用處很大的基因。脫靶的情況令那個「失敗的試驗品」面對的風險比成功的那個大很多。（即便是「成功」的那個，也不能排除「脫靶」的可能，因為注射到卵細胞中的不止一個CRISPR分子。）雖然賀承諾，會一直監控兩人的健康情況，但她們（尤其是「失敗的」那個）萬一有事的話，難道就可以輕易補償嗎？無論如何，讓這個「失敗的試驗品」出世，這比所謂「成功的實驗品」更加不堪。

編輯基因的倫理更牽涉到是基因治療還是增強基因的問題。目前所有的基因治療案例，顧名思義都是「治療」，即有病或者帶有嚴重的遺傳病基因才應用。正如前面論述，這個女嬰本來是沒有病的，也沒有攜帶遺傳病基因，不存在治療的問題。因此，這屬於基因增強的爭議範疇（gene enhancement），即通過編輯基因增強人體的能力（包括免疫力）。

再深入一層，風險和基因增強的爭議

此事在編輯生殖細胞的倫理學中更為嚴重：因為生殖細胞的基因能在人類社會一代一代地一直流傳下去（除非這兩個女嬰沒有後代）。正如1994年，在日本犬山的一個會議中，科學家發表的「犬山聲明」（The Declaration of Inuyama）中提及，在進行人體生殖細胞的基因修改之前，無論是治療目的還是預防目的，其安全性都必須完善，因為改變生殖細胞會影響病人的後代。有時候，基因改造的生物風險可能在第一代中沒有表現出來，但在第二代或第三代中表現，這加大了風險。